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史辨|诸玄识、郝晓彤：欧洲经济学的中国源头 ——重商主义、重农主义概念辨析(《欧洲文明史察疑》摘文之七)

【编者按】：经过若干年西史辨伪，人们不断获得新知：原来被视为西学范畴的科学革命、数学几何、天文历法、哲学文学、文字雅言、政治制度等，都有着中国渊源。

本文作者进一步提出，人们耳熟能详的许多概念，如自由经济、“无形的手”、金银货币、国际贸易、市场经济等具有西方特色的经济学概念，也无不源于中国，甚至于连欧洲的经济学及政治经济学学科概念本身也来源于中国，欧洲经济学的开山鼻祖魁奈，因其袭用儒家学术体系、被称为“欧洲的孔子”！读来令人不禁掩卷长叹……

       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概念源于中国

       学术界对亚当·斯密与司马迁有无直接思想渊源的问题尚有争论。杨瑞辉认为：斯密的“无形之手”的信条贯穿于《国富论》中，而司马迁的《史记》中已首创相关理论，司马迁在价格机制中阐明“无形之手”。⁴⁸两人的分析有共同的哲学基础：典型的中国的自然秩序。并得出相似结论：政府干预应该适度。亚当·斯密可能通过杜尔哥和两位访问巴黎的中国人那里，获取了中国的相关知识。⁴⁹反驳的学者们提出，亚当·斯密的价格机制形成于1764年他去欧洲大陆之前。⁵⁰
       我们认为：

• 1.欧洲启蒙时代，巴黎是文化中心，也是东西方汇聚之地，在那里产生了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欧洲第一个经济学派——重农学派（其领袖为魁奈）。亚当·斯密在学习和研究时，不能不吸取这方面的信息。

• 2.亚当·斯密的挚友休谟，是撷取中国文化的枢纽人物，在哲学方面上承莱布尼茨，下启诸多欧洲后生，在经济学方面令亚当·斯密受益匪浅。⁵¹

• 3.亚当·斯密于1764年去法国见重农学派人物，当有益于增进其经济学水平和完成《国富论》。

       雅各布森（Nolan Pliny Jacobson）认为：在17—18世纪，欧洲的重要学者都在促进“东方影响西方思想”。在苏格兰则是休谟和亚当·斯密，后者的“无形之手”和人性论酷似道家所论——合理调节社会中的人际关系。休谟的人性论源自《孟子》，而亚当·斯密则推崇休谟这一思想。孟子的博爱思想影响了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魁奈。魁奈通过在华耶稣会士吸取中国哲学，形成了重农学派理论。休谟与魁奈许多次深谈，这期间，休谟的密友亚当·斯密正在构思《国富论》。魁奈的理论成为欧洲启蒙运动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核心。杜尔哥同样是基于中国哲学而著书立说的。⁵²
       所以，派格登说：“在19世纪，自由放任经济学（laisse faire economics）这个概念通过亚当·斯密和重农学派追溯到中国。中国无疑是魁奈的楷模。”⁵³

       经济学的自由概念起源于道家“无为而治”观念

       1.欧洲“自由放任”经济学概念最初见于法文
       “自由放任概念源自于法文词汇，但对这一概念的首先推出者存在歧见。一种说法是，重农学派的米拉波、杜邦和迈尔西埃等人认为应归功于古尔内（1712—1759）。杜邦曾将古尔内与魁奈同列为重农学派的创始人，而古尔内的两位追随者杜尔哥和康替龙都与重农主义者关系密切，故使人们确信：自由放任的原则最先由古尔内明确提出，然后为重农学派和古尔内学派所普遍接受。
       “另一说法是，杜尔哥在《古尔内颂》中提到柯尔贝尔时代的商人勒让德，说1680年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柯尔贝尔曾向商界询问，国家做些什么能有助于他们时，这位商人尖锐地回答：‘让我们自由放任。’（Laissez-nous faire）
       “还有一种说法是，柯尔贝尔说：‘自由是商业的灵魂，我们必须放任人民选择最便利的方式。’自此‘自由放任’遂成为一个开创性的名词。⁵⁴自由放任一词产生于柯尔贝尔时代这个观点，为相当多的经济学者所接受。
       “还有一种说法是，翁肯在《自由放任与自由通行原则》中，提出这一原则应归于重农学派的先驱达让逊侯爵（1694—1757），他在《回忆录》中使用过这个名词。达让逊说：‘不要干预，这必须是每个国家的座右铭。’这里的‘不要干预’（Do not interfere）一词，据称其法语原文就是‘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⁵⁵

