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白宫调侃总统时，李诞大学还没毕业
上周末，在北京CBD，我线下欣赏了黄西的脱口秀表演，他正打磨自己的段子为全国巡演做准备。此时，距离他在《脱口秀大会》出现，刚刚过去一个月。
原本我邀请了朋友一起来，她刚刚留美归国不久，对国内的脱口秀既熟悉又陌生，听说黄西要登台还有些惊讶：“黄西都开始讲中文脱口秀了！”
很多人知道黄西，是因为2010年3月，大洋彼岸那场白宫记者年会，年会上，黄西作为有史以来登台的第一个亚洲面孔的脱口秀演员，进行了15分钟的脱口秀表演。
他当面调侃了时任美国副总统约瑟夫·拜登、讽刺了阶级差异……从旁观者视角，对美国社会中自我冲突和矛盾的部分，进行了精准地击打。
儿子有时候问我：“爸爸，为什么我一定要说两种语言？”我告诉他：“儿子，一旦有一天你成为了美国总统，你需要用英文来签署立法议案，然后用中文跟债主们讨论债务问题。”
数十年面对文化冲击时的敏锐观察，在这场年会上，以一种极具智慧的方式被呈现出来，黄西成为了红极一时的脱口秀明星，包括李诞在内的国内很多脱口秀演员都受其启蒙。
黄西（左）与拜登（中）
多年之后，拜登就职美国第46任总统，黄西的那段经历显得尤为珍贵。只是，外界对他的讨论，却似乎停留在了那一晚。
深入脱口秀的小圈子，或许能够零星听到黄西的动态，但大众的视野，则被更具网感、更迎合舆论潮流的新兴脱口秀明星填满。
黄西去了哪儿？这两年都干了什么？为什么不火了？我们见到黄西，试图和他讨论外界的这些疑问，黄西不以为然，他告诉我：“火不火这不是我的标准”。
那他的标准是什么？
存在感
最开始接触到脱口秀时，黄西还是莱斯大学一名博士研究生。为了考上这所大学，他提前把词典背了八遍，当中85%的单词都能背出来，聊天时也经常使用当中的艰深词汇。
在一段脱口秀上，黄西曾举过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他打招呼一直都用“Hello”，却不知道更地道的说法其实是“What's up”，于是就在一次与朋友彼此问候的过程中，闹了笑话。
美国人觉得他不合群，有什么课外活动都不带他，很长一段时间，黄西身边一个朋友都没有。后来接触了喜剧，才有英文老师告诉他：“不要用难词，会让人听起来乏味。”
黄西青年时期照片
这让他一度很害怕表达，“总担心自己说错”，他告诉我，课堂上，面对教授提出的问题，即使自己有不错的想法，也总会因为“英文不行”自我劝退，常常是把想法告诉身旁的美国同学，对方提出来便会获得表扬。
而此前，在国内，黄西是那个年代少数拿奖学金出国读博的科研人才，曾以有机化学满分的成绩考入中科院。
巨大的落差，让他开始迷失自我。
即便是工作了以后，这种境况也没有得到改善。当时，黄西的英文已经算得上是留学生中最好的，还是公司里唯一拿到专利的一个，很多刚毕业的白人学生都已经得到了晋升，他却始终没有动静。
这种被忽略的感受黄西很熟悉。小时候上学早，5岁半，别人还在读幼儿园的年纪，他已经是小学生了，周围的同学都比自己“成熟”，黄西觉得自己些格格不入。
有人给他出主意：“写日记能舒缓心情。”黄西照做了，坚持了一年，他再回头翻看自己的日记，“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在他的回忆里，记日记并不会带来劫后余生的轻松和释然，反而让痛苦一再烙印。
于是他打算让难过的事情翻篇儿，把高兴的事儿记下来。从那时起，他开始通过写作磨砺自己幽默。
校报刊登了黄西描绘大学生活的文章：“这儿的蟑螂体型赛德州啊，我想他们的饮食应该和我差不多。”中国人不善言辞、不懂幽默的刻板印象被打破，黄西的英文老师评价他：“天知道这个中国学生这么有趣！”
而这番有趣得到更妥帖的安放，还要从脱口秀出现在黄西生活里说起。
2001年，朋友带他去看脱口秀，黄西觉得这种形式很好：“站在台上，你可以把自己困惑的东西、解释不了的事情、自卑的情绪通过一个包袱，全都宣泄出来，感到了共鸣，观众才会笑。”
