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正在引领一种什么潮流？

每经记者 杨弃非    每经编辑 刘艳美

成都夜景 本组图片均据 每经记者 张建 摄

 10月20日，2021成都全球创新创业交易会（下称“创交会”）如期而至。自2015年起，这已是成都连续第七年举办创交会，全球创新创业资源不断在这里汇聚和对接。

当前，成都创新创业势头正劲。

9月29日，科创板上市委2021年第74次审议会议结束，成都企业海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创药业”）首发事项获通过，成为成都今年第7家科创板上市企业。由此，成都“科创板军团”进一步扩容至12家，成为西部地区登陆科创板企业最多的城市。 

成都为何能以此种加速度闯入“创新”视野？在对12家公司进行梳理后，一种观点指出，人是关键因素——有至少一半企业的创始人都是电子科技大学校友。作为其中的一员，极米科技创始人钟波在一次采访中曾给出了更进一步的解释：成都宜居的城市特质，能让创业者兼顾工作和家庭，安心地在创业氛围中去享受生活。

成都从来不缺人才吸引力。就在不久前，《求是》杂志对外公布了“七普”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数据，成都以1334万城区人口数量成功迈入超大城市行列。越来越多人在成都寻找属于自己的“理想生活”，而一个个追逐自我实现、活色生香的成都“生活”实践，亦成为整座城市创新活力的发生器和动力源。

2021成都全球创新创业交易会20日开幕

从这个角度来看，不断壮大的“科创军团”，本质上来说是成都从宜居走向宜业的一个典型例证。而在浩浩荡荡的城市发展史中，被认为将引领城市“第二次革命”的“宜居城市”发展模式，在诸如成都等城市的带动下，正掀起一波新的潮流。

宜居城市的下一步

2014年，布鲁金斯学会发布一份研究报告，名为《创新街区的兴起：美国创新地理的新趋势》。其后，创新街区概念开始引起学界广泛关注。

成都天府软件园创业场

报告指出，美国创新的空间布局正在发生一种显著的转变。50年前坐落在类似硅谷这样远离市中心的城市郊区、通常以独立企业园区存在的创新集聚区，慢慢变得愈加物理空间集约、交通便捷、网络化连接，并更倾向于居住、办公和商业的混合使用。这种被称为创新街区的全新创新形态，成为城市发展的另一种模式。

与之相伴的是一种被称为“科技回归都市”的潮流。老城区聚集创新资源的优势被再度挖掘，类似于美国纽约硅巷、英国伦敦硅环、西班牙巴塞罗那22@街区等区别于传统的城市新街景，开始对城市老城区进行改造。

但改造并不只发生在微观层面，一轮对城市发展理念的重构同期拉开。如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邓智团指出，创新街区的出现说明，城市成功的关键不再仅仅是企业加盟，吸引并留住人才才是重中之重。

减免税收或修建大型文体设施、商业综合体等老一套政策难以持久有效，相反，适宜步行的街道、方便休憩交流的咖啡厅、公园、艺术场馆更能根本上提升城市的竞争力。

这恰让讨论已久的“宜居城市”理念出现新的进展。

事实上，自英国社会学家霍华德在一个世纪前提出“田园城市”理论后，承载人类第二次重构城市理想使命的“宜居城市”探索就徐徐铺开。在如何构建一个更好城市的终极命题下，人被赋予了极高的关注，也成为宜居城市最核心的衡量指标。

那些在经济领域并非顶尖的城市站上台前。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瑞士经济重镇苏黎世被树立为新的宜居城市“标杆”，宜人的城市环境、完善的市政设施等一系列与人相关的因素受到重视；而在国内，成都、重庆等内陆城市的发展模式也开始被分析、被研究，以寻找一种中国式的宜居城市发展范本。

成都大学路

但答案似乎还不够完美。在人们“用脚投票”做出选择后，能否让人的需求和城市的发展同频共振？

越来越多的研究注意到，在新的经济发展逻辑下，宜居城市正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根据《城市的胜利》一书作者、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研究，与前一轮制造业城市发展路径不同，宜居城市正朝着知识型城市的方向迈进。Monocle杂志创始人泰勒·布鲁尔更提出一种“全球游民”背景下的城市格局，宜居城市更能成为创意人群的“大本营”。 

而疫情的影响下，人们对宜居城市的需求更不降反增。格莱泽发现，在经历诸如居家办公等离心生活方式之后，信息流动水平反而更加决定了城市的价值。科技创新带来的新一波就业机会，将在提供更高接近性、更适宜于人们“密集”生活的城市中涌现。

成都天府大道夜景

重构社区，赋能街巷

在新一轮城市洗牌中，宜居城市如何突出重围？

美国著名城市研究者简·雅各布斯曾对比英国曼彻斯特和伯明翰两座城市的发展模式。她发现，曾经重要的纺织业中心，堪称“工业革命极致”的曼彻斯特，却在一个世纪后陷入经济停滞，“成了一个严重落伍过时的城市”；但相比之下“平平无奇”，“没有明显特长”的伯明翰，则成为如今全英国仅剩两个仍保持经济活力和繁荣的城市之一。

在效率至上的曼彻斯特面前，伯明翰身上多了些许宜居城市的影子。如雅各布斯引用一名伦敦记者在19世纪的观察：“这里有许多家庭式的小生意，不但足以谋生，还经常为他们带来财富。”这些“小生意”常常会失败，但很少会为了提高效率而结合。

