民族主义与国家利益

兴许是这些年来的意识形态斗争让很多人都神经紧张起来了，不管看见什么，第一反应都是先帖上标签。似乎不帖标签，就无法讨论问题。所以，《中国不高兴》一面世就马上被贴上了民族主义的标签。即使几个作者百般剖白、辩解，民族主义这顶大帽子还是稳稳当当地扣在了《中国不高兴》头上。而扣帽子总是与打板子接踵而至的，帽子戴稳当了，接着便是主流媒体上落下的雨点般的打向它的板子。

坦率说，我并不认为《中国不高兴》是一本质量有多高的书。恰恰相反，因为《中国不高兴》的几位作者都有个人博客，而且我经常浏览，被收入这本书的文章在如果放在他们的博客上也许并不算什么特别出格的文字，至少我认为，他们的博客上的许多文章都远比这些文章要更精彩，更具时代穿透力。但在这本书遭到围攻的当口，讨论这本书的水平如何是不合时宜的。比这本书的思想水平更重要的是，围绕这本书引发的讨论，还有这本书所提出的问题。

这本书的作者之一王小东在回答《新京报》记者访谈的时候，曾经说过，他们在这本书里原本提的“内修人权，外争族权”，是出版商在出版时才在书的腰封上将这个说法改成了“内修公正，外争族权”。而且，照王小东自己的说法，这个提法他在十多年前就已经提出来了，现在也没变。

王小东没变，但时代变了。在1990年代的思想背景下，人权曾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围绕这个概念，曾经引发过诸多讨论。在这些讨论中，最重要的当然非“主权高于人权”还是“人权高于主权”莫属。但在今天，人权与主权到底谁优先这个问题显然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人权与主权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是民主党在美国执政的时候，而民主党的一个众所周知的民主党特色就是喜欢就民主、自由与人权的问题在文字上计较，以此攻击别的国家。但意识形态上的作秀并没有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实用主义取向。正是在克林顿担任美国总统的那几年，一边是美国每年都要例行公事般地在人权问题上指责中国，而另一边却是中美贸易规模的稳步增长。虽然保守党以在意识形态上的坚定著称，但在布什担任总统的八年里，美国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显然没有没有克林顿时期那么关心了。

另一方面，应该归功于施密特2000年以来在中国的大行其道。通过施密特，曾经的公共讨论的热衷参与者都明白了一个道理，重要的不是与文字上的对手讨论到底是人权优先于主权还是主权优先于人权，而是要去说服有权决定主权优先还是人权优先的人们相信自己的说辞。至于那些本来有潜质发展为新一代公共讨论主力的年轻一代，就更不用说了——他们或者已经断定讨论这个问题毫无意义，或者已经知道了答案。

但这并不等于那场讨论不重要。这场讨论至少得出了一些今天已经成为顺口溜一样的思维惯性。而且，随着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争论的延伸，民族主义也大体上被划到了新左派一边。坚持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常常被当作是新左派的立场之一，自由主义一方则通过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伊拉克战争等网络上的讨论成功地发明并推广了一个崭新的汉语词汇：爱国愤青（有时也被称为爱愤）。

当然，不能否认，由于这种先划分派别再讨论问题的方式已经渗透到了每个问题的讨论之中，双方也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某些原本不属于自己的立场范畴之内的东西。比如说，民族主义一派由于被划分为新左派一边，就被迫接受了一些新左派的立场，包括对毛泽东时代的各种成就的正面评价。而自由主义一方也在2004年前后的文化保守主义讨论中出现了内部分裂，一部分人继续坚持原来的说法，支持文化保守主义，从而对蒋庆等人鼓吹的文化保守主义积极支持，另一部分人则坚持19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立场，习惯性地拒斥任何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正面评价，鼓吹中国应该接受“普世价值”。

