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访谈: 中国工业现代化的微观史视角——哥大林郁沁新著引介与访谈

摘  要  林郁沁的新著以陈蝶仙及其家庭工业社为中心，从微观史的角度切入，考察20世纪上半期的科技和工商业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本文将先对新书稍作引介，再通过与作者对谈，以增进读者对于本书及北美中国科技史研究的认识。

关键词  陈蝶仙  家庭工业社  科技史  微观史  民间工业主义

1

2

答：从事中国史研究与我的个人经历有关。我在纽约出生长大，进入大学之前，我一直视自己为海外华人群体中的一员。在斯坦福大学，亚裔美国人的身份认同问题在校园里得到广泛讨论，我被这种浓厚的氛围所吸引，自我定位也逐渐从海外华人转为亚裔美国人。即便如此，我还是意识到华人背景对理解自我身份的重要性，因此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越来越感兴趣。当时国外对中国的新闻报道，也深深触动着我，促使我从历史的角度思考中国在世界的位置，而非欧洲的国际关系这类议题。当我在20世纪九十年代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时，学术圈有许多新趋势令我振奋，其中之一是后结构主义思潮，促使我的研究从社会史转向思想文化史。我的导师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是思想文化史学者，他的研究方法和身为史学家的敏锐性，使我受益匪浅。虽然我对他研究的古代史也感兴趣，但是近现代史更契合我心，所以我还是选择以20世纪上半期作为研究时段。回想起来，这跟当时中国城市的迅速发展有很大关系，上海的全球化程度更是举世瞩目。在我还是研究生的九十年代，史学界对于城市史的关注日益增长，特别集中在民国阶段。随着城市文化史的兴起，北美的许多中国史学者的兴趣，逐渐从乡村社会史以及共和国史转向民国的城市文化，我也是其中一员。此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还有许多优秀的学者，对我的启发也很大，两位老师尤其值得一提。一位是日本近现代史学者米莉安·西尔伯格（Miriam Silverberg），她对日本摩登女性的研究是开创性的，激发了我对性别议题和城市大众文化的兴趣。另一位是欧洲史学者卡洛·金兹堡（Carlo Ginzburg），他的《奶酪与蛆虫》给了我很多灵感。他从一个小人物的故事延伸到更广阔的社会文化空间，这种微观史笔法极大地塑造了我的学术路径。

答：你提到的这篇文章是从我的硕士论文修改而来的，属于城市的大众消费文化研究范畴，正是我所感兴趣的话题，我曾有过在此基础上撰写博士论文的想法。这得到导师艾尔曼教授的支持，他长期关注中国的医疗和科技史。同一时期，我还选修了白凯（Kathryn Bernhardt）老师的课，研究中国妇女史、法律史。为了完成作业，我决定考察牵涉女性公众人物的法律案件，阅读各种报纸以了解细节。最初的想法是写一篇文章，以涉及民国时期女性的不同案件为焦点。不过施剑翘案极为有趣，材料丰富，本身就足以构成一个研究课题。我采用微观史的方法，从不同的视角解读。微观史的写法使一个案件得以辐射到当时社会生活的不同面向，这是深得我心的。

林郁沁老师第一本专著《施剑翘复仇案》英文封面

答：传统传记介绍特定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往往是为了达到颂扬目的。微观史则不然。我在引用施剑翘和陈蝶仙的传记资料时，总是非常谨慎，避免陷入歌功颂德的“套路”，而是希望把人物置于历史场景中，把他们的行为与更复杂的社会现象联系。陈蝶仙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一个人的事业轨迹，可以映射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以及迈入全球资本市场的步伐。对于微观史，我想再谈点个人感想。虽然现在使用大数据作“长时段”历史分析蔚然成风，这已经反映在环境史研究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微观史已然失去价值。各种史学理论的交织碰撞，为历史探索提供更多可能，这是值得学者们充分利用的。

