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天剥夺理性，解密洗脑培训的千层套路

你身边有一群想洗脑你的人。

他们可能是陌生人，但也可能是你的熟人、好友甚至亲人。

他们原本智商正常，情绪稳定，该工作工作，该学习学习，和家人朋友同事都处得不错。

有一天，他们去参加一个为期5天的培训，据说那是一个让人变得更智慧、高效、幸福的课程。回来时，他们看上去没什么太大不同，甚至还更高兴了一点，更热情了一点。

但他们已经被洗过脑了。他们的脑子里被植入了一个新的目标，把更多人带去洗脑。

读到这里，你可能会发出疑问：“5天课程，就能给一个智商正常的成年人洗脑？怎么可能呢？”

但事实是，洗脑这门技术真实存在。传销、邪教，以及这类“集体觉醒培训”（Large Group Awareness Training，LGAT）都在使用。

洗脑总体上可以分为三个大步骤：

接下来，这篇文章将一步步拆解，“集体觉醒培训”LGAT课程所用的每一种洗脑手段，以及背后的目的和原理。

关于LGAT课程的叙述分别来自6个渠道，按时间排列如下——

那是一个精心构建的陷阱。

课程从一开始的计划，就是给你洗脑。

第1步是隐藏在幕后的准备工作，除了操控者心知肚明，其余人对这部分一无所知。

洗脑（brainwashing）又称精神控制（mind control），简单来说，就是控制者使用不道德的手段，去改变受控者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

操控者和受控者之间关系不平等，控制者利用受控者的信赖和牺牲，去压榨受控者的经济、身体、信用，并获得利益。

LGAT课程在宣传时，可能会用各种各样的“饵”：领导力、营销学、成功学、团队建设、减压课程、快速致富、心灵成长、健康养生、亲密关系治疗……

但不管是什么样的“饵”，唯一目的就是引人上钩 。后面真正的课程内容，其实与饵无关。最终目的只有一个——让受控者变得愿意为课程出钱、拉人、做义工。

心理学家辛格分析说，洗脑的关键在于“双重方案”。操控者引导着受控者去经历一系列事情，并告诉受控者，这系列事情要达到的效果是方案A；但实际上，这系列事情达到的真正效果是方案B，让受控者盲目地放弃过去的信念和价值观。

“双重方案”是受控者配合的原因，他们只看到了表面方案，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要被洗脑改造。

洗脑类课程的第一个不道德之处，就在于刻意的欺骗和隐瞒。

因为要达到洗脑，操控者首先必须隐藏自己的洗脑意图，让受控者“不知道自己将被洗脑”。

洗脑是一个过程，无法瞬间完成，至少也需要好几天。洗脑的步骤是环环递进的，每一步改变看上去都不大，但却推着受控者一步步走到了一开始绝不会同意的地方。

为了不让受控者提前逃跑，有必要让受控者完全不清楚课程的内容，从而也就不会提起戒心，心生抵触。

比如说，这类课程的最后一步，通常是“感召”，也就是要求已经被洗脑的受控者去招募新的受控者。受控者的“毕业与否”“表现好坏”“能否进入下一阶段的升级课程”，强制与“拉到多少新学员”挂钩。

然而，如果在一开始就知道“必须拉人头”，还自愿参与的人就会非常少了。

因此，这类洗脑类课程会要求，受控者在拉新人时只分享“感受”，不透露课程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同时，在培训过程里也严禁记录，最大程度地杜绝“新人预先知道会发生什么”。

LGAT课程为了不让受控者中途逃跑，还会使用“抗生素类比策略”，并宣称“只有完成整个课程且参加了所有的练习，才能要求退款”。

这个类比并没有什么事实依据， 抗生素治疗产生“抗药性”的原理，和心理治疗或者培训课程的原理完全不同。奇葩的退款政策也完全不符合常理。当学员“完成整个课程且参加了所有的练习”，公司完全可以以此作为拒绝退款的理由。

这些隐瞒和欺骗，也就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所有LGAT课程的学员，都不是真正的“知情同意”。他们在压力下做出“要将课程坚持到底”的承诺，却根本不知道自己同意了什么，自己将遭遇什么。

“控制环境”是洗脑的重要手段。

先控制人身，再控制精神。

控制环境包括控制所处的地点、时间、精力、周围同伴，以及接收到的信息。受控者将被切断原有的信息来源、反馈渠道和社会支持系统。

如果能让一个人彻底失去人身自由，连续几天甚至几周置身于被控制的环境里，是最有利于洗脑的。因此，许多传销或邪教会先把人骗到偏远的地方，比如乡下的野营地，郊区的静修点。