不妨说，这本书实际上也存在某种意义上的分裂。王小东说的他原来的提法“内修人权，外争族权”实际上是在1990年代“人权高于主权”还是“主权高于人权”的讨论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思想背景下的调和的产物，显然是一种在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中持守中立的立场。王小东的这一提法表明，他并不认为主权优先于人权，也不认为人权优先于主权，而是认为人权与主权至少是同等重要的。所以他坚持认为那些批评这本书的人大多没有读完这本书，把这本书简单地判定为民族主义是误会。

出版商在出版时给书的腰封上标注的“内修公正、外争族权”的提法改变了这种中立。众所周知，要公正还是要效率，这是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坚持社会公正优先被当成新左派的主要立场之一。出版商决定作出这一修改时也许是出于规避政治风险的考虑——在当下的中国，公开谈论人权只是极少数具有官方背景的学者的特权，而要求社会公正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冲突则要小得多。但他们也许没有意识到的是，正是这一修改，让这本书更像是一个新左派立场下的产物。既要求社会公正，又旗帜鲜明地要求外争族权，这不是新左派又是什么呢？

正如王小东所说，在自由主义一方坐拥80%的主流媒体的今天的中国，这样旗帜鲜明的新左派立场，又怎么可能不引起“著名学者”们的口诛笔伐？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的是，几乎所有对这本书的指责都无一例外地声称，这本书能够流行起来，是因为大众媒体的炒作，而他们却几乎都闭目塞听地忽视了，这本书出现在大众媒体上时基本都是批判对象。除了几位作者——主要是王小东和黄纪苏——在个别报刊对他们的访谈中所作的辩护之外，很少能看到对这本书的正面评价。更重要的是，这些批评者似乎从来没有反思过，为什么他们在大众媒体上如此口径一致地批评却丝毫未能妨碍这本书的迅速流行，这是否也能说明所谓的“精英”们与普通社会公众的对立正在变得日益严重、而主流的大众媒体一向来自相标榜的代表公共舆论的说法正在变得日益虚妄呢？有趣的是，批评者们却又声称《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不能代表全体中国人。无论是网上的评论，还是这本书的销售情况、还是社会关注的程度都可以说明，到底是《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还是批评者们更有资格代表中国人。更何况，两方面都不可能在实际上真正代表全体中国人，作为一种声音，为什么不能存在呢？

回到正题上来。对那些批评这本书的“著名学者”们来说，将这本书判定为民族主义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但这样的处理显然是失之于简单化的。正如有人说过的，即使这本书的不少作者都是1990年代曾风靡一时的民族主义旗帜《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也不能如此简单地就将它定性为民族主义。一方面，正如有人已经说了的，他们曾经是民族主义者，不一定今天仍然是民族主义者；另一方面，并不是这本书的所有作者都是《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

实际上，这本书的作者的立场也未必相同，比如黄纪苏就一直以来都是新左派的积极同情者，王小东确实具有民族主义色彩，而宋晓军所关注的军事问题实际上是价值中立的，无论是“主权高于人权”还是“人权高于主权”，宋晓军所谈的问题都是无法回避的。即使可以轻易地将官方对国家利益的维护判定为对国内公众的欺骗，也不能不承认一个基本的现实，今天的全球格局仍然是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无论普世价值是否真的普世，人权与主权到底谁更优先，国家安全都是不可能不要的。

对今天的中国而言，无论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保持经济的继续增长都是重中之重。而要维持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无论是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都需要更多的资源。当国内资源无法支持时，只能转向寻求国外资源，中国的国家利益必然向外延伸，中国日益增加的对外投资也要求国家为其提供更加强大的国家保护。即使是这本书的批评者们可能比较欣赏和寄予厚望的民营企业，也同样需要这种保护。客观地说，正是大型国有企业在海外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才为民营企业创造了更好的对外投资条件。民营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能源和资源，需要大型国有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去争取。同样的，民营企业集中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市场经常性遭遇的反倾销，也需要官方出面交涉。把今天的中国的国家利益等同于全体中国人的利益固然不能说服所有人，把国家利益与特殊利益集团划上等号同样没有说服力。

