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主席 20220118

今天随便聊聊COVID-19疫情的问题。很久没有写了。分几个主题，一是围绕不同抗疫模式的回顾；二是“病毒在主动向与我们共存靠近”（Omicron）；三是未来怎么办。

一、对不同抗疫模式的回顾（主要是中美比较）

1.发达国家的应对方式

两年前，COVID-19刚刚开始传播。中国对武汉/湖北进行封城、封省，到三月份基本就控制住疫情了。然后疫情在全球蔓延，一发不可收拾。

这就相当于学生答题考试，中国上来就得了满分。当时中国人对发达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还是有信心的，认为这些国家都可以经受考验，大家共同努力，消灭SARS-COV-2。这并非没有先例：SARS、MERS等严重的呼吸道传染病都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控制。

但人们很快发现，中国的模式是不可能复制的。经过一番挣扎后，绝大多数国家都躺平了，只能任由病毒肆虐，结果就是大规模的感染与死亡。各主要发达国家的应对方式，实际上是这样的：

1）疫苗——研发疫苗、推广疫苗，尽可能让更大比例的人口接种疫苗，在这部分人里面提升针对SARS-COV-2的免疫力，降低重症率与死亡率。疫苗是医疗科技能力的体现，可以为公共卫生（public health）做贡献，但又不简单等于公共卫生。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在一些特别讲究个人自由、个人权利的发达国家里，并非所有人口都愿意打疫苗，也并非所有人口都必须配合打疫苗。譬如美国，打到60%基本就到瓶颈了，很难让更多的人打；有大约20%适合打疫苗的成年人坚决不愿打疫苗。这背后问题就复杂了：他们是有价值取态的，就是不愿意打。这就好比Trump在政治上始终有40%的基本盘，民主党/左翼无法攻破一样。

2）“自然感染”：大规模人口感染SARS-COV-2，社会逐渐实现“群体免疫”。那些死掉的人就不论了，但感染、康复并存活下来的人口，对SARS-COV-2的免疫力肯定是提升的——虽然这些康复者们仍有可能再次感染，甚至还会因为感染而死亡，且病毒仍然可能在流传中变种，但大的方向是，大规模的人染病肯定会加速“群体免疫”，并且其实病毒也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此效应是“双向”的（下文会再提到这个概念）。然而，要看到，尽管2020年英国就在试探（flirting with）“群体免疫”这个概念，但应该说，这并不是公共卫生政策最初的目标，也不是公共卫生决策者们最初的主动选择——从各国防疫政策的演变看，它主要还是一个被动选择，因为确实没有别的办法：在COVID-19面前，没有国家有复制中国“清零”模式的能力：邯郸学步的结果是，既做不到清零，又会导致经济社会瘫痪，两头不靠。所以，还不如认清现实，“顺其自然”，让人类（与病毒）的自然机制发挥作用。

如果说“自然感染”从一开始来说是一个被动的，没有办法之下的作为，那么，在疫苗有效性被证明后，“自然感染”慢慢就变成了公共政策的一部分。虽然大多决策者们不会在公开场合这么说。

2.各发达国家应对“模式”的条件与问题

发达国家“模式”的主要问题在于：

一、死亡：大规模感染自然会导致大量人群住院，最老弱的人病死，最后导致平均寿命减少。以美国为例，COVID-19使得美国平均寿命缩短了1.5~2岁左右，是二战以来平均寿命的首次大幅下降（上两次是1918年大流感及二战）（《COVID helped cause the biggest drop in U.S. life expectancy since WWII》（COVID导致美国经历二战以来最大的平均寿命下降)）https://www.pbs.org/newshour/health/covid-helped-cause-the-biggest-drop-in-u-s-life-expectancy-since-wwii）；《US life expectancy in 2020 drops by 1.5 years due to COVID-19 pandemic》（2020年美国平均寿命因为COVID-19疫情而缩短1.5年）（http://wap.business-standard.com/article-amp/current-affairs/covid-19-pandemic-takes-dramatic-toll-on-us-life-expectancy-in-2020-121072100258_1.html）