答：《施剑翘复仇案》的标题使用她的名字，而封面（英文版）是她的照片，那时的她身陷囹圄却面带微笑。封面设计者对图片的处理恰到好处，使其看起来像是登载在报纸上。之所以把施剑翘作为焦点，是因为她的案件轰动一时，成为当时公共关注的一部分。施剑翘是如此擅长表现，通过刻画其淳朴善良的一面，来应对当时社会上对于性别角色的各种焦虑。我很欣赏她的公关能力，因此决定以她为中心。陈蝶仙也善于推销自己，以“天虚我生”的笔名，进行文学创作。除了树立个人声名，他还拥有自己的商标“无敌牌”。我把视线稍微转移到较为抽象的民间工业生产，而不是具体的个人形象包装。因此我后来决定不在标题中使用他的名字，并将封面改为我在“旧货商城”淘到的“无敌牌”牙粉的容器盒。当然，陈蝶仙本人仍然是整部书的支柱。他的形象是有点难以捉摸的，经常在“天虚我生”和“蝶仙”之间切换，有时候则隐藏在“无敌牌”后面。他把道家的浪漫风格带到日常生活、生产中，使他的看似非主流的活动正当化，因此我更关心的是他所经营的品牌是如何在其努力下逐渐发展的。

答：陈蝶仙是颇有名气的小说家，也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这也是我最初对他的印象。我想研究他是偶然的。我曾计划第二本书以肥皂的历史作为主题。当时学者们的注意力越来越被物质、商品的历史所吸引。我想讨论20世纪初的肥皂，一方面考虑到它属于化妆品范畴，具有商业性；另一方面，它在当时又是新事物，其制造方式涉及到现代化学知识。在搜集材料的过程中，我系统地阅读陈蝶仙所主编的《女子世界》杂志，发现了他的专栏“化妆品制造库”，这是由他与妻子合作编辑的。他翻译外文的配方，鼓励闺秀在家自制化妆品。这个专栏让我意识到，他本人就大有文章。他运用文学和编译才能，以非常有品位的方式、带着游戏的态度来吸引读者，从而推广新的化学和制造知识。他的读者涵盖了对工商业活动不太感兴趣的文人，但是他通过文字引导读者在家做实验，生产胭脂、敷面粉等产品。这促使我思考他的文学与工业生产的关系。他后来成为非常有影响力的化妆品生产商，并在国货运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这两方面的工作密不可分，他在杭州和上海的文学创作和知识生产，既有助于他的个人成功和企业发展，还有助于中国工业的整体建设。他是非常高产的作家，他还是《申报》专栏“自由谈”的主编，定期介绍家庭常识，其中涉及大量的制造知识。读者会阅读、消费其中的科学和化学信息，有人可能停留在鉴赏层面，有人可能分享他的配方、动手实践、参与到国货运动中。

陈蝶仙的鸳鸯蝴蝶派小说《黄金祟》被Patrick Hanon翻译成英文(Money Demon)（林老师提供图片）

答：是的。陈蝶仙的确很聪明，时人称赞他为“奇人”是有根据的，不过，那些由他的子女或是合作者所写的传记对他都是正面的报道，有理想化他的倾向。我对“奇人”加引号，表示我并不打算毫无保留地附和传记者的立场。阅读与他有关的资料，让我感觉到他可能还是毫不留情、咄咄逼人、野心勃勃的企业家，试图垄断市场，打压竞争对手。对于许多历史学者来说，那些使我们愿意花时间琢磨的历史人物，并非是我们愿意在现实生活中深交的伙伴。无论是施剑翘还是陈蝶仙，都懂得如何利用舆论，精明得令人生畏，与他们共事可能会很辛苦。他们都善于运用辞令来包装自己，让你很难完全相信他们口头上说的话。不过，如果与他们共进晚餐或参加酒会可能是另一种体验，特别是陈蝶仙，爱好风雅、作诗饮酒，应该是比较理想的宴会同伴。当然，虽然我特别关注陈蝶仙，但是在他的年代，像他一样耀眼的“文化企业家”还有很多，这是由他所生活的时代决定的——不确定中蕴藏着无穷的机会[4]。今人印象中的晚清民国时期，政治动荡、政权软弱、灾难频发，不过也是这个时期，造就了不少像他这样善于把握机遇的有想法、有个性的“奇人”。