而且，即使是曾经高举“人权高于主权”的大旗的美国，也并没有一切都以人权为准绳，国家利益仍然是其外交政策的决定性考量因素。克林顿时期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指责没有影响中美贸易的扩大，布什政府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主要理由同样不能简单地解释为“输出民主”。美国指责中国的理由或许会因时因政党而异，不变的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现实主义取向。如果美国可以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不惜发动对别的国家的战争，为什么中国不能在国际上更加旗帜鲜明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还需要在这里提到的一种批评是，部分批评者认为，《中国不高兴》不仅没能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反而是在伤害中国的国家利益。按照他们的看法，本来“中国威胁论”就已经在国际上相当流行了，《中国不高兴》的出现更加坐实了国外的这种看法，因此长远来看，对中国不利。这个问题黄纪苏回答得比较好，值得引用：中国外交部的官方语言必须要谨慎稳重，而民间的声音未必要与外交部的调子保持一致。

民族主义在成长

正如许多人已经指出的，中国古代思想背景下并不存在中国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的副产品之一。坚船利炮给中国送来不平等条约和现代化的同时，也送来了主权国家的意识，而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一样，都是主权国家意识确立之后的产物。历史地看，每次中国的民族主义倾向高涨都出现在与外部交往较多的时期。因此，民族主义在中国实际上是中国在面临全球化时对自己的一个重新确认。

对中国的国家利益的强调最早出现在晚清时期。虽然那时的主权国家意识仍然淡薄，中国还不是一个现代国家，但对中国的国家利益的维护已经出现了。无论是洋务运动的思想先去还是反满革命的志士仁人们，甚至李鸿章、袁世凯和蒋介石都带有不同程度的民族主义色彩。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一方在宣传中对共产党的攻击的一个主要罪状就是，中共是苏联利益的代理人，而中共内部也在延安时期在意识形态方面加入了更多的民族主义色彩，在公共宣传中也从苏维埃时期的实现共产主义变成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因此才有所谓“救国压倒启蒙”之说。

改革开放后，1980年代也曾有人提出将爱国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之一，但在一般社会公众中，民族主义并不是主要的意识形态。相反的，倒是鼓吹要用海洋文明代替中国的大陆文明的声音更有市场，极端者甚至有让中国被殖民三百年、中断中国文化传统。

1992年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在苏东剧变后继续前行，经济政策上比1980年代更加激进，与外部的接触更多，中国人对外部的了解越来越多，而中国的民族主义声音也越来越大。《中国可以说不》的出现和流行是这一波民族主义的高潮，这是改革开放后民间第一次自发地出现不再追随西方而要求独立自主的声音，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与民族主义的声音越来越大同时的是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程度越来越深，外国投资在中国越来越多，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高。1999年“南海撞机事件”与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 被北约“误炸”促使更多人重新认识美国，也重新认识世界，民族主义也进一步扩大。

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每次民族主义高潮都是对美国的重新认识和对中国自身的重新定位——更直接些说，就是对美国的否定与对中国的肯定。对美国的重新认识包括对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对中国的重新确认则包括对中国的历史、现状、制度和文化传统等方面。最先受到质疑的是1980年代输入到中国的美式意识形态观念。1990年代美国与中国虽然在经济关系上日益密切，但在政治上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变化不大。因此，通过“南海撞机事件”与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北约“误炸”使不少普通社会公众意识到，美国对中国并不是那么友好，来自美国的那些观念也许是一种欺骗。尤其是，在新自由主义思想主导下的1990年代的主要改革都遭遇严重困难活造成严重后果，让人们对1980年代“新启蒙运动”所许诺的前景的怀疑与日俱增。因此，有人宣称，中国需要第二次思想解放。

2004年前后，文化保守主义异军突起。文化保守主义者们宣称，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不应对中国在近代的落后负责，近代以来的历史与改革开放的过程都证明，中国不能也不可能沿着西方已经走过的资本主义道路前进，而必须回到传统上去，为中国寻求不同的道路。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中国都必须从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中寻求灵感。