       2.英文“自由放任”概念始于富兰克林
       “自由放任一词在英文中最初见于美国富兰克林在1744年所阐述的贸易原理中。美国政治家杰弗逊主张‘最少的管理是最好的管理’，也被认为是对法国达让逊的政治格言的继承。可见，自由放任概念是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前期的产物，且肯定是归功于法国思想界的。
       “经济学说史中自由放任这个平凡的用语，只有被重农学派的著名学者论证和大力宣传后，才形成一个体现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完整的思想和经济政策，并对之后的经济理论和实践产生深远的影响。”⁵⁶

       自由经济的开山祖——魁奈

       “自由放任一词在法文中有多种表达方式，如laissez faire（自由放任）⁵⁷、laissez passer（自由通过）⁵⁸、laissez aller（听之任之）、le monde va de lui-même（各人自行其是）⁵⁹等。又以前两词为经济学者所常用。这两个词中，有人认为laissez faire创议在先，后来古尔内增补了laissez passer一词。A.马歇尔可能也因此将其解释为：‘让人们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去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⁶⁰韩讷认为laissez faire意谓‘随事物之自然’，laissez passer意谓‘听人民之自由’⁶¹。二者均体现了自由放任的精神，尤以laissez faire一词，现已成经济学说史中的通用词汇。
       “重农学派是从自然秩序中引申出经济自由主义。法国皇太子曾问魁奈：‘如果你是国王，你会干些什么呢？’魁奈答：‘什么也不干（Nothing）。’皇太子又问：‘那么谁来统治呢？’魁奈答：‘法则（The law）。’⁶²他指的就是自然秩序的法则。这表明了重农学派对自由放任与自由秩序关系的理解。
       “自然秩序是个人利益和公众利益的统一，而这个统一又只能在自由无拘的体系之内才能实现。‘社会运动是自发的而非人为的，一切社会活动所显示的追求快乐的愿望，不知不觉使理想的国家形式得到实现。⁶³’‘只有自由和私人利益才能使国家欣欣向荣。⁶⁴’这就是‘自由放任’的真谛。
       “自由放任体现在重农学派的经济政策上就是自由贸易政策。主张在国内取消商品流通的一切限制；对外则允许农产品和工业品自由进出口。只有自由竞争才符合自然秩序的要求，一切垄断、限制和干涉都是违反自然秩序的。所以他们被认为是‘自由贸易的创始人’⁶⁵，是‘第一个自由贸易学派’⁶⁶；魁奈则被视为给英国自由贸易政策以很大促进的斯密的自由经济思想的‘发源地’⁶⁷，主张自由放任与排斥政府干预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⁶⁸

       理想的市场经济在儒家中国

       意大利经济学家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提出，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乐见“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sinocentric world economy）的再现，这早在亚当·斯密的预料之中。斯密认为整个18世纪的最大的市场经济不是欧洲，而是中国。亚当·斯密描绘历史中国的经济已“固定”（stationary），并非指“停滞不前”（stagnation），而是指达到了其地理和人口限度的最佳状态（optimum size）。亚当·斯密把经济发展分为“自然的”（和谐性）和“非自然”（突破性）。中国走的是自然的市场经济道路，劳动密集型发展，旨在改善民生。欧洲国家则是耗损生态的非自然、资本密集型，从殖民地攫取资源，金融控制全球，牟取暴利。亚当·斯密把中国视为自然的经济发展的榜样。欧洲的发展道路是“无休止的资本积累和扩张权力”，凭借军事手段推行其自由意志。阿里吉认为：亚当·斯密相信，是中国而非欧洲成为“最适当的政府追求的市场经济发展的典范”。⁶⁹

