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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网：我的提问是实现精准治污、依法治污、科学治污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在污染物排放标准方面有哪些举措，同时我也注意到近期生态环境部发布了我国首批国家生态环境基准，对此大家不是很熟悉，能不能介绍一下，谢谢。

王海燕：首先非常感谢媒体朋友对环境标准和基础工作的关心。

污染物排放标准是推进污染减排、防范环境风险、改善环境质量、优化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我国高度重视生态环境标准制修订工作，正如刚才别涛司长所介绍的，经过40多年的发展，我国现行有效的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有186项，这些污染物排放标准在倒逼环境污染防治、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家排放标准主要定位于环境准入，是污染物排放控制的基本要求，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执行。随着污染治理工作的不断深入，各地对精准治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统一的“一刀切”的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在某些领域也确实存在着针对性不强等实际问题。

为推进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在国家层面上，将不断优化完善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并加强现有标准的实施力度。在地方层面上，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积极性，根据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因地制宜推进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制修订工作。

地方排放标准主要定位于进一步优化行业发展和改善水环境质量，提出更适合本区域流域的排放控制要求。以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为例，截止目前，我国已发布国家水污染物排放标准64项，地方26个省份制定发布了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共96项。其中10个省为改善水环境质量，出台了28项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取得了明显的环境效益。

为进一步指导与规范该项工作，今年我部组织制订发布了《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制订技术导则》，明确了我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框架和各自作用定位及实施规则，提出了地方流域排放标准制定的基本原则与技术要求，对推动地方流域排放标准发展、支撑排污许可制实施、改善水环境质量和实施精准科学治理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今后，我们还将分领域陆续出台地方排放标准制订技术导则，加强对地方“因地制宜”开展标准制修订工作的指导与规范。

别涛：提到基准的问题，确实大家可能觉得相对陌生，从专业的角度，基于有关文献，生态环境基准指的是这样的含义，在特定条件和用途下，污染物质或有害要素等环境因子对人群健康与生态系统不产生有害效应的最大剂量或水平。它不考虑社会、经济及技术等方面因素，是一个客观、科学的问题，不具有法律强制力。生态环境基准研究以环境暴露、毒性效应和风险评估为核心，揭示环境因子影响人群健康和生态安全的客观规律。从揭示客观规律看，生态环境基准具有普适性，同时由于自然地理和生态系统构成等方面的差异，也会使这种客观规律呈现一定的地域特殊性。

大家从刚刚发布的《淡水水生生物水质基准技术报告—镉》可以看到，由于推导方法、关注物种的差异，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制定的镉水质基准存在较大差异。有关文献看到，美国在1980年、1985年、1995年、2001年和2016年，先后5次修订淡水水生生物镉水质基准。1980年发布淡水水生生物镉水质基准时，短期水质基准导入了29个物种的急性毒性数据，长期水质基准导入了13个物种的慢性毒性数据；2016年更新时，短期水质基准导入了101个物种的急性毒性数据、长期水质基准导入了27个物种的慢性毒性数据，2016年相对以前有很大幅度的增加。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各国、各地区应根据本国或本地区生态环境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基准研究。

我国2015年颁布生效的新《环境保护法》第15条规定：“国家鼓励开展环境基准研究”，这是国家环保基本法里首次为建立健全国家生态环境基准体系、推动生态环境基准工作健康发展提供法律的依据和要求。研究制定符合我国生态环境特征的生态环境基准，不仅是制修订生态环境质量标准、评估生态环境风险，以及进行生态环境管理的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也是构建国家生态环境风险防范体系的重要基石，有利于更好地提升生态环境管理能力和水平，是一项需要长期持续推进的基础性工作。我部2017年以来，发布了《国家环境基准管理办法（试行）》，组建了国家生态环境基准专家委员会，陆续发布了一些基准制定技术指南，今年又发布了首批国家生态环境基准，初步形成顶层设计、技术规范、基准值有序衔接的生态环境基准管理链条。

由于基准的技术性、专业性、科学性，下一步，我部将依托国家生态环境基准专家委员会，加强顶层设计，从大气、淡水、海水、土壤等方面，编制 “十四五”国家生态环境基准发展规划，全面推动国家生态环境基准体系建设。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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