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城公共服务榜｜中国高质量生活城市，究竟在哪里？

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宜商之城”课题组

编辑｜戴春晨

上班族梦寐以求的高质量生活是怎样的？

务实的职场人期待的，不是“钱多事少离家近”，也不是实现“提前退休”的终极梦想，而是工作与生活得以平衡的舒适感。既能上班挣钱，又能从容享受家庭生活，不必担心看病和孩子上学的问题，购房置业也不再遥不可及。

让员工挣钱是老板的事情，但让他们能够享受生活却是地方政府的责任。一座城市当下要凝聚“人气”，靠的是发展机会，也靠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

这样浅显的道理，在职场打拼的人懂，商海浮沉的老板们自然也懂。

一座城市能否成为“宜商之城”，公共服务的体验值能否拉满，是关键因素。

承接上期的“市场活力”，我们继续走进中国的57座城市，观测城市的教育、医疗、住房、消费、文娱和交通条件，综合评估这些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

榜单可能颠覆大多数人对城市层级的认知，公众认同的一线二线顺序遭遇“大洗牌”。

榜单上，上海和北京依然领先，却已没有“全面碾压”其他城市的气势，部分细分指标遭遇二线城市“截击”；广州，被南京、苏州、杭州等二线城市反超，勉强保住前十名的位置；深圳，以及西安、厦门、东莞等近年来的“新晋城市”，退居57座城市的中后位。

如果引进其他数据做参照，我们至少能得出两个判断：

一是较大经济规模的城市，公共服务能力还没有跟上来。“万亿GDP俱乐部”的24座城市（含准万亿城市东莞），公共服务排名不如经济排名的城市已超过一半，其中7座城市排名在第35名之后；

二是不同公共服务能级的城市，相对区域化集中。除去榜首的上海，南京、苏州、杭州等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公共服务的排名不仅相对靠前，而且表现比上期的市场活力榜更好。

而同样是活力区域，珠三角地区的表现却相对靠后，除去排名第十的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珠海等城市均排名靠后，相较于市场活力榜等排名有大幅度的下滑。

再回头看经济规模和公共服务排名的PK，表现相对还不错的一小半城市，多数又是长三角地区的城市。

如果说市场活力是“宜业”的标准，那么公共服务就是“宜居”的保障。“宜业”和“宜居”一起看，长三角地区对企业更有吸引力。

加上有同样表现的武汉，我们可以说，相对而言，宜业更宜居的城市，在长江中下游。

还有一座长江流域的城市——成都，这座城市的公共服务排名比不上市场活力排名，但均进入前15名，也算得上是优等生。

为什么是长三角而不是珠三角，又为什么是武汉？

这恐怕要从历史找原因了。

江南自古富庶繁华，工业化进程开启较早，公共服务资源有着长期的历史积累；相较而言，沐浴改革开放东风的珠三角地区，仅广州和佛山的部分区域有历史的沉淀，在经济腾飞的迅猛过程中，要跟上公共服务能力，压力较大；