洗脑课程则多选在市区写字楼或酒店会议室里。来到这里的人，会觉得这是公开、受认可的课程，从而放下戒心。

但实际上，课程里不但有着教练和助教，学员里还潜伏着来“复训”的老学员，以及“托”，这些人将站在同一立场共同行动。

也就是说，洗脑者有着环境和道具衬托，有着一群“托”的辅助，而受控者是单枪匹马孤零零地迎战——而且受控者甚至还不知道，等着他的是一场精神领域的大战。

同时，新人们也是“被挑选过的”。

去上洗脑课程的人，往往是被熟人强力推介，或者是被上级要求参与“工作培训”。

熟人推介，并不是那种在朋友圈发发推荐，面向“非特定人”的广告，而是直接找到潜在新人，一对一地拉人。有了熟人的背书，再加上“维持人际关系”的本能，受控者都会同意。

如果是来自上级或者雇主的要求，为了工作和前程，受控者就更难拒绝了。

这是洗脑课程的强迫之处。

李亚玲就记述了一个离开未遂的案例。

史溪源也写了一个被家人强迫参加的40岁学员L，

最后，如果真的有疑心重、反抗意识强的人，也会被迅速而无声地筛出去。目标在于让新人们注意不到其他人也有不满，这样，即使新人内心怀疑，也会觉得自己只是少数。

总之，所有新人都经过推介、报名、缴费的层层筛选。洗脑者倾向于不碰顽固、戒心强、自我中心的人，因为这些人难以控制，也难以改变。最后留在洗脑课程的新人，大多是友好的、顺从的、无私的人，因为这样的人易于被说服和管理。

到了课程开始前，绝大多数人即使有不满，也不再公开反对。

陷阱布置好，猎物进来了。下一步，就是让猎物打开心门。

打开心门，就是受控者卸下防御，主动放弃理性和逻辑，允许洗脑内容长驱直入。

为了在几天内达到这点，洗脑课程将再次跨越道德底线，使用虐待身心的办法。

新人们不会预料到，自己即将被人从头骂到脚，从人品到智力被全面否定。

面对这种压倒性的语言暴力，普通人当然会感觉恐惧无助羞愧。这些强烈的负面情感又会削弱人的理性思考能力，新人们恍惚觉得自己真的是十恶不赦才来到这里，忘了自己明明是被“自我提升”骗来或被上司亲友强迫来的。

除了直接的语言攻击，操控者还会用精心设计结果的游戏来攻击受控者。

李亚玲2007年同样经历了红黑游戏。这个游戏由于规则复杂，且结果会影响团队，所以新人自然会优先选择“不合作”的保守策略。如果多玩几轮，彼此熟悉了，摸索出更好的双赢策略，人们就可能进入合作模式。

但教练借此机会攻击并否定了学员。

1983年的美国，2007年的中国，同一个游戏，同一个预设的结局。教练成了严厉而拒绝的家长，学员则成了害怕无助的坏孩子。这种情绪会促使学员更加配合和认同教练，以成为懂事的“好孩子”。

哈克恩总结说，这种游戏直接攻击学员的自尊，会让人感到羞耻，没有价值，而且使人容易被别人评判摆布。

以上两种“地图炮”是普遍性打压。此外，操控者还会进行“针对性羞辱”，抓住学员违反规则或者犯的小错误，上纲上线地进行辱骂。比如亨特记录了教练对一个仅仅是坐错位置的老妇人大吼大叫。

亨特难过的是，自己没有制止教练作恶。为什么无人制止这种公开虐待？

这样的普遍性打压和针对性羞辱，会始终贯穿培训的前半段。学员们被一再告知“你不行”，直到他们相信自己的确不行，必须从“行”的教练那里学习。

下一步，就是让学员放弃用自己的大脑思考，也不再靠自己“得出结论”。教练要来接手了，教练负责解释一切，学员们听着就好。

为了让学员接受“自己的思考是毫无价值的”，操控者将灌输一个概念——体验和感受最重要，理性不重要，甚至是“阻碍”。

在这一步，洗脑课程会极力贬低“理性”“实验”“分析”的价值。史溪源参与的课程教练就强调，“请你暂时放下你心里所有的事，放下所有的分析、评估和判断，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课程的体验里去，这样你才能有最大的收获……”