此外，患病、康复、活下来的人也不一定就能在未来完全免疫，只要病毒还在流传（甚至有可能往坏的方向变种），则以后还有重复感染的可能性，甚至如果染病，还是可能面临死亡。

二、医疗资源的挤兑，不仅COVID-19患者得不到充分的救助，而且还会导致一些间接的病痛及死亡。近日，中国舆论非常关注西安孕妇流产事件。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受到COVID-19医疗资源挤兑的社会都会发生同样的问题，除非医疗资源足够丰富。中国的“清零”政策的本来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医疗资源挤兑。

相比中国，西方社会/发达国家更能应对上述两条，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老百姓对政府责任的预期问题。政治权力越分散的地方，民众对政府的预期越弱。极端例子就是美国——政治权力极度分散：联邦、州、地方政府，然后还有权力分离（参见笔者2020年6月所写的《美国对抗COVID-19无力的12个原因及疫病的“社会建构”》），人们很难把抗疫问题归责到一个政府、一个政客身上；总统的更换也不足以改变公共卫生能力；民众也不会对政府有巨大的预期，相反，整个政治意识形态是希望限制政府的力量。此外，选举机制的存在，可以透过选举更换领导人消解人们的不满（例如通过选举Biden上台，来表达对Trump防疫的不满），而不会使得不满指向体制本身。

总之，我们比较中国和美国可以看到，政府的权力越分散，一体化的公共卫生及防疫抗疫能力就越弱，所以美国在发达国家里横向比较是非常差的。但反过来，人们对政府/政治体制的预期也越低，不满也越小。

中国的情况刚好和美国反过来，中国是全能政府，政府要承担全部的政治和伦理责任。民众对政府的预期是没有边界的，并且可以随时变化，今天是这个情况，就这样要求政府；明天是那个情况，就那样要求政府。不用讲道理，反正政府就是要解决问题，就是要承担责任。这个责任，是政治上、道义上的责任。

所以，美国可以因为COVID-19死掉上百万人，但中国不行。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出现，会导致严重的社会稳定问题，并变成政治问题。

二是个人健康基础、医疗资源及基础设施的深度、厚度

个人健康基础弱的话，那么个人抵御COVID-19的能力就弱，那么所有其他条件都相等的情况下，疫情的死亡率会更高。

医疗资源及基础设施的深度、厚度、广度则决定了社会应对疫病的能力。如果有非常强的医疗资源，那可以把公共卫生问题（public health） 转化 为 个人医疗（personal medicine）问题。传染病的公共卫生核心是防控；个人医疗则主要是治病。公共卫生防不住，那就治呗，“放开得，来多少、治多少”。

医疗资源如果没有深度、厚度，是没有办法应对疫情的，在挤兑面前，医疗体系很快就会崩溃，会导致更大的医疗代价。

中国虽然有少数高能级城市，但全国水平来看，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譬如中国的人均ICU床位仅及是美国的十分之一。

所以，中国现在的策略，只能是侧重去预防/防控。而这其实是传染病公共卫生的要义。

实际上，按照美国的社会治理模式，就是没有政府的公共卫生机构，没有CDC，也是能运转的，在疫情之下不至崩溃。

但即便对美国来说，除了死了85万人外，对医疗资源是巨大的损耗。

例如下面这则新闻：《U.S. Faces Crisis of Burned-Out Health Care Workers》（美国面临医疗工作者筋疲力尽的危机）（2021年11月）https://www.usnews.com/news/health-news/articles/2021-11-15/us-faces-crisis-of-burned-out-health-care-workers