武汉体现的则是一座人口迅速回流和涌入情况下，中西部“强省会”的行政资源调拨能力以及消费、文娱等方面的建设能力。

综上所言，公共服务这一阵，长三角城市群以及武汉恐怕要再夺一筹。

造成榜单排名“大洗牌”，主要是因为房子。

尽管有“房子是租来的，但生活不是”的说法，但朴实的中国人更相信，住上自己买的房子心里更踏实。

换句话说，一座能让员工轻松置业的城市，对老板们有着巨大的诱惑力。据研究团队早前的调研，房价过高是企业家放弃一座城市的最主要原因。

衡量住房压力的主要指标是房价收入比和房租收入比，也就是要花几个月的工资才能买上或租上房子。

不出意料的，在这两项指标的较量中，一线城市和“新一线”们马失前蹄。北上广深，以及杭州、南京等城市的房价收入比，纷纷冲破15倍甚至20倍的关口。

具体来说，不吃不喝，买一套40平米的商品房，在深圳需要43年，在北京需要39年，在上海需要37年，在三亚需要34年。

换句话说，对于收入有限的工薪阶层而言，相当多的城市房价过高了。

从国际经验看，高昂的房价，既说明城市繁荣有吸引力，又是一种棘手的“大城市病”。过高的房价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推着企业往外“逃离”：房价上涨会带动工商业地价上涨，老板们要支付更多租金；房价涨了，想要买房的员工们更想要涨薪，想要更高的收入，老板们开工资的压力更大；谋求“权宜之计”的员工住到更远的地方，长距离的职住分离又会拉低生活的幸福感。

即使是像硅谷这样市场活力值拉满的地方，也难以摆脱高房价的魔咒。一些高科技公司掀起“逃离硅谷潮”，有寻求更低税收政策的目的，也有高房价的因素左右。

这样的结果，似乎遵循着某种规律——经济发展了，劳动力涌入，城市空间有限导致房价抬升，人的收入赶不上房价因而逃离，最终给不起高工资的企业招不到人也选择逃离。

有什么办法破解这样的“魔咒”？

在动辄15倍乃至20倍的清单中，9倍以下的房价收入比绝对算得上“舒适”模式。在57座城市中，只有4座城市符合这样的情况，分别是乌鲁木齐、烟台、银川和长沙。这4座城市中，有显著人口净流入同时经济较为活跃的，只有长沙。

换句话说，长沙是控房价的“孤例”。单以房价论，长沙会是企业家心中妥妥的理想之城。

长沙的低房价之谜，谜底是什么？

南方周末曾经对此做过深入探查：

第一，长沙有庞大的集资房存量，这些房子价格较低，满足了相当比例的购房需求；

第二，地方政府招拍挂出让的土地供应量充足，不会出现地价涨推动房价涨的情况；

第三，地方政府严厉的调控政策。

前面两个“量”很多城市很难做到，但近年来很多城市都严厉执行“房住不炒”的政策。这让人们期待楼市降温的同时，也让老板选择城市办企业有了更多的考量。

至于那些房价收入比看起来非常高的城市，也不是没有机会。房价收入比，观测的是本市的房价和本市的收入。如果用一座城市的收入去对应另一座城市的房价，那隐形的“房价收入比”可能会低得离奇。

例如，用深圳的收入到附近的东莞买房，压力就小得多。这样的结果，也解释了为什么部分核心城市的企业会外迁。既享受原来城市的供应链、资金和人才储备，又能让员工买上房享受生活，老板们何乐而不为。

楼市也预示着未来产业的走向。一方面，城市内部的企业在成本和房价的压力下，用技术升级来保障员工更高的收入；另一方面，一些企业可能转向周边。

这也就是说，都市圈和城市群的时代正在加速到来。

如果看房子，很多人们觉得很强的城市都不算亮眼；如果不看房子，这些城市却又有相对还不错的表现。

先看教育和医疗。好的学校和好的医院，果然还是“有钱”的城市多。

从一线城市看，复旦大学评定的百强医院，48%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座城市；而年人均教育投入中，北京、上海和深圳均超过4000元，广州则以近3000元的数据位列第十。

从区域看，可圈可点的是长三角地区。南京、苏州、杭州、扬州等城市，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的排位都跑到前头。这是财大气粗的江南持续投入公共事业的结果。

这样的表现，也抬升了长三角城市群在公共服务榜的整体排名。

上好学、看好病是普通老百姓的朴素愿望，这也是地方政府孜孜以求的目标。

从当前的情况看，尽管许多地方的条件有了明显改善，但城市之间依然存在优质教育和优质医疗的供给鸿沟。

以学校为例。我们暂且不看重点与否，单看生师比，即多少学生才能“分到”一名教师。国办发〔2001〕74号确定的标准是，小学学生与教职工为19:1，初中为13.5:1，高中为12.5:1。