不仅如此，洗脑课程还会提出“像一个可以倒水进去的空杯子那样”的要求——

要一个人克服“怀疑的障碍”，“完完全全地对外界打开，完完全全地接受外来的一切”。这其实就是要求新人们压制理性，开放头脑。

体验和感受的确很重要，但理性和逻辑也很重要。一手的经验很重要，但二手的知识也很重要。正规的心理咨询绝不会要求一个人全然放弃理性，也绝不会贬低纸上学来的知识。

LGAT课程之所以把理性和知识贬到一文不值，而把感受体验提升到“智慧的真正来源”，是因为LGAT其实在逻辑和证据上是无法服众的。LGAT课程真正做的，是强行触发你的情感体验，然后用条件反射和操作制约的方式说服你“因为你经历了巨大的情绪波动，所以我们的理念是正确的。”

这种绕开理性、操控情感体验的行为，正是洗脑。

下一个要灌输的概念，就是——盲目信任是美德，唯有完全听从教练，才能“取得进步”。

LGAT课程会使用很多虐待与伤害，那么，如何不让学员反抗呢？

答案是，鼓励对教练的盲目信任。学员们被告知，在这里，“无条件的信任”不是愚蠢/天真/容易受骗，而是一种积极的人性特征。

勒庞在《乌合之众》里写过，“如果打算把一些观念和信仰灌输进一个群体的头脑中，有三种手段最重要，断言、重复和感染。”

这正是LGAT课程教练会反复做的。

同时，教练还会运用“未知的未知”话术。

“未知的未知”的确是存在的，比如普通人对洗脑这门技术就“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但教练讲述这个概念，并不是“既然我们要面对未知的未知，所以我们要共同探索，一起探讨”；而是要唤起学员的无助感，并压制学员的疑问。既然你甚至不知道自己有多无知，你怎么能挑战在这方面全知全能的教练呢？如果你还非要质疑，这岂不是说明你既无知又傲慢吗？

即使如此，还是会有人提出反对或者疑问。但这些疑问都会被操控者强词夺理地压制，最后永远走向“教练是对的”结局。

哈克恩总结说，在这个案例里，学员提出了一个很合理的质疑，就是这个练习和现实中“真正的信任”没什么关系。但教练根本不理会学员对“练习本身意义何在”的疑问，把问题再度转换为了“学员什么都不懂”，强行终止讨论并打压学员。

教练奖励学员的服从（或者至少表面服从）。那些提出疑问的学员，要么被嘲笑，要么被驳回，要么被诡辩弄得困惑不已，要么被告知“把问题留到演讲结束后再提”。

教练另一种常常使用的伎俩是，批评这些有疑问的学员不够进步，是“不可教的”（uncoachable），“只想证明自己正确，不想取得进步”，“停留在分析的层面上，总是纠结于分析所有事情”。

批判性思维、主动提出疑问都是好的特质，但在教练的话术里被扭曲定义成了负面特质。

最后，学员越来越疲惫，越来越动摇，学员们开始觉得，“疑问太多”是自己的问题所在，自己应该更加信任别人，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倾听”。

通过环境，通过托，通过打压学员，也通过强烈的语气、反复断言，教练树立起了绝对权威。

然后，教练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如果上级指令违背了你的价值观，有多少人能站出来反对？答案是坚定的反对者很少。

在著名的米尔格拉姆实验（Milgram experiment）中，心理学家招募来一些被试，告诉他们需要教导一个被绑在电椅上的学生，如果学生答题错误，就用电击惩罚。随着电击次数增加，电击的电压会不断攀升，从15伏（轻微电击）一直升到最高450伏（危险，严重电击），那个学生也会从痛叫、敲打墙壁、说自己有心脏病、要求退出实验，到300伏之后的静默无声。

看着痛苦的学生，被试同样感到了痛苦。他们出汗，颤抖，哭泣，表示想要停止电击。但心理学家会告诉被试，电击虽然痛苦，但不会造成永久的损伤；另外，这是为了帮助学生正确答题，所以即使学生不喜欢，也必须继续。

总体来说，心理学家一共会拒绝他们4次，分别指示说——

如果这样强硬指示4次之后，被试依然表示想停止电击，那么就可以提前停止。

然而，实验结果是，所有被试都让学生遭受了300伏以上的电击（足以致命）。同时，65%的人服从到了最后，一路电击到了450伏。

在米尔格拉姆实验里，电击其实是假的，学生是演员，只是在演一场“被电击”的戏。但被试并不知道。

在LGAT课程里，虐待和伤害，是真的在发生。但只要教练有着绝对权威，学员们就会服从权威，在权威的命令下甚至可以去伤害他人。

李亚玲和史溪源都提到，课程是住宿制，课程原则是“每晚最多把头放在枕头上4小时”。培训时间从上午10点持续到晚上24点，有时候甚至持续到凌晨1、2点。每天只吃早餐和晚餐，不安排午餐，晚餐时间也仅有30分钟，每三到四小时能休息10分钟左右，让学员喝水如厕。