答：“白话”是说不通的，因为陈蝶仙写的是带有商业色彩的文言文，对于白话文，他是排斥的。之所以使用“vernacular”，首先因为这个词点到了他为扩大受众而采用的语言和文学技巧，而且还提示了他所处的文化环境。他并非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而新文化的旗手们对于像他这样的鸳鸯蝴蝶派作家，是嗤之以鼻的，认为这些小说家为商业利益而写作是为人所不齿的。他所秉持的文风，因为带着精英的品味，在当时的上海，大受读者欢迎，其影响力远胜白话文。因此，这个词提醒我们注意像他这样的“旧文人”在文化普及上经常被忽略的角色，特别是在工业生产方面的努力。这是我使用这个词的第二个出发点。籍由商业文言文写作，陈氏得以使时人尚且存疑的新知识合理正当化并为之打开市场。这些写作为他的家庭工业社打下了基础，但是很多内容却不属于我们所界定的正规科学范畴。他在文人朋友面前尝试一系列实验（如自制灭火药水），用不同寻常的方式进行严肃的科学探索和工业制造。我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这些实践经常为传统的科技史或商业史所忽视，这些领域的研究更关注正式的场所（比如实验室、大公司、学术机构）以及学科（比如物理、化学、医学）。而他的有趣之处在于跨越不同场域，在文人的世界和物质的世界穿梭，还不忘从中盈利，很难在正式的科技工业领域给他的活动归类。使用这个词的第三个考虑点，是强调陈蝶仙的活动具有政治含义。他用非常规的手段经营工厂，包括“复制”甚至是“盗取”外来技术，同时以爱国的名义来合理化他的行为，让消费者相信这是应对“经济帝国主义”所必须的，是“国货运动”的组成部分。回到“vernacular”上，“本土”“民间”“通俗”都有道理，在英语中分别近于“local”“folk”“popular”，可惜都不能完全把握我想表达的含义。比较而言，我倾向于使用“民间”来强调非官方组织的自发性特点。当然，欢迎读者提供更好的翻译建议。

陈蝶仙“无敌牌”化妆品系列产品（林郁沁老师提供图片）

答：我对“玩创”的想法来得比“民间工业主义”更早。据我所知，它在科学史上得到关注，是受到科学史家乔治·巴萨拉（George Basalla）的影响。他的有名观点强调技术的发展是“循序渐进”（evolutionary），而非“翻天覆地”（revolutionary）的，因此他认为创造可以通过玩索得来。我认为“玩创”这个词生动地阐释了陈蝶仙所从事的许多活动，包括翻译国外的技术知识，对其改良以满足本土的具体需求。他并不介意“复制”，研究技术、材料以改进他的擦面牙粉。他摸索出有利于他的方式，绕开产权争议，这在20世纪初期非常重要。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以西方的政府和企业为主，都在逐渐完善法律法规来保护个人发明的知识产权和工业产权。陈蝶仙和雨果则都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这种新兴的趋势，这既表现在他们的实物生产，更反映在他们的出版活动上。两人都是活跃的编者，拥有大批读者。陈蝶仙利用主编“家庭常识”专栏的机会，乐此不疲地介绍工业制造的配方，而他觉得公开信息并无不妥，因为他认为自己是在履行爱国职责，帮助建设中国的现代工业；雨果则在美国使无线电广播技术为更多人所知。两人处在世界的两端，都在积极推动着大众制造知识的普及传播，撼动专业机构对技术的绝对掌控地位。

陈蝶仙制造销售的无敌牌牙粉（林老师提供图片）

答：在西方的现代话语里，“复制”行为令人厌恶，缺乏原创性，不享有知识产权。在中国的工商业语境里，情况比较特别，在我看来，生产是一种混合，有许多合作性因素。从业者会分享信息、复制工序、根据特定需求来做相应的改进。陈蝶仙是非常突出的例子，揭示复制和创新如何并行不悖。他是“复制+创新”模式的积极推动者，在关于如何建设中国工业的文章中，他明确“仿制”“改造”的迫切必要，认为复制外国的技术，并联系本地实际改进是正当的。我从他的例子延伸到对“山寨”问题的讨论，也是希望读者能从更深远的历史角度，来理解今日不同文化持续存在的理念分歧，特别是在中美关系趋于紧张的情况下。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快速发展日益让美国感到威胁，为了在经济上保持优势地位，美国舆论常指责中国的山寨行为侵犯知识产权。这些受到政治动机驱使的指责，是基于西方文化对于创新的理解。实际上，这些廉价仿制品缓解了许多消费者无力购买奢侈品的遗憾，它们的制造商们，头脑灵活，非常了解国内市场，懂得让名牌改头换面深入当地消费者，这是原品牌厂商望尘莫及的。于是，国际品牌商们非常不满，认为是这些仿制品偷走本应属于他们的市场，但实际情况并非他们所想的这么简单。通过结合当下的议题，我希望自己的历史研究能为理解今日的纷争提供思路。我接下来的研究课题也与此有关，正是关注“复制”的议题。正如我已在讨论陈蝶仙的书中提到的，“复制”的过程中也存在创新的可能。不过，我更关心的是历史层面的问题：为什么“复制”行为被贴上中国的标签？为何中国被视为世界上主要的知识产权侵犯者、假冒产品制造方而受到抨击？实际上，放眼全球，各地都有生产假冒产品的“复制”活动。这是值得思考的。