施特劳斯的流行推动了这一趋势的发展。按照施特劳斯在中国的积极引介者刘小枫的说法，施特劳斯并没有所谓的施特劳斯主义，施特劳斯仅仅是告诉人们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必须以古人的方式理解古典思想。这就改变了1980年代以来遍及中国的一个思维方式，中国无须再以西方的标准评价和衡量自己了。甘阳也在一组文章中宣称，西方文明不能替代中国传统，中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而且，中国不仅必须以中国的方式理解中国，还必须建立一个对全世界——当然也包括中国曾经崇拜过的西方的解释体系。甘阳还在2005年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提出，中国本身具有三个传统，即古代中国的文化传统、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传统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传统。中国必须整合这三个传统，形成自己的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道路，这不仅是为了中国的未来，也将为亚非拉地区的广大不发达国家找到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之路。甘阳将这称为“新的通三统”。

这种文化民族主义的态度也反映在他们对政治制度的态度上。近代以来，建立西方式的代议制民主制度就是衡量政治上是否先进的主要标准之一，甚至共产党也在1945—1949年间宣扬过要建立与民族资产阶级共享政权的新民主主义制度。改革开放后，建立西式民主更是被当成政治改革的既定目标。但站在文化民族主义立场上的文化保守主义宣布放弃了这一标准。在文化保守主义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蒋庆。他将自己的理论命名为政治儒学，并批判宋代以降的儒学传统为心性儒学，认为儒学如果要适应现代社会，就必须有一个适应于现代社会的政治设计方案。蒋庆曾提出过一个激进的完全基于儒家思想的政治制度设计，虽然部分地吸收了三权分立、代议制民主等成分，但他提出了一个几乎被所有人都当成博物馆里跑出来的老古董的政治设计，即中国必须建立五院政治，而最被人诟责的便是通儒院。这一设计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姑置不论，但这一设计的提出本身便说明，中国在建立现代国家制度上已经不再跟着西方亦步亦趋了，而是提出了一个有中国文化传统特色的政治方案。

相比之下，甘阳要更激进。虽然甘阳在1980年代是资本主义现代性方案的积极鼓吹者，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对蒋庆的欣赏，也没有影响他在1988年提出为199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奠定指示方向的“扬弃民主与科学，奠定自由与秩序”。近年来，甘阳虽然没有明确地就政治问题发言，但仍然可以在他的演讲和文章中找到一些线索。甘阳曾以欣赏的口吻提到，由于汪晖所说的去政治化的过程，代议制民主正在全世界范围内衰退，代之而起的将是全新的制度设计，而这种制度的萌芽也许就在中国某个不知名的乡村政治实践中。与此相近的是王绍光最近更进一步提出，由于现代传媒的发展与政党政治的发达，现代西方民主实际上已经沦为“选主”，越来越不具有原初意义上的民主的内涵。也就是汪晖所说的去政治化。因此，必须打破对代议制民主的迷信，在中国的具体政治实践中寻找新的政治制度方案的可能性，比如网络民意调查、政治协商等。王绍光将这个演讲的题目称为“超越选主”。

蒋庆之所以否定代议制民主在中国在中国的可行性，是因为他认为代议制民主必须在基督教文化传统上才能建立起来，而中国显然不必削足适履，为建立代议制民主而将基督教在中国普及。这实际上与甘阳说的“中国是中国，西方是西方”的态度接近，虽然他认为中国必须另走一条道路，但并不完全否定这种制度在西方仍然是有效的，只不过不适合中国罢了。更何况，代议制民主只是历史的产物，不会是历史的终点，总有一天是会走向衰亡的，而儒家思想却是超越的、永恒的。但王绍光要更进一步。王绍光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必要建立代议制民主制度，是因为代议制民主已经不再“先进”了，已经被现代社会的技术手段所异化了，所以中国必须寻找另外的道路。而这也就意味着，中国所寻找到的道路不仅适合于中国，也许还将会是中国文明对全世界的贡献。