洗脑课程的一大特征，就是吃不好，睡不好，特别累。

尤其是睡眠，睡眠剥夺会严重影响大脑功能。缺觉的大脑跟醉酒差不多。学员只要睡不好，就会“累得脑子都不转了”——理性和批判性思维是很耗能的，在又累又饿时难以运行。

为了不让学员睡好，洗脑课程会让学员每天超长时间学习，休息时间不固定，有时候干脆不告知何时休息，让学员以为马上要休息了，又突然提出新讨论新活动。这样的安排特别令人疲惫。

此外，环境也会布置得特别妨碍睡眠，比如从早到晚播放吵闹的音乐，光线明亮，给学员安排不太好睡的床等。

这样的安排，让学员处在作息错乱，营养不足，身体疲累的状态中。脑子无法独立思考，无法反驳，就只能被动地接受教练的灌输。

有研究显示，睡眠不足的人更容易记错自己看过的主题词，更容易记错看过的视频内容，在做任务时也更容易被人说服……总之，睡眠不足会让人更容易受从众压力，也更容易产生错误记忆。

同时，洗脑课程会给出海量新信息。面对超出处理能力的信息汪洋，大脑会被压倒，进入“瘫痪”状态，无法条理分明地进行思考。

这些举措不但削弱了大脑的防御系统，也削弱了身体的免疫系统，让学员容易生病。李亚玲提到，在突破课程结束次日，就有好几个学员病倒，她与另一名都江堰的男学员还因肺部感染去输液治疗。

史溪源观察到，学员在课程中会被分入不同的小组，组长是回来做义工的老学员。每个小组被称为“家庭”。组员按照年龄分别扮演家庭里的各种角色，“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三宝”“四宝”诸如此类，某个成员如果表现不够好，就会给“家庭”带来损失。

这样的安排，给每个成员增加了“为家庭增光”的道德义务，增加了集体意识和团队认同感。中国有大家庭的传统，家人就是自己人。一旦互相开始以亲人互称，成员们会逐渐觉得刚才还陌生的人变成了“自己人”。随着交流越来越多，分享的隐私秘密越多，共同达成游戏目标，投入的感情增加，对“家庭”的依赖和归属感也会越发增加。这是一种迅速产生并增强群体认同的做法。

而一旦认同了群体，一旦感觉到群体中的其他人都观点一致，人就很容易屈从于同伴压力，做出违背原本价值观的事情。

要对抗群体压力是很难的。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做过一系列著名的“阿希从众实验”（Asch conformity experiments），结果发现，即使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判断哪两条直线长度一致”，只要7个人里6个人都是故意选错的托，剩下的一个人就会跟着选择明显错误的答案。实验中，75%的被试至少违心屈从了一次，只有25%的人——这些人要么足够自信，要么足够孤僻——能始终坚持自己的正确判断。

即使是平常不作恶的人，在群体中也会作恶。在群体中会发生“去个性化”（deindividuation）和“去个体化（depersonalization）”。每个人不再关注自己的价值观、态度和行为，更倾向于认同所在群、服从群体规则。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隐身匿名的，觉得行为后果的责任是分散的，不觉得自己在被评价和审视……“大家都这么干，不是我的错”，如果所在群体赞同作恶，个体就会跟着作恶。

结果就是，分开单独时都是文明人，聚在一起反而变成了“乌合之众”。

洗脑类课程能让学员参与实际上的“集体霸凌”，正是基于这种原理。

举个例子，变装练习。

LGAT的很多“突破自我”的练习，“帮助某人进步”的围骂练习，其实非常接近校园小团体的霸凌。

这些练习对现实里的工作并无帮助，真正起到的作用是降低了参与者的自尊，让参与者更加觉得自己低教练一等。

这个练习对于学员真的有好处吗？

一方面，这可能造成了新的情感创伤。

通过闭眼想象去回忆童年所受的伤，某种意义上，是重复一次那次伤害。

有时心理治疗的确会让人去面对创伤记忆，最终慢慢接纳并变得勇敢坚定。然而，这种方法首先要患者本人知情同意，其次对治疗师有很高要求，耗费漫长的时间，比如花上一两年，还不一定保证能带来好转。