黄西在演出现场
黄西逐渐意识到，脱口秀是一种给人存在感的东西。
如果说，在那个叫汉纳的小体育酒吧里，讲脱口秀赢得一张价值20美元的餐券，是黄西第一次感到被这个文化环境所接纳；那登上白宫记者年会的舞台，接受2500位政客和记者的掌声，则是他开始享受存在感的时刻。
他在后来的采访中回忆那一瞬间的感受：“演出的地方地势比较高，出来之后，可以俯视华盛顿那个城市，那种感觉特别好，就好像我已经到达的世界之巅。”
出口
在白宫的演出，让黄西迎来脱口秀事业的高峰期。
媒体争相报道，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国内，都经常能听到他的新闻。这个黄皮肤的男人，一下成了办公室红人。有同事会把黄西的照片打印出来，贴到食堂里；也有公司董事会在董事会之前，先跑到黄西办公室寒暄。
大量的演出邀约相继涌入，几乎挤占了他所有的周末。那段时间，他不是在演出，就是在去演出的路上。日程安排特别密集的时候，他还要专门和公司请假一两天，一直工作到演出结束，再回去打另一份工。
时间久了，黄西很担心自己“鱼和熊掌不能兼顾”。
于是，2010年底，黄西辞掉了在公司的工作，成为了一名全职脱口秀演员，这让他有更多时间投入到脱口秀上，一个月当中，几乎有15天都在演出，他的名声越来越响，只要黄西出现在旧金山，随意推门走入一家俱乐部，老板都愿意让他压轴表演。
在美国，脱口秀说好了，然后去拍情景喜剧，几乎是一条水到渠成的路径。脱口秀当中的逻辑幽默、个性幽默，与情景喜剧的思路非常适配。美国最火的三部情景喜剧《人人都爱雷蒙德》《宋飞正传》和《老友记》中，有两部是脱口秀演员的作品。
而在疫情之前，好莱坞每年大概有300部情景喜剧在拍。看情景喜剧，也早已成为当地人的生活常态。市场很有前景，黄西也把情景喜剧当成自己脱口秀的一个出口。成名不久，他就和《人人都爱雷蒙德》的制作人建立了合作，规划着一部属于自己的情景喜剧。
但真正到了好莱坞，他才感受到，这里给予亚裔的空间，有多么狭小。对方曾直接告诉他，好莱坞不能有亚洲人主演的家庭剧。这一观点不无依据，在南加州大学的一项研究中提到，2014年美国全部影视剧中，只有大约5%有台词的戏份属于亚裔演员。
这还只是公开层面。黄西告诉我，更多的时候，是那种看不出来、比较微妙的歧视，包围着你的生活。它隐蔽于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甚至是系统性的。
“与其说是遭到了故意排挤，不如说根本就没人关心”，他还记得最开始讲脱口秀，台上，观众笑得很开心，台下，却连他的名字都记不住。“观众只能记住白人的名字”。黄西感到无奈。
人的兴趣点，往往都有趋利这一层特点，对与自己利害相关的，或许关注得很紧密，而跟自己的关系不大，再新奇的东西可能也不能引起关注。黄西告诉我，在美国社会中，有关亚洲人的一切，恰恰就处于这样的位置，“亚洲人的历史在历史书里都很少被提到。”
黄西曾在段子里调侃过这一点，有一天儿子回到家，忽然和他说：“爸爸，学校今天教了美国历史，黑人真的好可怜。”话锋一转又感叹：“还好我是白人……”。黄西说：“等一下，你不是白人，你是黄种人。”
在按照“色号”划分话语权的荒诞社会环境里，年轻一代已经找不到自己的来处。黄西觉得，一种无形的天花板正压得他喘不过气，“可能我再往前做也就是那个样儿”。
他想起之前在国内，进各大高校演讲的情形。尽管在这片土地上，地缘亲厚的京津相声、小品以及东北二人转等形式，已经渗透至各个圈层。但单纯依靠逻辑、表演者的生活经历和个性来逗人开心的脱口秀，依然获得了那些高校学生的喜爱。
重要的是，这不是基于任何一种方言的喜剧形式。不依靠快速拉近距离的某种情感抓手，就能占领观众，脱口秀或有其自在的逻辑。
也是在此时，央视新成立的一档节目《是真的吗》，邀请他担任主持人，黄西抛下在美国的脱口秀事业，带着妻儿，回国开始了他个人的第一档节目。一切看似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互联网