需要在这里特别说明的是，我并不认为王绍光本身是普通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而是说他的论述中存在文化民族主义的情绪，或者说可以为文化民族主义情绪提供某种理论上的支持。

当然，具体地讨论蒋庆与王绍光的方案是否合理和具有可操作性，不是这篇文章的任务。但仍然在这里提到他们是因为，这些政治设计方案的出现，意味着民族主义情绪实际上已经不再是自由主义所指责的那种情绪化的表达了，而是正在逐步扩展到政治领域，正在变得日益成熟起来，覆盖范围也在日益扩大。

不仅是政治领域，民族主义实际上也已经渗透到了经济领域。2007年3月，杭州企业娃哈哈集团与法国达能集团发生商标纠纷，娃哈哈就用在舆论战中成功地用“民族品牌”这一概念调动了网上民意对其的支持。娃哈哈原为杭州国有企业，1990年代中期与达能合作时同意将当时已经初具影响力的品牌娃哈哈注入双方的合资公司，原娃哈哈集团不再使用这一商标。但娃哈哈方面在随后的经营中发现，与达能的合作并没有带来太多实际利益，于是另起炉灶，在合资公司之外另组企业，并使用了娃哈哈商标。达能集团要求收购这些非合资企业，娃哈哈集团不同意，双方爆发冲突。随后，双方都在宣传战中投入了大量精力，达能一方虽然在法理上占有优势，但因为娃哈哈反复强调娃哈哈是民族品牌，因此在面临诸多不利因素的条件下，仍然成功地保护了自己的利益。

与娃哈哈案例相似的还有徐工并购案。2005年，徐工集团就试图引入战略投资者，后引入美国凯雷集团。但徐工集团在国内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湖南三一重工集团在媒体上提出，徐工集团在战时可以转为军用，因此关系到国防安全和国家的战略利益，因此不能被外资收购。但实际上国家曾经公布过一个关系到国家战略安全的保护企业名单，其中并无徐工集团。三一重工甚至提出，无论凯雷集团出资多少，自己都愿意以同样的价格收购徐工集团。三一重工的表态被外界广泛评论为搅局，支持凯雷收购的国内观察人士纷纷从有利于徐工集团的发展、可以提高管理水平等方面论证，被凯雷收购对徐工集团是有利的。2007年，此事再次进入大众媒体视野，但因为此事被提到了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便在讨论中不了了之。

同样的案例还有很多，尤其是在2007年，娃哈哈与达能集团的争论和徐工收购案发生前后，围绕中国的经济安全进行了一系列讨论，这被称为经济民族主义。但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起实际上要更早些。早在2000年前后，便已有人开始论证，改革开放的一个重大失误就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技术创新过度忽视，导致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较低端的位置。站在这种立场上的人们进而强调，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较强的时候是在毛泽东时代，而改革开放在“为发展而发展”的思路下，忽视了自主技术创新，甚至打断了某些自主创新的进程。流传最广的一个这方面的案例是“运十”，中国自主研发的大型客运飞机。2005年左右在网上一度十分流行的《刷盘子读书》便是这种倾向的集中表达。

更意味深长的是，自由主义一向自诩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代言人，但他们在积极攻击任何类型的民族主义的时候，他们所代表的那个群体中的一部分人却越来越强调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经常性地使用民族主义的语言。比如前面提到的三一重工的首席执行官向文波，便在自己的博客上经常性地发表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文章，在东方卫视的一个访谈节目中也表示，他本人崇拜毛泽东。这种现象表明，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他们曾经为了对抗国有资本而与之结盟的跨国资本如今已经成了敌人，他们不仅需要在国内市场上击败国有资本，也同样需要在国际市场上击败跨国资本。可以说，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能够成为2000年以来、尤其是2002年以来，无论在民间还是在官方意识形态中，都能够成为最强音，与此不无关系。