相比之下，LGAT课程则是在没有真正知情同意的情况下，一大群人在短期内重新唤起创伤，而没有任何“疗伤”“支持”，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不但如此，记忆本身并不是一个保险柜深处收藏的固定不动的东西。每一次回忆，其实都是大脑用各种碎片去重建情境。这种重建是可能扭曲出错的。尤其是当学员睡眠不足、大脑迟钝的时候，更容易出问题。想象与实际发生的事情可能混在一起。其他人的讲述、教练的引导，都可能成为重建情境的材料，最终结果是，记忆被改写了。即使你童年没有受过太多伤害，你可能也会“回忆”出一堆伤害。

另一方面，这个练习常常造成退行（regression）。

成员心理上变幼稚了，不再使用成熟的应对机制（因为LGAT课程贬低理性、自制），转而用更原始幼稚的方法来应对痛苦和应激，退行到童年时的行为方式，比如躺在地上大哭。

辛格认为，LGAT课程里引导学员回顾童年创伤有几个目的——

LGAT课程会把隐私透露环节放在比较后面，因为这和拉新人一样，属于“如果一开始就让受控者做，受控者肯定会拒绝”的事情。

但经历过前面的环节，学员们已经被打压得非常渴望肯定。只要说一点自己的事就能获得肯定，忽然变成了很有吸引力的事。

LGAT课程还会利用游戏的方式，来从学员嘴里逼问出隐私和渴望。

亨特环顾四周，他注意到很多人哭了起来，很多人被迫说出了自己深藏的秘密和欲望。这是一场大规模霸凌。

但说出隐私还不是结束，学员们通过透露自身隐私获得的赞许，是极其短暂的。

接下来，教练将利用他们透露的隐私来攻击他们，教练会重新诠释他们的人生故事，用以证明他们此前是多么糟糕的烂人。

这已经是明显的虐待和羞辱。而这个母亲可能因此遭受巨大的创伤。

李亚玲2007年也遇到了LGAT教练利用隐私来打压她的情况。

当时李亚玲参与的是“围骂”环节。学员们站成马蹄形，每个人轮流站在马蹄形缺口处的“压力点”挨骂。骂人的学员如果骂得不够狠，还会被教练爆粗口指责是“对朋友不真诚！我X你！你到这个时候都还在出卖你的朋友、出卖你自己！”

其他学员不认识李亚玲，只能泛泛地骂她“高傲”、“冷漠”、“自以为是”。这些词对李亚玲不痛不痒。但此前就认识她的教练亲自上阵时，就根据李亚玲的个人隐私，提到她去世的亲人，提到她生活中的状况，说她固执而伪装坚强……一直把李亚玲骂哭了。

隐私泄露会造成的问题还不止这些。

正规的心理咨询，是要对咨询者的隐私完全保密的。然而LGAT课程只是一味地劝说“打开，坦诚”，却没有任何办法能保障学员的隐私不被传播利用。

“对你的选择负责”“用新视角来看待生活”，是LGAT课程重点灌输的观念之一。

“负责”并没有错，但LGAT宣扬的负责，已经超出了正常范围。

在亨特见证的这个案例里，学员讲述了自己被强暴的经历，而教练则不断拿“负责理论”去逼迫学员。很明显的是，讨论不会结束，除非你接受教练的观点。最后，学员承认她负有责任，是她“允许自己被强暴”。亨特注意到，很多关于“负责”的讨论，最后变成了忏悔，每个人都在忏悔自己过去不够负责。而这种“我有罪”的感觉，会让学员更无助，也更容易被洗脑。

此外，教练还会通过某个学员的违规，杀鸡儆猴，向所有人传递这种信息。

T组织里的教练，就抓住了学员B男士（30岁，证券公司操盘手）某节课的迟到，作为灌输机会。

为自己的选择负责，采纳新视角，意识到表面上的“迫不得已”里面的利弊权衡和主观能动——这个观念本身是对的，很多心理咨询也会谈到这一点。

很多人看不穿LGAT课程的问题，也是因为课程里的确有与主流心理学派相符的部分。

然而，LGAT课程的问题不在于它和“正派”有多少相似之处，而在于它和“正派”有多少区别。就像一碗掺了毒药的米饭，关键不在于这碗饭和其他饭有多少共同的碳水、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关键在于这碗饭里掺了什么毒，多少毒。