在国内，他的脱口秀事业面对一个全新的环境，有开疆拓土的兴奋，也有从零到一的艰难。《是真的吗》称不上一档真正意义上的脱口秀节目，脱口秀，更像是当中的一个元素，以自身的娱乐色彩，帮助这档以科教为主的节目亲近观众。
黄西还是想要做一档理想的脱口秀节目，或者情景喜剧。
手头上一部情景喜剧，自他回国以来已经做了好几个年头，但一直没有做成。“我都不好意思谈太多”，面对媒体，这个迟迟不能成形的作品，让黄西感到赧颜。他自嘲“个人努力不够”，也感叹自己运气不好。
那段时间，文化产业正迎头赶上“IP热”，两部国民情景喜剧《家有儿女》和《爱情公寓》，在资本的簇拥下接连推出续集，但却没有在市场上收获太好的反馈，这种现状，让平台对情景喜剧心存疑虑，黄西找过去，甚至没人把他的项目当剧对待。
黄西在《脱口秀大会》
《脱口秀大会》的舞台上，黄西讲的那个段子是在现实中真实发生的。原本打算支持他做剧的投资人，转身去投了区块链。没过多久，对方又觉得脱口秀正热门，他找到黄西：“听说最近脱口秀很赚钱，你能不能借我点？”
似乎所有人都很着急，更追求效率，也更喜欢立竿见影的东西。
当年，黄西为了能上脱口秀节目崭露头角，在线下的俱乐部和酒吧里表演了近八年。其实星探很早就发现了他，会定期去考察，但始终没有轻易行动。
坚持到第五、六年，除了自己，身边的人都已经上过节目，黄西想过放弃。同样的情形如果在国内上演，可能表演到第6个月的时候，就已经被平台、俱乐部争抢着捧红了。
“但这能叫艺术吗？”，黄西一直觉得，做脱口秀，还是要看段子写得是否成熟，观点是否清晰独到，“如果一个从业者，做6个月就能火遍大江南北，那只能说明他做的不是艺术。”
环境浮躁，大家精力能够集中起来的时间越来越短。哪怕是黄西自己，也很难做到每天留出固定时间集中创作。“一会儿是微信、一会儿是电话”，各种信息像是无数嘈杂的声音，包围在身边。“你说好几十亿人都在创造垃圾信息，这个得浪费多少时间”，他感叹。
以前人们总幻想，科技发达的时代，生活可能会呈现出另外一番美妙的面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可以直接进行物质传输；两个人打电话，出现在对方面前的不仅仅是视频，还有全息投影……
但如今，这一切好像都没有实现，互联网的发展，只是让更多人盯着手机小屏幕焦虑。黄西和我讨论日常被垃圾信息包围的情况：“你肯定也被拉近不少微信群，那里面的信息，95%都是假的。”
如果只是娱乐，似乎问题不大。但当人们有更深层次的需求，尤其涉及到一些更大的命题，要发出更本质的追问时，又该如何呢？黄西觉得，脱口秀或许应该担起这个责任。
互联网时代，人们花大量的时间，在网上寻找理想状态，却忽略了真正的生活。人与人之间，在网上距离变得越来越近，但是在现实的距离却越来越远，整个世界朝着一个扁平化的状态发展。
所有人都变得很孤独，大家渴望交流、渴望连接，而在脱口秀里，则人们基于同一个维度产生思想上的碰撞，成为可能。大家在同一个频率发笑，找到存在感，同时也能传达一些想法。
“以前，一个时代的精神可能是通过书或者哲学体现出来，在新时代有可能通过脱口秀体现出来的。”在黄西看来，相比其他载体，脱口秀更适合当下环境，“脱口秀有很强的感染力，那种即时的冲击性，会更加有力量感。”
这种种一切似乎都在向他表明，脱口秀还有更大的机会。
变化
黄西也在做其他尝试。
短视频时代来袭，他的脱口秀综艺又有了新的可能。黄西和团队，一边尝试着把内容改得更短，在时长上更贴近短视频平台的要求；另一边，也在探索一种比赛之外，更适合脱口秀的的节目新形式。
录制的音频课有了一定的成绩，在知乎平台上一度占据销量第一，虽然在美国，交通工具比较单一，当大家堵在路上的时候，音频作为普遍的消遣，已经不新了。但在国内，有了互联网概念的加持，这个赛道还处在蓝海一片的领域。
黄西的新书《滚蛋吧自卑》，就是根据这档音频节目发展而来。
