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城市，青年人有希望，城市才有未来；对于国家来讲，青年人有了希望，国家才有未来。
纽约，奢华公寓的房产广告前，一名男子骑车而过。（图/视觉中国）
曾经有这样一个说法：“一个人的地位和尊严，被他所拥有的平方米决定。”一般的理解，是指个人拥有的房产面积乃至地段、周边设施、房型等加分项。也因此，人人都想努力拥有房子，以至于有外媒表示，中国的年轻人被房子“绑架”，他们“大学一毕业就成为中年人，像中年人那样为了柴米油盐而精打细算”。
主持人撒贝宁近日在《你好生活》（第三季）节目中提出了另一种理解。他说自己在北京的第一个家，大概2平方米——就是北大那张床；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家，大概20平方米——央视的演播室。对此，撒贝宁的解释是，“我的精神住在那儿，我的所有心思都在那儿”。
确实，除了安放你肉体的房子，安放你精神的所在，才是一个人真正的安身立命之所。
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这是8月31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国新办举办的主题新闻发布会上释放的强烈信息。住建部部长王蒙徽指出，新时代、新阶段，住房矛盾从总量短缺转为结构性供给不足，人民群众对住房质量和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深圳，女子坐在她租住的房间里面。（图/视觉中国）
这也印证了之前坊间流行的说法，即目前我国已经基本解决了房子短缺问题，核心问题在于房子的分布不够均匀，比如，大城市住房供不应求，小城市则买家难求；再比如，大城市房价普遍超越新市民、新就业大学毕业生、城市非户籍常住人口等群体的支付能力，而在租赁市场上，存在大户型住房供大于求，小户型、低租金住房供不应求的结构性供给不足。
有调查显示，在大城市，有70%的新市民和青年人租房住。然而，租金付得起的房子区位比较远，区位比较好的租金又比较贵，这成为新市民、青年人买不起房、租不好房的一个现实困难。住建部的对应举措是进一步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给——事实上，我国已建成世界上最大的住房保障体系。住建部副部长倪虹表示：“一个城市，青年人有希望，城市才有未来；对于国家来讲，青年人有了希望，国家才有未来。”
房子是用来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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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国面临的是住房短缺的问题。
1949年，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仅为8.3平方米；1956年，国家规定由政府统一对房屋进行分配和租赁，逐步完成对住房的公有制改造，但仍无法解决“住房短缺”的问题。以钱锺书、杨绛夫妇为例，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们住过中关园26号的北大宿舍、东四头条1号的文学研究所宿舍（后迁居干面胡同文研所宿舍）。
“文革”期间，他们的住所被强行入住的“革命青年夫妇”携婴儿及保姆分去两间，因无法与之相处，1973年，钱杨二人搬入学部办公室栖身，一住就是3年。唐山大地震后，办公室成为危房，“南北二墙各裂出一条大缝”，但二人仍在此居住，直至1977年年初迁入三里河南沙沟新居。“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杨绛在《我们仨》中写道。
上海的一家子。（图/阿灿）
除了像钱杨夫妇那样由国家分配房子，上世纪70年代，老百姓住房基本靠“福利分房”——一种由政府出钱、单位负责建房和分配的模式。然而，住房建设跟不上人口快速增长的需求，到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甚至下降到6.7平方米。
这样的局面亟需改变，1984年，“房地产”作为一个行业被正式命名。正是在这一年，万科、招商地产、保利地产、广州城建、浙江广厦等房地产公司扎堆出现。如果说1984年以前的房子只具有居住属性，1984年之后，房子便多了商品属性。房地产业迅猛发展，1998年，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福利分房制度被彻底废止。
房子既然成为“商品房”，它就成了财富的代名词。2001年8月，157个温州人来到上海，3天买走了100多套房子；第二年春天，另一群温州人来到北京买房，一下子花掉2000万元。传说中的“温州炒房团”就此成名，买房成了一种投资手段。房地产商也因此赚得盆满钵满，2003年《福布斯》杂志的“中国大陆百名富豪榜”中，涉及房地产业的富豪有35人，其中有6人进入前十大富豪之列。
房价逐年飞涨，预测房价也因此成为专家、经济学者的功课之一，但他们常常预测失败——因为房价的涨幅、涨速总是超出人们的想象。房子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民生问题。2005年，国务院要求“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势头”，相继颁布“国八条”和“新国八条”；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房地产发展的首要目的是实现“住有所居”。
可以说，我们的住房建设已取得巨大成就。根据住建部的数据，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39.8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48.9平方米。是时候让住房回归“安居乐业”这个本质属性了。