LGAT课程之所以灌输“负责”这个观念，是为了起到两个作用：①防止学员中途退出，②防止学员反抗教练。

总而言之，只要你想退课或者有异议，就是不负责任且必将人生失败一事无成。

这就是LGAT课程与正常心理咨询的区别——

人当然有很多可以改变的部分，但现实是，人也有很多无法改变、无能为力的事情。正常的心理咨询会协助咨询者，好好厘清哪些是可以改变的，哪些是无法改变、但可以用更好的方式去应对或接受的。

而LGAT课程宣传的极端且无限的负责制，实际是在贩卖一种虚假的万灵药，先把学员打低“你过去都错”，再把学员抬高“你未来什么都能做到”。学员以为自己获得了“成长”，其实是在往“巨婴”的方向走。

LGAT课程，往往会教给学员一整套新的词汇。

每个人都在拼命学。因为教练掌控着奖惩。学得又快又好的学员会得到权威的认可，得到尊重、地位和特权。而学得慢或者不肯学的人，则会被批评打压，不被尊重，内心焦虑，对同伴感觉歉疚。

控制环境的作用在此时也再度浮现。学员没有时间跟外界沟通，无法获得外界的反馈，没有人能在这时候指出这些新词的问题。

其实从客观角度看，这些“新语言”很多是强词夺理，在现实生活中用起来僵硬甚至可笑。比如“我希望”这种用语，用在和别人交流时，不会引发别人的抗拒反感；用在自己身上时，可以赋予自己灵活度和自由度。人常常会“发现自己想要的，并非自己真正需要的”，从而改变目标。所谓能量充足的“我一定要”，反而会阻碍这种自我发现。

这些新词的引入，与其说是提升了学员，不如说是为LGAT课程做到了四件事：

随着学员越来越熟悉课程内的词汇，就会对同样熟练运用这套话语的人抱有好感。而学员一旦回到外界，和自己原本的亲友交谈时，反而会因为对方不熟悉这套语言体系，很难顺遂地交流，生出隔阂和失望感，甚至会对原本的亲友产生蔑视，觉得对方“落后”。很多成员在被洗脑后，会主动把自己的伴侣拉进来上课，就是出于这种“我进步了，你得跟上”的心理。

操作制约（operant conditioning）类似于条件反射，原理十分简单：出现良好行为时给予奖励，从而正向增强；出现不良行为时给予惩罚，从而削弱压制。

利用操作制约，操控者能改变被控者的行为和信念，方法如下——

LGAT课程正是利用这种手法，将想要灌输的观念（事件B）与好的感觉（情感体验a）联系起来。

学员感觉快乐、自信、乐观、精力充沛、被爱被接纳……但学员没有注意到的是，引发这些情感体验的，其实是当时环境里的一些其他东西——教练的赞许、其余人的鼓掌、微笑、拥抱等等。

哈克恩的分析是，这个练习唤起了人对于“融合”的渴望。当我们年幼时，我们依赖着其他人，并从依赖中获得安全感，这就是一种“融合”。此后，当我们醉酒、信仰宗教、坠入爱河时，就会获得类似的“融合”感。

但这个练习的本质，是通过怀抱、摇晃、抚摩、低语满足了对亲密关系的需求（情感体验a），并把这种亲密舒适感跟“无条件信任”（事件B）关联起来。

似乎别人是否值得信赖无所谓，只要你无条件信任别人就可以——在现实里，这显然是行不通的。误信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这同样是一个“不管对方是谁，信任亲近就对了”的练习，提倡的是不加选择、无条件的亲近（事件B）。学员以为自己当时的快乐和被接纳感来自课程教导的理念，但其实来自课程刻意组织的集体拥抱和微笑。

在最后两天的训练里，学员之间出现了大量的肢体接触，大量的表达爱意的行为。然而，这种“对每个人的爱”并不是因了解而建立起来的依恋，反而更接近于学员们自我膨胀后“我爱着全世界”的表达。这些短暂的身体接触带来的“爱人和被爱感”很快就会消失，它们无法像真正深刻的人际依恋一样提供持久的支持。

当学员们回到现实世界时，就无法再体会到课程里的“融合、亲密、被爱被接纳”的感觉，真正的原因很简单，没有人排着队微笑着来抱你了。

但一般人很难想到这点，会以为是自己学得还不够好（于是去复训），以为是周围人没学过所以很冰冷（于是拉新人），甚至以为外界真的出了大问题，只有LGAT课程是温暖港湾（于是可能辞职、分手，全身心投入课程）。

