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整理自：新华社许雄《申纪兰：“勿忘人民、勿忘劳动” 》，中国新闻网李新锁《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逝世：一生守望农村》，人民网杨俊峰《人民代表申纪兰》，山西日报刘重阳、李家鸣《申纪兰：初心，一生铭记》，环球时报科斯塔《看了这些，你还会黑申纪兰这位老人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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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消息传来，有一位老奶奶走了，她叫申纪兰，享年91岁。 ![]()
这位奶奶即使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还在说：“我是农民代表，每天生活在农村，知道农民想啥盼啥。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脱贫致富奔小康，我们有信心有决心。”
胸前挂满的徽章是她一生的荣耀，也见证了共和国的成长。这位奶奶为何能荣誉等身，故事还要从很多年前说起。推动“男女同工同酬”写进宪法，从根本上改写千年来妇女地位低下面貌
她1929年出生于山西省平顺县山南底村，17岁嫁到了同县的西沟村，如果不是新中国带来开天辟地的变化，她的一生也许会和旧社会的其他妇女一样，“打倒的婆姨揉倒的面”“再好的闺女锅台上转” “女人不是人，母猪不敬神”。1949年10月1日，一个浑厚的声音在北京天安门宣告一个崭新国家的诞生，这个古老的民族一雪近代以来的耻辱，从此重新屹立世界东方，“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素来重视妇女解放运动的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状况下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就是1950年5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在国家政策号召下，1950年，申纪兰联络了十多个要好的姐妹加入互助组，后来，她又与著名劳模李顺达携手创办了闻名全国的“西沟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并被大伙推选为副社长。![]()
图为1953年2月，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李顺达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副社长、模范军属申纪兰在长治专署首届优抚模范代表会议上作报告。来源：新华社
申纪兰曾经回忆道：“为什么选我当副社长呢？我那时候22岁，还年轻哩。我没裹过脚，下地劳动不惜力。”![]()
申纪兰（右一）
但在她心里，有一个坎始终过不去。按照当时社里的规定，男人下田一天记10分工，妇女下田一天只记5分工，这“老五分”的规定，严重挫伤了妇女们的积极性。姐妹们说，这还不如在家纳鞋底儿。申纪兰说：“那个时候，我们妇女和男人一起参加劳动，但是男人劳动一天记十工分，妇女只记五工分，还记到丈夫名下，导致妇女们参加劳动不积极……我说你不能这么看待问题，不公平，我也是个人你也是个人，为什么妇女就挣不上工分，我急得慌。”为了让妇女得到真正的解放，申纪兰走家串户，向妇女宣传“劳动才能获得解放”的道理，同时努力做男社员的思想工作，积极争取男女同工同酬。村里本来是男女共同协作劳动的。经申纪兰申请，社里专门给女社员划出一块地，和男社员进行劳动竞赛。男社员认为稳操胜券，该休息就休息；被发动起来的妇女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始终在田间争分夺秒。最后，女社员赢得了竞赛。这场劳动竞赛在西沟村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许多男社员都开始支持男女同工同酬。到1952年，西沟村已经实现了“男女干一样的活，应记一样的工分”。1953年，《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的文章，讲述了申纪兰在平顺县西沟村推动男女同工同酬的故事。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25岁的申纪兰和1200多名代表一起，举手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她清楚地记得这部宪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由她提出的“男女同工同酬”倡议被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
1954年9月，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申纪兰代表在报到。新华社 资料图
今天“男女同工同酬”已成为我们的共识，但几十年前也许申纪兰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一行为将彻底改写几千年来中国妇女地位低下的面貌，甚至在世界妇女解放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封建王朝几千年来，社会的主要生产资料集中于男性，礼教思想的约束也使得妇女难以广泛参与社会生产劳动，妇女生活自由几乎丧失殆尽，家庭和社会的地位也在不断降低。在西方这种情况同样严重，“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西方中世纪教会甚至认定妇女是“罪恶之源和男性之附庸”，是肮脏和不洁的象征。从1480年到1780年这三百年里，掀起过一场审判“女巫”运动，大肆残害妇女。回顾古今中外妇女地位变迁，历史在不断告诉我们，妇女地位高低取决于她们同生产资料的关系和其参与生产劳动的程度，而“男女同工同酬”则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妇女地位低下的局面。仅凭推动“男女同工同酬”写进新中国宪法这一点，申纪兰就足以名垂青史。推动“男女同工同酬”写进新中国宪法，很多人眼里申纪兰只是个历史潮头“英雄式”的人物。但她的一生，远没有那么简单。她来自人民，代表人民，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66年不忘初心，她生动诠释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我是个农民，没水平，但我对党和国家有感情。群众选你当代表，能办到的事就千方百计办，办不到的事也要尽力而为。”