没有房子就是loser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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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有《中国后浪》的美国90后作家戴三才(Zak Dychtwald)发现，住房成本是困扰他的中国朋友的最重要问题：“随便问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中国主要城市目前的房价是多少，他们都会带着一种宗教般的敬畏，以科学家的精确度背诵出来。”让他惊讶的是，整体而言，房产在中国其实供大于求，然而定价却奇高，远远超过年轻人的工资水平。
戴三才在书中引入“生活变化指数”概念，以此衡量快速变化的环境——比如，“中国速度”——对中国年轻人造成的影响。“我们说到中国速度的时候，一般都是在说建筑。2011—2014年，中国浇筑的混凝土比美国整个20世纪浇筑的还要多。我们喜欢把1990年和2020年上海外滩的照片并排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前面那张照片上是一排没有起伏的两层建筑，而在后面这张照片中，遍地高楼拔地而起的一座现代大都市在古老河流的映衬下闪闪发光。”戴三才写道。
然而，从来没有人讨论过以中国速度成长对心灵的影响。戴三才认为，这一代年轻人享受了改革开放的成果，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基本不用考虑“我们家今天吃什么”这种生存问题的第一代；与此同时，他们可能也是受剥夺感困扰最严重的一代。他写道：“中国年轻人的期望——他们对自己想要过的美好生活的梦想——和他们的经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往往比世界上任何国家这种类型的差距都更大、更广，也来得更让人痛苦。”
对美好生活的梦想，可能来自影视剧的塑造。比如，像电视剧《奋斗》描述的那样，几个年轻人合租一整层大loft，过着令小镇青年艳羡的时尚生活。上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最好趁年轻完成买房、结婚、生子的人生必选项，这是家中长辈对年轻人的普遍期望。
而身为“四二一”家庭中众星捧月的那个“一”，年轻人不得不背负这样的期望。正如戴三才书中援引的一个被访者的说法：“我们得到了更多关注、更多食物，还有更多资源。作为交换，我们放弃了自己的青春。”他们或自觉或无奈，抛掉吟诵诗歌、结伴旅行、开读书会等这些“无用”的爱好，营营役役，成为以房子为主要指标（甚至是唯一指标）的成功学的信徒。
但有了房子，生活就是有尊严、体面的吗？未必。年轻人也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正如戴三才所观察到的，有很多年轻人正在寻求从传统期望——到了一定年龄就得结婚，买了房才能算“合格”，对“成功”的定义也只围着物质上的收获打转——的压迫和束缚中解脱。
你的安身立命之处，至少需要22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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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深圳有楼盘推出了“6平方米精装极小户型”，一口价88万元。专栏作家连岳在文章中提及，他和一个老友对此进行了一番讨论：老友认为这种房子令人毫无尊严，在深圳这样的大城市，至少得有一套20平方米以上的房子，才算有尊严；连岳则认为，这房子挺酷的，“即使按照量化标准，6平方米的私密空间，也比合租更有尊严”。
连岳表示，如果他身在深圳，或者他所在的厦门推出这种迷你房，他会毫不犹豫地买入——“我太喜欢这种房子了，在里面能满足居住的所有功能，打扫卫生又轻松”。有了这种迷你房，经济不宽裕的人“更容易实现房产梦，也更容易在大都市立足。换言之，令更多人有尊严”。
当然，连岳也指出，深圳这几套有房产证的6平方米迷你房，是1998年办的土地使用权证，2004年建成，然后于2016年完成改造并公开发售的。2012年8月正式生效的《住宅设计规范》规定，由兼起居的卧室、厨房和卫生间等组成的最小套型住宅，使用面积不应小于22平方米。也就是说，只有2012年之前报批的住宅项目才能如此操作，2012年后的住宅项目，使用面积至少要达到22平方米才能上市。
香港建筑师罗发礼2017年推出的“OPod”（水管屋）概念，则提供了极小户型之外的解决方案。在罗发礼的构想中，这种圆柱形的屋子，直径约2.5米，使用面积为10平方米，功能齐全：客厅与卧室二合一，可伸缩沙发白天收起是沙发，晚上打开就成了床；弧形的墙面上置入隔板，最下层的大隔板就是工作台，可以放电脑；从客厅往里走，依次是衣帽间和厨房，配备小型冰箱和微波炉，还有一个1匹的小空调；尾部则是卫生间，有淋浴喷头和马桶，热水器内嵌在墙内。
这样一套水管屋，建造成本约9.5万港元，建议月租金2500港元。有不少香港年轻人愿意住进去，理由是“好过住劏房”。
但这样的房子仍处在概念阶段。罗发礼希望未来能将这些水管屋陈设在天桥底下或建筑物之间的空地上，以实现香港土地的最大利用化。从设计图来看，这些可以堆叠三至四层的屋子，显得很赛博朋克。
有人可能会觉得这样的水管屋没有窗户是很大的缺陷——它的玻璃门也就是唯一的窗，但为了保持私密性，大部分时间得拉上帘子。
不过，想想19世纪英国出现的那些用砖头封死的窗户吧——当时，英国人为了少交窗户税，把公寓楼的窗户封死。以至于作家狄更斯批评道：“征收窗户税之后，空气和光线不再是免费的了。”为了得到栖身之所、获得人起码的尊严，英国人只能牺牲空气和光线这两样东西。
本文首发于《新周刊》59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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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桃子酱
编辑：林泽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