       亚当·斯密在北京

       概括来说，“欧洲国家发动连年战争，来掌握连接东西方海上航道的完全控制权，因为控制与东方的贸易是其追求财富和权力的关键资源。相反，对中国的统治者来说，同发展与邻国关系并将人口稠密的疆域融入以农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相比较，控制这些贸易通道远没那么重要。众所周知，正因如此，明朝没有在控制东西方海上航道上浪费资源，而是集中精力发展国家市场，走上了后来被斯密引为典范的通向富裕的‘自然’之路”⁷⁰。
       据乔万尼·阿里吉和弗兰克等的观点，启动世界经济的宋明时代中国的发展，更符合亚当·斯密经济学（源于中国）所要求的“自然均衡”（文化确保尽量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和谐”前提下发展、创新）；1840年前的明清在经济和贸易上仍是世界主轴（近代西方处于边缘），其社会公平和效益都优于同期的西方各国，后者正在全面模仿、复制中国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然而，西方用暴力和罪恶的手段反客为主，以摧残其余世界和地球生态为条件与代价；这种做法最终导致了世界大战与核恐怖，而且不可持续。进入21世纪，“天时地利”发生改变——全球“地缘政治”的经济与战略优势从“单纯海洋”的西方，转移到了“陆海有机”的中国。因此阿里吉说《亚当·斯密在北京》（Adam Smith in Beijing）。相比之下，“资本主义在底特律”是自然均衡糟糕的反例。
       弗兰克在研究19世纪及20世纪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时指出：“我们现在大致看清，如果拥有更多的西方文明，对世界来说是个灾难，会是我们经历比过去更多的灾难性事件。……过去和现在的状况都是，全球20%的人口使用和恶化了全球80%的资源。……只有20%的人口，特别是其中的2%、4%或8%，得益于西方文明，其余的人则被迫为此承担代价。”⁷¹
       这里，阿里吉与弗兰克等学者，简洁地将重商主义（炮舰主义）与重农主义（儒家自然主义）分别概括为欧洲道路（海盗强权）与中国道路（自然均衡）两种模式。
       综上所述，欧洲最早出现的重商主义，是以寻找中国为出发点的。这种重商主义并不是什么经济概念，而是一套暴力抢夺，强买强卖，炮舰主义的强盗逻辑。对中国实施抢夺行不通，于是按照中国的贸易规矩做一把买卖；其间，国际货币采取白银结算，也是出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的需要。在此过程中，由于发现了美洲的银矿，开采出大量白银，从而满足了与中国贸易的需求，欧洲才开始进入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历史上真正的第一个国际贸易规则，是从明清朝贡制度开始的。
       在与中国接触的过程中，法国、英国引进了儒家的农业思想及制度。被称为“欧洲的孔子”的法国学者魁奈，为该学说起了一个名字叫作“儒家自然秩序的科学”（Physiocratie）；后来被亚当·斯密拿来与“重商主义”概念对举，称之为“重农主义”。这就是欧洲经济学及政治经济学的起源。正因为在引进中国农业技术的同时，导入了重农主义思想，才使得欧洲稳定的社会制度的确立，从而避开了重商主义的陷阱。最后，现代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观念以及市场经济规则，也是“重农主义学派”从中国引进欧洲的产物。
       概而言之，辨析清楚所谓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的实际内涵，有利于帮助我们认清欧洲经济学的来龙去脉，了解“中学西被”的真相。同时，几百年来欧洲的扩张政策中既有显著的重商主义的倾向，又有重农主义的因素，分辨两者有助于我们鉴往知来，判明今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发展趋势。