目前的情况是，57座城市中，小学和中学均达标的城市只有34座。

城市之间的分化还比较严重。在北京，6.45个中学生就有1名教师；而在东莞，15.22名学生才有1名老师。换句话说，东莞的中学教师平均教的学生，约是北京教师的2.5倍。

这样的“鸿沟”，根源在于经济高速增长衍生的“大城市病”。

简单来说，人来得多了，但建学校建医院的投入和速度跟不上。一方面，建设学校和医院需要时间；另一方面，人口过快涌入的同时，地价被拉升，加大了建设用地和投入的难度，同时还有户籍政策等原因的牵绊。

这造成了许多城市学校和医院的供给不足，或者陷入结构性紧张的局面。

但这个问题不是不能解决，例如深圳在教育的高投入，已经将城市拉到了全国第8名，实现了中学、小学生师比的“双达标”。

教育具有强外部性。根据陆铭研究团队预测，如果给每100个中小学生配备的老师数量增加1人，在长期内可以推动当地的年均经济增长上升1.07个百分点。

这里面有很复杂的门道。简单来说，教育条件好了，能留住更多的上班族，提升一个企业的运作效率。无数家企业效率都提升了，经济不增长都难。

这也从侧面证明，老板需要城市有好的学校。

再看消费资源和文娱资源供给。我们的参考指标是购物中心数量、消费者满意度、公共藏书量和影院数量。（鉴于出行交通领域还受到地理原因影响，影响复杂，这里暂不做讨论）消费资源和文娱资源供给的城市排名，更像GDP和市场活力榜的城市排名。换句话说，这两块资源供给，与经济体量和市场活力贴合度更高。

消费和文娱资源供给的排位上，上海、北京和深圳均位居前列；而苏州、杭州、南京等“新一线”超过“老一线”广州，成都、宁波紧随其后。消费和文娱资源供给的十强城市，跟2020年的GDP十强仅有两城的差异。

如此高度的重合度其实不难理解。一座城市的经济体量越大，人口规模越大，就越有购物中心和影院的市场需求。教育和医疗是公益事业，需要行政资源的调配和投入；而消费和文娱的需求可以通过市场手段满足（公共藏书还属于行政资源投入），用市场来养活。

也就是说，拥有好的购物中心和好的影院，可能更容易。这告诉老板们，不需要过多为员工们的吃喝玩乐需求担心。

但这并不意味着，满足消费和文娱需求就不重要。

研究团队曾经提出，中国城镇化正进入“就业价值”和“体验价值”双重导向的新阶段。城市有好看好玩又有文化内涵的消费空间和文化空间，将是让人才留下来的重要手段，是让企业尤其是好企业留下的重要手段。

这方面，以成都、西安、厦门等城市为代表，壮阔的国潮时尚景观激发了城市的人气和消费活力。

但这些城市或房价高企，又或存在教育或医疗的短板，这些短板如何补足，与消费、文娱资源供给的优势结合，形成均衡的公共服务供给？

从榜单上看，能获评“全面优秀”的高质量生活城市还未出现。我们期待这样的城市。

“宜商之城”研究团队：

统筹：姚伟新、孟登科

执行统筹：戴春晨

指标模型编制：戴春晨、郭倩倩

数据挖掘与处理：黄艳欣、郑璧薇、苏经俐、孙楠欣、徐红梅、王静、郭晨杰、杨晓鑫、龙晓旭、齐楚、刘玮钰、陈晓楠、葛安娜、田也、邓玥、吴杨、程瑜婷

数据分析：戴春晨、危昱萍、郭倩倩、邓丽萍、吴杨、葛安娜、刘玮钰、邓玥、陈晓楠、王静

章节执笔：郭倩倩、陈晓楠、龙晓旭

可视化：白桦

*如需要完整榜单，请在公众号“唯一的城”后回复关键词“公共服务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