民族主义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渗透说明，在今天的中国，将民族主义仅仅断定为一种情绪显然已经太简单了，它本身远比那些批评者们所指斥的更复杂。而且，将民族主义等同于他们所谓的“义和团精神”也无法解释民族主义为什么不仅在“被愚弄的”普通社会公众中间流行，而且也已经在政治和经济精英中越来越有市场。如果说普通社会公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被利用，这种批评也无法解释这种利用究竟是如何运作的，为什么他们反复申明的人权、民族、自由之类的词汇在今天已经无法达到煽动社会公众情绪的目的，而民族主义却可以？更重要的，这种情绪/思想将会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他们也无法解释。

但是民族主义在中国的迅速展开也催生出了一些让人担心的趋向，尤其是2004年前后出现的“皇汉主义”倾向。这种倾向最早出现是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号召的，并且通过“汉服运动”形成了一种汉族中心主义的历史观。有国家投资参与的大型历史电视剧对这种倾向的发生应该负有相当的责任。尤其是类似《汉武大帝》这种带有炫耀中国历史上的光荣与武力的倾向的电视剧。2005年5月间发生的反日游行中，游行横幅中就出现了《汉武大帝》中的“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样的语言。历史类电视剧的流行也推动了“历史热”的形成，尤其反映在历史爱好者在网上对蒙古灭宋、明清易代等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的重新认识。这种认识一方面通过对中国历史上的光荣、强大与文明的发现而唤起了许多人的历史感，但另一方面也加深了汉族中心主义的取向。

这种情况尤其反映在网上一度十分热闹的明朝的支持者对清军入关及清朝历史的全面反思和批判，其中涉及许多重大问题。不少明朝历史的爱好者认为，明朝已经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被清军入关打断，及清朝的固步自封、闭关自守直接导致了中国在近代以来的落后局面。甚至有人从明朝的内阁制中看到了现代政治的萌芽，明朝存在的皇帝怠政也被解释为中国正在出现“立宪君主制”。

此后也陆续出现了更多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认识，尤其是对外战争方面，包括汉朝与匈奴及羌族的战争、唐朝对突厥的战争、宋朝先后对契丹女真和蒙古的战争、明朝对蒙古和女真的战争等。不仅汉唐明这些强大而统一的朝代吸引了许多年轻人，甚至连传统上一直被称为“弱宋”的宋朝也被重新认识。虽然宋朝是在历代王朝中唯一一个始终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中处于守势的朝代，但不少人认为，宋朝在对外战争方面虽然没有成功但也不能算是失败。宋朝亡于蒙古，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少数民族政权灭亡的朝代，一直以来饱受诟病，但一些人提出，亡于蒙古并不是宋朝的耻辱，因为蒙古在兴起的过程中扫荡和灭亡的朝代难以计数，而像宋朝这样从与蒙古接触要被灭亡前后拉锯长达四十年时间的，在与蒙古发生过战争的民族中，却已经很少见了。

当然，作为一种兴趣，这种趋向并无大错，而且“历史热”的兴起对中国的文化振兴也并非坏事。但是，汉族中心主义历史观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比如一度在央视热播的《施琅大将军》，创作者本意在于歌颂统一与和平，但该剧却引起了许多皇汉主义者的反感，并将之称为为“汉奸”歌功颂德。而且，部分198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过于迷信武力，对中国历史传统与文明成就的过分自信则令人担心。一些人甚至由此出发，推论出中国必须走向军国主义的取向。

什么是中国大目标？

按《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的说法，他们不止是民族主义者的原因还在于，他们提出的不仅是中国的利益要求，而且表达了一种更具前瞻性的看法，即中国需要领导世界。也就是他们所说的中国大目标。