“……[S]ince the start of the pandemic with some 60% to 75% of clinicians reporting symptoms of exhaustion, depression, sleep disorders and PTSD, Dzau said, while nurses are equally if not more stressed. About 20% of health care workers have quit during this period, he said, and 4 out of 5 of those who remain say that staff shortages have affected their ability to work safely and to satisfy patient needs” （自疫情以来，60至75%的临床医生自称有了筋疲力尽、抑郁症、睡眠失调及创伤后精神紧张性精神障碍；护士的情况也差不多——如果压力不比医生更大的话。疫情这段时期，约有20%的医疗人员离开，留下的医疗工作者中，5个人里有四个人称，人员短缺已经对他们安全作业及满足病患需求的能力产生负面影响）

再看一条：《 More than 3,600 US health workers died in COVID's 1st year》（COVID的第一年，美国有超过3,600名医护工作者去世）https://abcnews.go.com/Health/3600-us-health-workers-died-covids-1st-year/story?id=76944085 （2021年4月）。

这是2020年的数字。把2021年全年统计下来，很有可能超过5,000吧。美国拥有的这样一个医疗体系，是经过多少年才建成的。COVID-19对美国医疗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肯定会以：直接、间接的形式影响社会大众对医疗资源的获取，成为COVID19的附带损害（collateral damage）。

放到全球看，数字就更加惊人了，联合国估计，全球有18万医护人员死于COVID-19 （“Up to 180,000 health workers may have died from COVID-19”）https://news.un.org/en/story/2021/10/1103642

我估计很大一部份来自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医疗资源本来就有限，却遭到了不成比例的打击。

设想一下，这会带来有多少的附带损害？

试想一下，如果这发生在中国，会怎么样？

三是对老人和弱者的态度。

笔者周末给小朋友讲历史，讲古人类史，提到尼安德特人。尼安德特人是会照顾自己的老年人/弱者的。当时出土的一个化石，一个人眼眶被打碎，一只手臂粉碎骨折（可能因为近距离与动物搏斗）。但他活到了很大的年岁。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得到了社群的照料。

这说明，尼安德特人是有社群价值的，并不是野蛮人。

现代智人的许多原始部落更是尊重长者。长者没有了牙，年轻后代帮其咀嚼食物，帮助他进食、吞咽。

守护长者、弱者，自古就与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相关。

只强调（或片面强调）个人的自由、个人权利，是比较容易达到的，因为这利用了个人的私欲，符合个人的私利。但要强调每个人对社区/社群的责任、义务，要个人为社区/社群付出与牺牲，要考虑整体的利益，要能够让渡自己的私利去照料长者、弱者，却是不容易的。这需要非常强的社群价值——由小到大熏陶而成的价值。

这就是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我们有尊老传统，有共同富裕与大同世界，这都是我们的文化价值传承与基因。

有的社会，人是自私的、独立的，各自为战。可以有慈善与公益的存在——人们可以选择去帮助他人，但却没有必须履行的义务。反过来，人们也不能要求他人非得帮助自己。最终，每个人还是都得靠自己，没有任何东西是理所当然的（entitled）。这是野蛮开荒的新世界，这是“自由世界”。（这就是美国）

中美两国，哪个世界更可容忍老人的死去？弱者的死去？上百万人的死去？

自然是美国。

他们甚至会说，这是上帝的旨意呢。

为了“群体免疫”，社会可以甩开这些包袱，“轻装上阵”。“放弃”上百万人，是为了让留下来的人可以继续前行。

美国是个种族社会。我们再用放大镜看看，死亡率最高的，当然还是最弱势的种族。

即黑人。

根据美国CDC的报告，仅在2020年上半年，美国黑人男性的预期寿命就下降了三年。

“放弃”公共卫生所造成的代价，还是由弱势的、被歧视的种族群体承担的。这就是种族主义的美国。

然而，也就是在美国，那些被“放弃”的人其实也不一定会抱怨什么。他们也活在“自己靠自己”的价值体系里，认为倒霉是自己活该。这就是“适者生存”的“自由世界”啊，这是属于“战斗的民族”的地方。

人类的许多价值观其实并不是普世的，而是相对的。我们不好说哪个就是“正确”，哪个就是“错误”。这不是简单正确和错误的问题，不去评判。这就是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社会组织方式的问题。