注释：

       1 [美]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郭方、夏继果、顾宁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6页。

       2 [土]易卜拉欣·卡伦：《认识镜中的自我——伊斯兰与西方关系史》，夏勇敏等译，新世界出版社，2018年，第192页。
       3 [德]马克斯·维贝尔：《世界经济通史》，姚曾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4页。
       4 [德]马克斯·维贝尔：《世界经济通史》，姚曾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4—5页。
       
       5 [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52—53页。
       6 同5，第67页。
       7 [美]塞·埃·莫里森：《哥伦布传》，陈太先、陈礼仁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上卷第104页。
       
       8 ［俄］施洛塞尔：《世界史》1864年，俄文版第11卷第185—186页，转引自马克思《历史学笔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册第62页脚注。
       9 ［美］彭慕兰、史蒂文·托皮克：《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黄中宪、吴莉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92页。
       
       10 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第35—36页。
       
       11 [美]杰克·戈德斯通：《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1500—1850）》，关永强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5页。
       12 马丁·路德在1524年发表《论商业和高利贷》，指出：“现在，商人经商冒着巨大的危险，他们会遭到绑架、殴打、敲诈和抢劫。既然商人对全世界，甚至在他们之间干了大量的不义行为和盗窃抢劫行为，那么，上帝让这样多的不义之财重新失去或者被人抢走，甚至使他们自己遭到杀害、绑架又有什么奇怪呢？……国君应对这种不义交易给予严惩，保护自己的臣民，使之不再受商人的掠夺。因为国君没有这么办，所以上帝就假手骑士和强盗来惩罚商人的不义行为。”转引自陈志强：《马丁·路德的高利贷理论研究》，（北京）《世界史》杂志，2002年第2期。
       
       13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69—370页。
       14 《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修订版）第11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第123页。
       
       15 又璋：《简评三部〈贸易论〉》，载《贸易论（三种）》，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2页。
       16 ［美］彭慕兰、史蒂文·托皮克：《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黄中宪、吴莉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56页。
       
       17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21页。
       18 同17，第22页。
       19 [法]弗朗索瓦·吉普鲁：《亚洲的地中海：13—21世纪中国、日本、东南亚商埠与贸易圈》，龚华燕、龙雪飞译，广东省出版集团新世纪出版社，2014年，第148页。
       20 ［美］彭慕兰、史蒂文·托皮克：《贸易打造的世界——社会、文化、世界经济，从1400年到现在》（增修版），黄中宪译，台北如果出版社，2019年，第14页。
       21 同20，第45—46页。
       
       22 卡斯提尔，15世纪伊比利亚半岛中部的封建国家。其女王伊莎贝拉支持了哥伦布的探险事业，1479年该国与斐迪南的阿拉贡王国合并，完成了西班牙王国的统一。——原注
       23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133—134页。
       24 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第40页。
       
       25 [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261—262页。
       26 波托西被命名为“帝王之城”，城徽上刻着如下箴言：“我是富裕的波托西，世界的宝库，国王们的垂涎之地。”而菲利普二世（1555—1598年在位）更是对其盛赞不已。他感叹道：“对于一个贤君抑或名主而言，这座高耸云端的银山足以促成其征服世界的霸业。”参见张凯：《秘鲁历史上的“米达”制》（《拉丁美洲史论文集》，东方出版社，1986年，第76页）；Hemming,John, 1970, The Conguest of the Incas, New York：Harcourt Bace Jovanovich Press, p. 407.
       27 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第42—43页。
       
       28 ［美］艾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贾士蘅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3年，第155页。
       29 [日]滨下武志：《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王玉茹、赵劲松、张玮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41页。
       
       30 ［美］彭慕兰、史蒂文·托皮克：《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黄中宪、吴莉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3页。
       31 同30，第36页。
       