王小东在前面提到的《新京报》访谈中说，那种认为“《中国可以说不》想领导世界，《中国不高兴》是可以领导世界”的说法不对，正确的应该是，“《中国可以说不》是说不想领导这个世界，只想领导自己，而《中国不高兴》这本书是想领导这个世界”。如果这个说法是诚实的，那么很显然，《中国可以说不》确实表达的是一种民族主义情绪，即中国不需要跟着西方的指挥棒转，而应该走自己的路，也就是“中国不想领导世界，只想领导自己”；而《中国不高兴》则提出，中国不仅要领导自己，还要领导世界。而且，按照他们的看法，中国也有能力领导好，至少比美国领导得更好。

“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这是1990年代中国加入全球化体系以来的一个常见说法，但中国想要领导世界却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说法若是出现在十多年前，显然是不可想象的梦中呓语，但在今天说出来却让许多中国人激动，原因当然在于，美国所领导的世界出现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全世界都陷入了经济衰退。而且，这场危机本身就源自于美国，正是美式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模式导致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在2008年9月爆发并波及全世界后，中国虽然也受到了影响，但一个乐观的说法仍然迅速在中国流传了开来：1949年，只有社会主义能救中国；1978年，只有资本主义能救中国；1992年，只有中国能救社会主义；2008年，只有中国能救资本主义。而且，这种说法不仅在中国流传，在诸多国际场合也同样流行。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二十国集团会议等国际性场合上，中国都是举世瞩目的焦点，中国能为金融危机下的各国提供多大需求、中国还会否继续购买美国国债、中国能为国际过比基金组织出多少钱之类的问题纷至沓来。包括美国在内的曾经热衷于指责中国人权状况的国家的首脑如今也都异口同声地改变了看法，中国必须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虽然他们未必愿意给予中国更多的权利。

当然，中国也确实有理由自豪，即使是在全球陷入衰退的2008年第四季度，中国虽然出现了诸多不利消息，出口大幅下滑，企业倒闭的消息时有耳闻，但中国经济虽然增速有所降低却仍然保持了增长。甚至在2009年的第一季度，全世界钢铁业出现了二战以来的最大幅度的倒退，下降了30%多，中国钢铁业仍然在保持着增长。当美国三大汽车巨头通用、福特和可莱斯特已经走到破产边缘的时候，中国的季度汽车销量却创下了历史新记录。并且，虽然各种预测不断地对中国2009年经济增速进行调整，但都无一例外地承认，中国经济仍讲保持增长，问题不在于是否增长，只是多增长两个点或少增长两个点的问题。而同期的其它经济体却都在担心经济会否下滑太多。

曾经被指责为市场不够开放的中国，如今面临的也不再是怎样对别人开放市场的烦恼了，而是那些曾经的指责者们正在试图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关闭他们的市场。美国、欧洲和俄罗斯，这些曾经的中国的学习对象，现在都举起了反倾销的大棒，而实际上是在走向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反倒成了国际自由贸易的传播者，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欧洲和美国的演讲中提到的最多的都是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继续开放市场才能有助于全世界早日走出衰退。

同样的，中国在军事领域的影响也在越来越大，尤其是“海洋战略”，已经成为公众极为关注的话题。无论是郑和下西洋以来第一次执行远洋军事任务的亚丁湾护航行动，还是最近刚举行过的海军建军六十周年阅兵，或者是官方对中国将建造航母的暧昧表态，都清楚地传达出了一个信号，中国已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大陆国家，正在筹划着走向海洋，而且还是“深蓝”，即需要出动军事力量保护的中国利益已经不限于近海了，已经延伸到了遥远的深蓝色的海洋。与1980年代曾经有过的让蔚蓝色的海洋滋润黄土弥漫的中国的呼吁恰恰相反，不是海洋文明改变了中国，而是中国正在改变海洋上国际势力格局。