答：我没有使用“知识史”这个术语，不过我使用其他关键词，比如“认知方式”（ways of knowing）、“知识生产”（knowledge production）等[6]。这些词来自于科技史领域，我的新书正是得益于科技史研究的新进展。科技史成立之初，理念比较保守，主要推崇正式型的知识或是有名的科学家，且常常与西方社会联系。在中国研究领域，先前比较有名的是李约瑟，他将中国的传统思想归入现代科学范畴，旨在从非西方社会寻找西方意义上的科学萌芽，却未质疑西方现代科学标准的普遍适用性。到20世纪后期，在科技发展的影响下，情况有很大转变。学者进而探寻知识是如何生产出来、影响其生产的权力因素、背后涉及的政治因素等。现代科技知识因而不再被理所当然地视为高高在上，科技研究（STS）的学者们转而关心为何特定形式的知识占据上风而成为主流[7]。研究人员的视野也更全球化，更乐于接受与主流理念不同的其他了解自然世界的取径，这就涉及到非文本形式的知识，比如工匠、农民、木工所深谙的门道。因此，如今被纳入知识范畴的内容极大丰富了。此前学者比较关注正规形式的科技实践而忽视业余爱好者的尝试，但是我想将那些出人意料的、探索自然世界的认知方式，重新带回人们的视野，并将它们与中国正式的科学、工业发展结合。我希望通过陈蝶仙的例子来理解具有中国特色的制造业的发展进程。还有一个关键词是“知识工作”（knowledge work）[8]。目前有很多研究集中在具体形式的知识，就是通过身体力行来获得的知识，这涉及到从物质层面出发的认知方式，以区别于此前集中在思维层面的认知方式。而我想做的恰恰是，将思维层面的文本生产活动和知识论议题重新摆上台面，将具象和抽象的知识联系以理解其历史语境。因此我特别关注像“翻译”或“编纂”这类以文本为中心的生产活动，或是陈蝶仙在制造活动中所提倡的“改良”“改造”观念，这些词汇反映了“认知行为”（cognitive acts）的动作，为他所青睐并在他的解释下变得正当合理，最终在制度化的生产中被付诸实践。这跟工匠们通过手工操作获取经验，然后在经验的指导下有规模地从事生产是同样的道理。“知识史”有许多层面的内容，我都有兴趣深入挖掘。

[1] Lean E. Vernacular Industrialism in China: Local Innovation and Translated Technologies in the Making of a Cosmetics Empire, 1900—1940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0.

[2] 林郁沁. 施剑翘复仇案: 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 [M]. 陈湘静,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3] 林郁沁. 闺房里的化学工业: 民国初年的家庭制造、知识与性别 [A]. 沙培德, 张哲嘉. 近代中国新知识的建构 [C]. 台北: 台北“中央研究院”, 2013. 271—293.

[4] Lean E. The Modern Elixir: Medicine as a Consumer Item in the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Press[J]. UCLA Historical Journal, 1995,15: 65—92.

[5] Lean E. Review of Knowledge and the Scholarly Medical Traditions ed. By Don Bates[J]. Chinese Science, 1998,15: 142—147.

[6] Burke P. What is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M]. Cambridge UK, Malden MA: Polity, 2016. 5.

A Micro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Industrial Modernization: 

An Interview with Eugenia Lean on Her New Book

CAI Danni

Department of History,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Abstract Eugenia Lean’s new book explores the career of Chen Diexian and his Association for Household Industries. It examines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technology, industry, and commerce in the first half of 20th-century China from a micro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begins by introducing her new book, and continues with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Lean to enhance readers’ understanding of her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 field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North America.

Keywords Chen Diexian, Association for Household Industries,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crohistory, vernacular industri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