辛格发现，邪教和洗脑课程，都会采用一种“爱的轰炸”（love bombing）感化技巧。

老成员将新人团团围住，奉承新人，赞美新人，让新人们感觉自己安全，被爱，被接纳，受欢迎。新人的大脑在这个过程里，会制造大量的催产素，这种激素让人感觉良好且依恋。

这是“操作制约”的又一次使用。

推销下阶段课程，或者要求去“感召”新人，也往往选在这个时候。

把你的亲朋好友拉来上这个高价课程吧，拉不来你自己也不能继续读！

这是一个“如果刚开始提出，绝对会被拒绝”的提议。但到了LGAT课程的后期，会这么做的学员还为数不少。

而“感召”的结果，是学员在这个课程里越陷越深。

你为这个课程付出得越多，你就越认同它，越离不开它。

简单来说，少数人可能受到严重伤害。

大多数人会经历类似狂躁症的欣快和全能感，持续几星期或几个月。躁狂期间可能轻率做出对人生影响巨大的决定，比如斥重金购买下一阶段的课程，承诺拉新人、做义工，创业、投资，或者离婚分手。

在长期来看，这个课程没有达到它承诺的“明显提升人生”。

LGAT课程的开山祖师是沃纳·爱海德（Werner Erhard），此人做过推销员，是一个商业和洗脑方面的天才。他1971年建立的爱海德训练课程（Erhard Seminars Training，EST），是一切LGAT课程的源头。后续的课程改变都只是微调。

当年，这类课程其实已经引起了一些批评，包括：

巨大的压力，可能伤害身心。

辛格曾作为专家证人参与了一些对LGAT课程的起诉案件。她写道，“损害包括溺水身亡、自杀、短期或长期住进精神病院。我参与了将近60起诉讼，一直在跟踪这些诉讼里涉及的个人，他们中有些已经重新开始生活，但在回忆起那种精神和情感完全失控的感觉时还是很害怕。有些人在培训中或培训结束后就精神崩溃，十年后依然在住院……这和心理咨询有很大的不同。在心理咨询师那里，进度是缓慢可控的，患者以自己可控的速度去处理他想要处理的课题。许多人告诉我，如果他们事先知道那些培训的强度和心理深度，他们就不会购买或参与这项培训，他们并不了解会有多高强度，同伴压力的影响，以及培训令他们多么精疲力竭。”

1977年，《美国精神病学杂志》上就发表了两篇论文，讨论参与爱海德训练课程后发生精神病症状的5个案例，患者出现了偏执、妄想和无法控制的情绪波动。

1983年，心理学家哈克恩还亲眼见证了一次培训中的学员精神失常。

哈克恩惊讶地发现，学员们不但否认就发生在眼前的精神失常，而且硬是把这个负面案例转为了对培训的正面评价。没有人提出教练是不是过于粗暴，没有人讨论培训是不是对帕特里克造成了负面影响。这个事件激起的负面情感没有指向教练，反而指向了一个一直在质疑教练的人（他其实是研究团队里的一员）。学员们指责那个人“过度分析”“不给出自己的爱”“令人讨厌”“刻板”“不去感觉”，还愤怒地对他喊，“你又在用你的头脑了，别分析了，用你的心！”

帕特里克的失常显然给学员们造成了焦虑，但培训已经进行到第五天，学员们已经习惯将教练奉为权威，也习惯了将世界进行黑白分明的好坏划分。要么“好”，要么“坏”，没有灰色和模糊的部分。教练是“好”的，所以糟糕的事情显然跟教练无关。最终，学员们将恐惧焦虑化为怒气，发泄在“坏人”身上。

LGAT课程不是没有出过事，而是即使出过事，也会被认为“不是课程的错”。

甚至连学员死亡，LGAT课程都能推卸责任。据成都商报报道，2005年6月10日，43岁男子何友城在堂弟何小忠的“感召”下参与了这类培训课程，缴纳了一二阶段的万元学费。13日，何友成情绪不稳定并提出退学，被感召人和学员劝阻。15日，何友城强行退了二阶段的学费。16日凌晨，火车站职工发现何友城在铁轨上行为异常，疑似精神出了问题，不久后，何友城被火车撞击身亡。这事之后，培训公司没有付一分钱的经济赔偿，理由是“一起上课的人只有他出了事，说明是他的原因。”

提倡“无限责任”的LGAT课程，却不打算为课程可能造成的负面后果负任何责任。

比如说，程碑教育也提到，有些人对他们的培训反应很糟糕，但这是因为那些人“不愿意勇敢诚实地面对自己”，还声称“本课程是为那些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在课程前后和期间对自己的健康和福祉负有完全责任的人而设计的”。