在这样的历史关头，确实不能不说是，中国正面临着千载难逢的战略机会，如果运筹得当，中国确实可以实现这些年来说得最多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崛起为世界大国，而且会成为美国式的超级大国。最不济，中国也可以改变多年来在国际格局中的被动局面，争取更多的主动权，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无论是依存度高达40%以上的对外贸易，还是当今的全球第二大用油国，中国都需要更多的能源和资源；无论是稳定增长的外资在华投资，还是近年来激增的对外投资，中国都需要为他们提供政治保护。换句话说，中国的发展正在要求中国不仅必须变成一个大国，而且必须是一个强国。

面对这样的战略机遇，如果还无动于衷，显然是对民族不负责任的。因此，在这样的历史性关头，需要讨论的不应该是要不要实现这样的目标，而是如何实现这样的目标。遗憾的是，这样的讨论虽然也有，但并没有引起更多的社会关注。比如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要改革美元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在全世界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应，但在中国，除了财经界的专业人士之外，几乎没有多少普通的社会公众关心。实际上，如果说《中国不高兴》真的作出了什么贡献的话，恰恰是在于它提出了这个问题：中国在今天应该考虑改变自己的国际地位了。而围绕它所进行的讨论却几乎都是在讲中国应不应该变成一个强国，或者是从侧翼迂回，说中国还不具备成为世界大国的条件，更遑论领导世界的能力。也就是说，《中国不高兴》本应该成为讨论的起点，应该是基本共识，而在当下的思想背景中，人们却不得不讨论起这个共识能否成立来了。

固然，中国确实还面临着诸多问题，包括社会公正、民主、自由、人权、特权腐败等等，但是否有了这些问题，中国就不应该抓住机遇改变自己的国际地位？为什么只能先解决了国内问题才能考虑改变国际地位，即使不能先改变国际地位再解决国内问题，为什么不能两者齐头并进？而且，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国内问题与国际地位实际上是相互联系的，不可能解决了一个再来解决另一个。而按照《中国不高兴》的批评者们这些年来一直在灌输的论调，中国的国内问题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继续发展。如果他们不想改变这个说法，就应该承认，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必须以改变自己的国际地位为必要条件。

而且，正如新左派在2005年曾经鼓吹过的那样，中国实际上已经在为世界作出文明上的贡献了。不仅是中国从国外大量进口能源、资源和消费品，为别国提供了市场，也不仅仅是中国近年来的对外投资带动了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而是中国改革已经摸索出了一条至少在经济上还算是成功的持续增长的模式，而这对广大贫困国家和地区来说，显然是有借鉴意义的。更何况，中国的政治与文化都在发展，都在摸索不同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方案的后发国家的现代性方案，在未来未尝没有成功的可能。

如果说，中国改革这些年来取得了值得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借鉴的经验的话，那么这种经验恰恰不是那些完全接受了西方现代性方案并以此为蓝本批评中国不足的人们所说的自由和市场，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后面亦步亦趋地邯郸学步，而是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即使要学习别人的模式，也不应该盲目地全盘照搬，而必须根据自己所面临的具体情况有所取舍。比如在私有化问题上，中国在土地私有化问题上的谨慎持重不肯轻易冒险的态度，就是值得学习的。在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上曾经进行过大规模的私有化，但最终却都走向了失败，并引发了众多的社会问题，作为失败的教训，当然也能说明新自由主义鼓吹的私有化并不是所谓的“人间正道”，更不是什么万能灵药。

经过30年的摸索，中国改革的道路也正在变得清晰起来。最近上海将曾经完全私有化的公交系统重新回归国营，中央在最新的医改方案中对之前的私有化造成的后果的部分政策调整，航空、钢铁、电力等行业正在进行的国退民进，都说明中国在改革方向上已经结束了此前的盲目改革的阶段，变得越来越成熟了。固然中国的失败经验值得批评，也需要继续改进，但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成功方面也值得总结。用成绩掩盖失误固然是错误的，但用失误完全掩盖成绩同样算不上正确。

无论中国大目标是中国成为一个大国、强国，还是为世界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些也许都正在发生。过分夸大这些当然没有必要，但过度的批评和否定同样是应该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