“低效”的另一面是灵活和多样性——在曼彻斯特因一业独大而陷于浮沉时，伯明翰“大杂烩”式的经济表现出了更强的持久性。根据雅各布斯描述，通过“小生意”的发展，伯明翰的主要产业从马鞍和马车套具，衍生出各式五金和工具制造业，在此基础上，再度不断演变成鞋扣、纽扣产业、有色玻璃业、金属玩具、钢笔笔尖工业…… 

工业逻辑裹挟下，伯明翰式的探索弥足珍贵。它给处于转型期的宜居城市带来启示：多样性才是城市创新火种的来源。关键在于，其能否最大限度发挥多样化的优势，并推动创新发生。 

一种思路是，从社区和街道的微观单元入手，重构城市的发展视角。

成都东安南路，改造后的老旧小区

雅各布斯曾将“小型街区的必要”纳入城市多样性四原则中。在她看来，比起让人们相互隔离的长街，短小的街道便于人们穿行和拐弯，提高经济效益，还能产生更多经济资源，为商业和各类生产者带来更多利益。

在不久前举办的2020/2021中国城市规划年会暨中国城市规划学术季上，住建部副部长黄艳特别提到成都的社区营造。她引用一篇报道指出，成都有三千多个社区启动该项工作，“生活在成都的人，生活在成都外的人；或者是这个社区的人，或者是另外社区的人，跑到这里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释放。这特别好，让我感动。”

她提到的社区创新设计团队“地瓜社区”，2019年底在成都社区发展整体规划的推动下来到成都，接手金牛区银河路项目。他们曾挨家挨户询问将近200家店，一点一点推进社区的改造。更换的店招、有趣的墙绘不进提升了社区的整体环境、增加了生活的气息，还吸引了更多人前来“打卡”，社区的活力在人来人往中不断升级。

而风格各异的社区被挨个“点亮”，也让城市因不同而变得五彩缤纷。

场景实验室创始人吴声曾将成都概括为“大量的‘唯一’构建的地域文化”。面对丰富的社群文化资源，成都正构建起以场景作为识别的社区多元发展思路。每一种城市场景对应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背后则是大量想法一致、追求相似的人群。不同生活方式的叠加和演化，则为城市带来了大量创新的可能。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周榕认为，眼下国家与城市的竞争力，不再仅仅由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决定，生活方式正在成为竞争力的核心代表。在国内城市中，成都在生活方式层面的竞争力已较为靠前，还应进一步拉进与全球城市的距离。

宜居与宜业的成都式融合

在十年前上海世博会期间，英国著名城市规划学家彼得·霍尔曾发表关于创新城市与宜居城市的演讲。他分析指出，要将宜居和创新完美结合在一起，关键是城市要创造必要条件，需要全新的规划，这个规划基于想象力，基于创新，并且这些创新能够真正得以实现。 

从某种意义上说，成都正在搭建一种独具特色的融合模式。

在上个月举行的2021中国（成都）社区商业发展大会上，成都有8个项目获得“中国（成都）社区商业示范项目”授牌。其中既有突出社区湖岛消费的麓湖社区·天府美食岛，又有展现“老成都”生活方式的金牛区枣子巷，还有“网红”打卡地云集的望平滨河特色街区。从社区生活出发，不同业态均在此找到了一席之地。

成都金牛区枣子巷夜景 

不同生活方式的共同绽放，还吸引了“淘金者”的关注。 

去年，日本著名设计师品牌山本耀司在成都开了首家潮牌咖啡店Y’s by Yohji Yamamoto，带动了新一波“服装+咖啡”的风潮；今年5月，爱马仕在成都开启“爱马仕运动”快闪活动的全球首站，并专门搭建了一座名为“HermèsFit”的健身馆。 

再往前，小众文化已经多次在成都走向大众视野，成为具备商业价值的“新物种”。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汉服——根据汉服资讯《2019汉服商家调查报告》现实，2019年，成都拥有汉服商家104家，在拥有汉服商家数量城市中居于首位。去年底，一场盛大的汉服文化节在成都文殊坊举行，成为了一场汉服KOL和爱好者的狂欢。 

对生活的热爱、对新鲜事物的探索精神，这些内化于宜居城市的文化特质，让成都能够为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提供舞台，也成为商业新业态的试验场。

当然，宜业和宜居之间也不只有简单的连接。一种更深层次的融合机制正成为成都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

去年，在全球化与世界城市（GaWC）研究网络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城市名册》中，成都再度上升12名。这是继2016年“暴力拉升”、连升4级至Beta-，2018年再度跃升2级至Beta+之后，成都的再次上升，也是全球城市中罕见的连续大幅上升型城市。 

这引起了城市研究者的高度关注，作为一种“成都现象”而被反复询问。GaWC副主任本·德拉德和凯瑟·佩恩甚至曾亲自造访成都，期望找到蛛丝马迹。而在与多位成都企业家对话后，佩恩发现，正是成都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以及在此不断发展的可能性，让成都俘获企业的“芳心”。

对个体的尊重、对生活的推崇，让成都成为知识经济时代下城市发展的一种典范。它代表的是一种反思的力量，从作为城市发展根本的人起步，重塑城市发展逻辑。

成都夜景

著名智库米尔肯研究所亚洲中心研究部董事、总经理黄华跃曾长期关注成都发展。他认为，成都领先于全国城市，将“快工作、慢生活”的生活文化作为城市标签，正是其吸引大量企业、人才的重要基础之一。 

“我认为成都有点敢做。”他说，“在与上海、深圳等城市比拼时，成都向人传递的是，在这里能过一种理想的生活，找到一种理想的生活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