不同的社会会采用不同的方式去应对疫病。最终所采用的方式，一定符合自己的价值与社会组织方式。政治制度也是一样的。

所以。在美国，美国的模式就是正确的。在中国，中国的模式就是正确的。

美国不能采取中国的模式，中国也不能采取美国的模式。

只不过，放在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以笔者看来，美国就更加“野蛮”了。这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缺乏关联、非常自私的社会。物质文明/医疗科技的发达并不能掩盖价值观上的缺陷；物质文明/医疗科技的发达也不能弥补这种价值观上的缺陷（85万人毕竟去世了）。

3.“踏着尸体”过去，并不能称之为“文明”和“成功”。

其实，全球只有少数国家真正做出了“主动选择”，所谓主动选择，即你所采取的公共卫生政策可以积极的改变结果，逆转趋势，消除不必要的死亡。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其实从来都没有“主动选择”的能力，只有被动选择，即躺平，放任发展。他们所唯一能依赖的是建筑在发达现代医疗科技基础上的疫苗。而疫苗也增强了人们对“躺平”的决心，弱化了公共卫生的职能：由于疫苗也是自愿的，所以公共卫生完全变成了个人的选择：由个人选择是否打疫苗，并承担不打疫苗所带来的个人后果。

所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其实并不存在什么“公共卫生模式”，就是自然状态 + 疫苗。

有的人说，美国/西方现在要走出疫情了！中国还在坚持“清零模式”，要落后了。而且不特如此，实践证明，西方的模式才是更高明的！

如果不考虑死者的道德价值，不考虑庞大的社会代价，将这些死去的人们价值归于零，并且将他们的死视为正面价值（为群体免疫做出了卓越贡献）——如果是按照这样的价值观的话，那我们讨论公共卫生还有什么意义？

甚至说，我们讨论医疗技术的进步还有什么意义？

不妨直接看历史：黑死病在欧亚大陆杀死了7,500万至2亿人口，并且可能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消灭了约半数的欧洲人口。

那人类不也存活下来了么？后来不是发展的好好的么？但，我们能说当时的欧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么？我们能说当时的欧洲是“文明”的么？

显然，不能用“成功”或“失败”，或“文明”与“野蛮”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大历史看，这就是人类根据当时的条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死掉上亿人），最终克服了疫病。

事实是：哪怕没有任何的公共卫生体系，没有医院，没有应对药物，没有疫苗，用最原始的方式，人类也可以“克服”SARS-COV-2，只不过是通过大量的感染及死亡，最终实现群体免疫而已。

这里的价值假设是：死者都是没有价值的：他们好像一场“鱿鱼游戏”里的淘汰者，贡献只在于让其他的人活下来。过程中，他们也不是做了什么崇高的自我牺牲，只不过运气不好被“选中”成为“炮灰”/“分母”而已。

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医疗资源与基础设施远远落后；呼吸道基础病患者很多；人口老龄化且老年人很多与后代共同居住。如果中国按照美国的“模式”去“防疫”，那么COVID-19造成的死者恐怕就不是85万的四倍了（340万），而是更大的天文数字，那时大几百万人、上千万的概念。经济社会代价不堪设想。

那时，每个家庭可能都有老人死亡。（在那样的场景下，那些现行防疫体制的批评者们，每个人都可能面临家里长者受到病毒侵袭去世的风险。那时，他们将站在完全反向的另一个角度，攻击中国的政府与制度）

中国特有的防疫模式可能避免了大几百万人、上千万人的死亡，这些努力是没有价值的么？难道不是对人类社会、中国社会的巨大贡献么？

很多国人为了避免这数百万人、上千万同胞的死亡付出了代价。这些付出难道是没有价值的么？难道是没有意义的？难道不应该引发尊重么？

我们这个社会，正因为能够做出这些付出和牺牲，所以与其他社会不同。这是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伟大文明的基石。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