黄西新书《滚蛋吧自卑》
连“笑坊”也走在视频化的路上，“我们有一些好的线下的东西，在思考通过短视频或者直播的方式，弄到线上。”作为黄西回国之后开创的脱口秀俱乐部，“笑坊”已经存在了多年，此前一直坐落在方家胡同，受疫情影响，现在还在寻觅新的场地。
黄西承认，媒介的变换，会对脱口秀内容中所包含的能量，造成一定损失。
不同的平台，特点、习惯都不一样。最关键的是，解决的问题不同。在舞台上表演，逗笑观众可能被放在更首要的位置，而在台下写书，可能更强调为读者在不同情境中遭遇的问题，提供解法。
同样的，在不同场景说脱口秀感受也不一样。比如综艺的舞台和线下的舞台，不只表演者，现场观众的感受也很不相同。“声音出去之后，那个气是散掉的”，采访开始之前，闲聊中，黄西就表达了在《脱口秀大会》舞台上的不适应。
“变化”可能正在成为他最重要的话题。最开始主动意识到这点，是周遭环境的改变，当时刚刚回国工作，黄西目睹了在十几年内，这片熟悉的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以前在海淀，根本都没见过高速公路，我记得有同学在奥运村，我们想去看他，都要提前备好吃的、喝的。”
这种扑面而来的新鲜感，带来了强烈的刺激，身为个体，感受到更多的可能是痛苦。每当这个时候，人都会面临一种心理上的拉扯：是接受变化，还是坚守自我？可能还不等你考虑清楚，更加新的东西又迎头赶上，这种变化是目不暇接的。仿佛身处大海，一直处在洋流的席卷当中。
甚至，连“变化”这个话题本身，都呈现出一种流动性。
这并非只有他一个人在经历，大概是一种时代情绪。我提出“漂泊感”这个词，黄西很认同。中国农村人口从90%降到50%，这些人来到城市会有漂泊感。“哪怕是北京当地人，家从二环搬到了五环，可能也有漂泊感”，黄西打趣道，“只要生活在现代生活，很多人都有这个感觉。”
他想尽量乐观地看待这个问题。痛苦不只是痛的，还能让人保持清醒。
60、70年代的美国人，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搬一次家，为了能挣到更多的钱来养家糊口，而现在，整个国家的人几乎不动，在黄西眼中，这是美国社会活力和创造力下降的关键原因，“漂泊感强的时候，大家不太看背景，人与人之间也更容易产生共鸣。”
他很早就告诉自己，要接受这种“漂泊感”。追溯到最开始有这种感受，是在讲脱口秀前后，“那个时候我放弃了一些东西，然后开始接受，大概自己也不是一个很完美、理想的人。”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放下了包袱，逐渐意识到，人生的意义，可能不是一开始的定义，而是一点一点找到。“我以前挺讨厌长辈，尤其是我爸，和我讲什么‘既来之、则安之’这种话，但现在想想很有道理，生活中不可能没有变化，当变化来临的时候，也应该适应一下。”
这可能也是黄西坚定做脱口秀的原因。“脱口秀是这样，它既把一个表演者从生活当中‘超脱’出来，你得观察生活。但是超脱的同时，你还是在过程里面生活。我觉得这个状态挺好，不是与世隔绝，但还能与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
就像黄西一直强调的那一点，脱口秀给人存在感。“为永恒工作”这件事，交给时间。
采访接近尾声，黄西眼睛里泛着光彩：
“这是一个悲剧也是个喜剧，看你怎么看。所有的事，你可以拿它当悲剧看，也可以拿它当喜剧看。他们说喜剧的内核是悲剧，我不觉得。喜剧就是悲剧，悲剧就是喜剧，它们是一体的。所以整个人生一出挺宏大的喜剧，不断地找一些小一点的包袱，一步一步迈向自己的‘包袱’”。
这不是一个游子重回故土、重新融入的故事，我们要讲的是，一个人与变化相处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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