       32 谈敏：《法国重农学派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6—87页。
       33 [英]尼古拉斯·巴尔本：《贸易论》，刘漠云、陈国雄译，载《贸易论（三种）》，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67页。
       
      34在西方伪史体系中，18世纪末先有了古典时代的概念，19世纪时才提出文艺复兴的概念，在这两者之间被称为千年黑暗的中世纪概念最后形成。因此，在这部未被改窜的经济学著作中，仅有古代与现代的提法。在此之前，指欧洲被中国风影响之前（16世纪之前），即作者所指称的古代。
       35 Robert K. G. Temple: China: Land of Discovery [and Invention], Patrick Stephens Limited, 1986, p.20.
       36 德国著名农业史学家（1899—1984）。
       37 Ibid.pp.581-583.
       
       38 ［英］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第101页。
       39 Tull's principles and the Chinese formula are reproduced in Bray, Science, VI（2）.p. 559, 560。
       
       40 [英]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第181—185页。
       41 张成权、詹向红：《1500—1840年儒学在欧洲》，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45—246页。
       42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央编译局编译，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38页。
       43 胡寄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页。
       
       44 参看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
       45 [法]朗索瓦·魁奈：《农业国经济统治的一般准则》，载《魁奈经济著作选集》，吴裴丹、张草纫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31—367页。
       46 Arthur F. Wright: The Confucian Persuas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289.
       
       47 侯家驹：《先秦儒家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载于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第3期。
       
       48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杨瑞辉：《市场之道：司马迁与看不见的手》，《太平洋经济评论》（美国期刊），1996年9月。
       49 同48.
       50 McCormic, Ken，Sima Qian and Adam Smith Author: McCormic, Ken Source: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volume 4, number 1, February 1999, Adam Smith versus Sima Qian: Comment on the Tao of markets Authors: Chiu, Y. Stephen; Yeh, Ryh-Song Source: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volume 4, number 1, February 1999.
       51 Eastern influences on Western philosophy: A reader, Edited by A. L. Macfie, Edi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3, p.3. and pp.119-121.
       52 A. L. Macfie: Eastern influences on Western philosophy, pp.122-123.
       
       53 Anthony Pagden: Facing Each Other: The World's Perception of Europe and Europe's Perception of the World, Ⅱ, Ashgate/Variorum, 1964, p.418.
       54 参见杜兰特：《世界文明史》第24卷《路易十四与法国》，台湾幼狮翻译中心，1979年，第31页。
       55 谈敏：《法国重农学派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94—195页。
       
       56 谈敏：《法国重农学派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96页。
       57 其英语译文有多种形式，如leave it alone,freedom to do或freedom to make等。——原注
       58 其英语译文为let go或freedom to pass。——原注
       59 其英语译文为the world， goes on of itself。——原注
       60 转引自W. J.萨缪尔斯：《重农学派的经济政策理论》，《经济学季刊》第76卷，第157页。
       61 ［美］韩讷：《经济思想史》，臧启芳译，商务印书馆，1926年，第182页。
       62 谈敏：《法国重农学派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5页。转引自H.希格斯：《重农学派》。
       63 转引自夏尔·季德、夏尔·利斯特《经济学说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0页。
       
       64 ［法］朗索瓦·魁奈：《人口论》，引自《魁奈经济著作选集》，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66页。
       65 同64，第33—44页。
       66 A. I.布隆菲尔德：《重农学派的贸易思想》，第731页，《美国经济评论》，1938年，第28卷。
       67 冯作民：《西洋全史》十二，《法国大革命》，香港燕京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5年，第41页，转引自谈敏：《法国重农学派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97—198页。
       68 谈敏：《法国重农学派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97—198页。
       69 Peter J. Kitson: Forging Romantic China: Sino-British Cultural Exchange 1760–184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18-19.
       
       70 [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路爱国、黄平、许安结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26—327页。
       71 [德]贡德·弗兰克：《19世纪大转型——重新定向19世纪的亚洲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吴延民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第355—356页。

2019-0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