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次从家乡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去北京开人代会，从平顺县出来，7个小时才能到长治，乡里给她找了头毛驴，但是大山里坡太陡，石头山上的小路，让第一次出远门的她吓得不敢骑。先去长治，再从长治倒“班车”去太谷，再从太谷坐火车到太原，辗转到北京，已是4天以后。从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至今，在66年的代表生涯中，申纪兰提出的建议和议案涵盖“三农”、教育、交通、水利建设等各领域，始终守望农村。申纪兰曾说：“人民代表就要代表人民说话，人民代表就要给人民办事”。对于她一生守望的西沟村，申纪兰说：“不是西沟离不开我，是我离不开西沟”，“我宣过誓要跟西沟人一起建设好西沟，这是一个共产党人应该负的责任。我只能做到这一点，其他我做的还很不够”。据不完全统计，从第八届全国人大到现在，申纪兰的提案和建议总共有400多件，仅她个人的提案和建议就有80多件。贫困地区修路和吃水问题是她一直关注的两个问题。此外，诸如保护妇女儿童、保护未成年人、荒山治理、贫困地区工资问题、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都是申纪兰的关注范围。 ![]()
2016年3月10日晚，北京，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在山西代表团驻地翻看资料
她说：“我是农民代表，我要为农民代言，我要了解他们的要求愿望，反映他们的困难和心声。”1953年年初，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她朴实的精神底色上更添了共产党人的崇高追求。1973年，申纪兰被任命为山西省妇联主任。毫无思想准备的她，总觉得这不合适，不愿去。她说：“自己文化程度不高，又没有机关工作的经验，让自己当省妇联主任不如让别人当更合适。”她如实地向组织上反映了自己的想法，但最后还是服从组织决定。她上任后却不要级别，不要工资，不转户口，不要专车，还在西沟村参加劳动……不久，在她的再三要求下，最终还是辞去了这个正厅级职务。![]()
1981年9月，申纪兰参加西沟村植树造林活动。
1983年，申纪兰又回到西沟，从此再未离开。1983年，组织上把申纪兰列入长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候选人，她还是一再申明自己不合适，说：“我识字不多，当好代表就行了。”最后她当选了。市里要给她转户口、定级别、配专车，她又全部推辞了。她说：“我的户口在西沟，级别在农村，能走能动，要那些用处不大。”![]()
1986年9月与县供销社联合办起一座罐头厂，投产后的第一个月就生产红果、梨罐头5万多瓶。这是申纪兰（左）和工人一起检查罐头质量。
申纪兰外出联系业务，坐的是公共汽车，住的是价格低的旅馆，吃的是最便宜的饭菜。为了给村里出差办事，她每年的车费、住宿费也要花上不少钱，但她从未在村里报销过一次车票，领过一次出差补助，反而把国家每月发给她的生活补贴也“赔”进去了不少。有人说，你这是办公事，该报销就报了吧。她执意不肯。儿子张江平曾埋怨母亲为什么不利用手中的权力帮他转户口。原来，张江平是农业户口，当兵复员后不能安置工作。可申纪兰并没有以权谋私，而是明确地告诉他：“工作要从基层干起，不能去帮什么”。她曾长期住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农业学大寨”时建起的排房里。有好多次，村委会也觉得她住的房子太落后了，与她商量多次想重新建一处，但都被申纪兰借故推托了。就是家里的摆设也没有一件现代化的新式家具和高档电器：正墙根是一张旧桌子，一个旧式小柜子，一张老式木床占了半个屋子，床上铺的床单方方正正补了好几块补丁。2001年6月，申纪兰荣获保护母亲河奖，奖金2万元，她回来后，正赶上村里打井缺少资金，就把2万元捐出来打了井。2001年7月1日，申纪兰被中组部表彰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申纪兰把中组部奖给她的5000元现金，又一分不少地交给了集体。2009年，申纪兰当选全国道德模范，中宣部给她的5万元困难补助，也捐给了村里……![]()
2006年4月24日，山西省长治市，申纪兰扛着锄头。她的事迹也由此广为传颂。但她说：“功劳不是我的，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什么都干不成！”对党的无限忠诚，对人民的无私奉献，也让她饱受谣言攻击。2012年两会上，一则标题为《申纪兰：我们是民主选举我不跟选民交流》的新闻在网上流传开来。但人们关心的似乎并不是新闻内容，而是这个极具误导性的标题，并因此得出结论：她并不是一个负责的人大代表，因为她甚至不跟选民交流。回看当年的稿件和视频，当时记者问：“选举的时候跟选民有交流吗？”申纪兰的原话是：“没有。我们这是靠民主选举的，你交流就不合适，不选你，你就不要去‘各’(麻烦)人。”很显然，她误解了记者的问题，认为记者所说的“交流”是指“拉票”甚至“贿选”。有人曾造谣说，她的家人都是“官二代”。可媒体经过调查发现，申纪兰的三个儿女，大女儿张李珍在邯郸一家军医院担任主任医师；儿子张江平任长治市粮食局党委书记，曾任《长治日报》纪检组长；小女儿张江娥，则只是长治市市政工程处的普通职员。有人造谣说她有巨额家族资产。在1983年卸任省妇联主任后，申纪兰曾“下海”创业。如今这段经历，是一些人造谣她的主要素材来源。可申纪兰在自传《忠诚》中说，她下海后，曾有公司来聘她，一个月要给她发几万工资，目的是想让她利用自己在政府中的人脉，帮忙拉项目，打通关节，但她全都拒绝了。实际上，下海后的30多年里，申纪兰没从村办企业中拿一分钱，反而将个人的商业财富，无偿地让渡给村委会，让渡给村民们。担任过纪兰饮料厂厂长的王根考说，“虽然申纪兰是董事长，而且产品打着申纪兰的商标，但是她既无股份，也不从公司领工资……”![]()
前些年网络舆论斗争局势复杂严峻的时候，不仅历史虚无主义沉渣泛起，而且一些攻击党和政府的言论似乎成为政治正确，爱国的言行和英雄偶像却成为嘲讽谩骂的目标。
申纪兰不会上网，也没有电脑，获取信息主要是看电视和报纸，但她也或多或少听说了网络的形势。2012年两会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她说：“我有个想法，网也应该有人管，不是谁想弄就能弄。咱要按照原则去弄，不要好的弄成坏的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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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14日，北京，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申纪兰走出人民大会堂。她，当时一位80多岁的老人，对于网络管理的这番表述也许并不足够准确，也落入了又一个有意构陷的议题陷阱。在网络舆论逐渐清朗的今天，我想我们应该给她这段话一个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