问题是，LGAT课程在要求学员“无限负责”时，却故意忽略了一点——在伦理上，同意必须伴随着“知情”。唯有知情之下的同意，才是真的“同意”。任何诈骗都伴随着“同意”，但这种“同意”是无效的，诈骗依然是刑事罪行。

LGAT的刻意隐瞒，使得新学员根本不知道自己同意了什么。LGAT本身采取的手段对身心都是巨大消耗，身心比较脆弱的人完全可能在这种压力下崩溃。

以何友城为例，他当时单位刚破产，处在失业状态，正是心理脆弱期。LGAT的课程前三天里充斥着辱骂虐待，何友城此前没有出过精神问题，却在上课3天后言行异常乃至死亡……这个时间点是巧合吗？这类课程教导学员要“对生活里遇到的一切事情负责”。按照课程宣扬的理论，课程难道不该承认“遇到的所有学员问题，都是课程的责任”吗？面对学员的死亡却推说自己毫无责任，说得过去吗？

当然，大多数人在培训后并不会有那么极端的后果，他们会感到一种欣快，但这种欣快会在几周内下降。

1978年，纽约林肯心理治疗研究所的主任评论说，“许多（LGAT）培训后又来我们诊所的人，都经历了糟糕的反应，他们在困惑不快中一遍遍重复着同样的模式——兴高采烈，沮丧低落，觉得自己无所不能，觉得自己无助无力。”

这其实很类似狂躁-抑郁的双相循环。

狂躁的典型症状包括情绪高涨，欣快感，幸福感，自尊膨胀，说话多而快，睡眠需求减少，觉得精力充沛，过度自信，对自己的社交和经济情况过度乐观，果断而冲动，感知和创造力增强，情感反应更大。

这正是LGAT课程参与者的普遍感受。

在轻躁狂下，人很容易做出乐观但冲动的决策，比如继续在LGAT课程上花大钱，有人草率地与伴侣分手，有人鲁莽地开始创业，这可能让他们的生活陷入长久的麻烦中。

哈克恩也认为，虽然LGAT学员的确在培训后有高度的幸福感，但这种幸福感不是健康的状态，更接近病态。因为培训系统性地破坏了学员原本的自我和观念，告诉学员不要用理性分析，不是让学员更成熟，而是让学员退行，变得更像孩子……最终结果是，学员在现实里的应对能力并不会提升，反而有可能下降。

1990年，康奈尔大学的研究者做了一个针对LGAT学员的长期追踪研究。为了找到合适的对照组，研究者要求参与这项研究的学员们提名一个没培训过、但同性别、年龄接近、来自同一社区、跟自己很像的人。

这两组人的确在各方面都非常像，研究者只找到2条区别：①LGAT学员一开始就更“负责”，也就是更认同“我可以控制自己的人生”，②LGAT学员在培训前就经历了更多的工作和生活压力。

在参与培训五年后，LGAT学员有没有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答案是没有。

生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自我价值、生活里的麻烦、自我提升、人际关系、睡眠质量、近期的情感体验、日常应对……所有这些被测量的东西，LGAT学员和没有去培训的人都没有显著区别。

唯一的区别是，本来就更“负责”的LGAT学员，变得更加“负责”了。这也可以理解，毕竟正因为认同“我可以改变自己，控制自己的人生”，才会去参加“自我提升的课程”。而LGAT课程又再度强化了“无限负责，你可以控制一切”的观念。

没有万灵丹。培训过的学员们在五年后，过着和其他人差不多的日子。

说到底，人之所以会被洗脑，会被精神控制，不是因为“太过脆弱”“不够聪明”。

以色列心理学家艾里尔·梅拉里（Ariel Merari）在研究普通人是怎么变成恐怖分子时，曾打过一个“隧道”的比喻。

“隧道”具备两个特点：①阻隔外界；②视野狭窄。

在隧道里，外界的信息、反馈、支持都消失了。人只能随着大流，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眼前是有限的视野。出口是唯一的光。训练是唯一的任务。同伴是唯一的反馈。教练是唯一的榜样。只能前进，不能中途退出。退出就是背叛自己最初的承诺，也是背叛了一起行走的同伴。

最后走出隧道的人，再也不是进去时的模样。

世界上，存在着很多这样的隧道。

不要踏入。不要踏入。不要踏入。

作者：游识猷

编辑：odette、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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