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首次来到英国剑桥是为了出席国际会议，短短一周的行程给我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印象，但所见所感的深度和广度恐怕与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普通游客相差无几。幸运的是，没过多久我就应剑桥大学音乐系和圣约翰学院/书院的双重邀请成为了这里的一名海外访问学者，不仅可以像该校师生一样自由享用各种学术资源，还获得了与院士教授们同等食宿的优厚待遇。整整一年的时间让我深度融入了这里的学习和生活，绝佳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也催生了我学术和艺术生命中的一个难得的高产期。很多相关成果早已借助BBC、CCTV等大众媒体以及各类学术刊物陆续发表，但仍有一些零碎的记忆和感悟值得在这里稍作整理。
中央电视台报道笔者关于中国古乐谱的发现
![]()
从剑桥大学制高点——圣约翰学院钟楼俯瞰，由近到远分别是St John's, Trinity, Clare, King's等学院历史建筑
一．餐桌上的学术
剑桥作为一所源自中世纪的联邦制大学，各个学院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管理体制和历史传统。【剑桥大学的“系科”（Faculty，Department）主要负责本专业讲座大课的教学，师生的食宿、社交和小课辅导等则主要在“学院/书院”（College）中进行。“学院”（与通常的“传媒学院”、“音乐学院”意义不同）并不接受大学的直接管理，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各个系科的主要教师通常还兼具某个学院的院士身份。】有的传统貌似古怪，但却有其道理。本人所属的圣约翰学院始建于1511年，这里的餐饮传统在几个比较古老的大型学院中较为典型：院士们的午餐在Combination Room中进行，该大厅自16世纪以来曾留下无数王公贵族、政要名流和大牌学者的足迹。根据规定所有就餐人士只能自然按序就坐，而不能故意坐到某个熟人旁边或者隔开座位，并且一般不能使用手机iPad等任何现代通讯和娱乐设备。这无形中加强了各个专业的院士之间进行平等沟通交流的机会，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小帮派”、“小集团”的形成。而到了晚餐的时候（晚餐在Combination Room斜下方更大的正厅中进行），院士和学生都要求穿正装和学袍出席。大厅中悬挂着学院创始人以及众多校友的画像（其中包括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与各国著名政要），餐前餐后还有拉丁文的祷告等等。在这样的场合、这样的衣着、这样的环境，谁还好意思一边吃饭一边玩手机之类呢？大都只能优雅地聊着一些上档次有内涵的话题。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样的传统不仅维护着师生的团结向上，还积极鼓励着跨学科的交流合作与学术产出。笔者的“Ancient Chinese Musical Notation Discovered in the Old Library of St John’s College, Cambridge”等多篇论文便是借助在饭桌上聊出的线索而写出。
![]()
笔者在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图书馆门口
![]()
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老图书馆
笔者关于艺术与科学的演讲片段
当初有点让我意外的是，剑桥大学的音乐专业虽然经常在全英排名第一，但音乐系的规模却很小，师生数量远不及绝大多数国内大学的相关院系。不过，高水平的音乐会和音乐活动，却可以由任何专业的师生在任何地方进行，各大学院的教堂唱诗班也大多是世界级水准。在圣约翰学院，艺术相关专业的院士比例并不大。但是在交流中可以发现，几乎每个人都有足够的修养来支持对艺术和音乐发表见解，大约至少有一半的院士都能够演奏某种乐器。这种基于良好修养的跨学科视野，在艺术史学家Deborah Howard教授的著作《文艺复兴威尼斯的音响与空间——建筑、音乐和声学》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该专著横跨了建筑、音乐和声学三大不同学科，综合采用了艺术史学和物理实验等多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具有开拓性的学术价值（参见：跨学科艺术研究的经典范例——《声音与空间在文艺复兴的威尼斯：建筑、音乐与声学》）。而在音乐系，“音乐与科学中心”是全世界极少数把“音乐”和“科学”（是科学Science而不是科技Technology）进行直接联系的研究中心。虽然该中心也从事录音、媒体制作等实践性的操作，但更多的是进行独创性的学术研究。这对于曾诞生牛顿、达尔文这样的科学巨人，并曾有斯蒂芬‧霍金这样的科学奇才坐镇的剑桥大学来说，是不可推卸的时代责任。对于国内的相关学科发展来说，特别是在“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国家大力支持发展交叉学科的大背景下，积极挖掘“艺术”、“音乐”与“科学”之间的紧密联系具有极高的战略意义。笔者简述剑桥大学的音乐传统
![]()
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首页头条报道笔者获奖信息
三．灵活的教学方式
剑桥大学每年的三个学期都很短，每学期大约只有八、九个星期的课，但是密度却极大。例如，在Ian Cross教授（本人的第二导师）的“音乐与科学”课程中，国内通常至少要花一学期36课时去上的“声学”部分，他仅花8个课时就全部讲完了。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生的优良基础、极强的自学能力以及讲座后的小课辅导（由助教或教授所带的研究生负责）。又如John Rink教授（本人的第一导师）的“音乐表演研究导论”讲座，总共只有四次课（隔周一次），但每次课就覆盖了当下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具体方面（例如：历史表演），并列出长长的书单。而学生则可以选择以论文或演奏会的形式来通过考试，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音乐系中的表演、创作和理论专业划分并不是十分绝对，而表演专业的教学方式可能会让国内同行大吃一惊。例如Margaret Faultless教授（她身兼皇家音乐学院历史表演系主任、剑桥大学音乐系表演专业负责人与小提琴演奏家等多重身份）的“表演工作坊”课程，让声乐、管乐、弦乐和键盘等专业的学生自己选择曲目并在几个备选日期中选择自己愿意上台表演的时间。到了工作坊的那一天，各个专业的学生都会作为听众和评论者，上台演奏的同学可以与台下的同学进行讨论，而教师只是作为主持人并偶尔发表意见，意见主要针对艺术构思层面而不是演奏技术，现场气氛非常轻松融洽。这种课程会让台上的演奏者和台下的观众通过思考和交流而得到丰富的收获，并有助于化解学生们对于公开表演的心理负担。一方面，剑桥的音乐表演学生可能在进校前就已经基本解决了演奏技术方面的问题，大学及研究生阶段主要是提升艺术修养和舞台经验。另一方面，该课程把音乐表演看作是具有很多共性的艺术创造活动，而不仅是美声、长笛、双簧管、小提琴、中提琴和钢琴等相互割裂的技法，这种采用跨专业互动讨论的上课方式对于我们具有很好的参照价值。笔者客串出镜的剑桥大学音乐表演专业官方宣传片
![]()
笔者在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新庭院
四．独特的管理模式
剑桥的管理模式与世界上绝大多数高等院校都很不一样（可能只与牛津、哈佛等极少数姊妹院校有相似之处），且陆续成立于十三世纪初到二十世纪末的三十多个学院也拥有非常不同的体制。像圣约翰学院这样拥有五百年以上历史的古老学院，很多岗位和职责的安排都继承于几个世纪以前，看上去往往让人不知所云。例如在学院层面，有两位主要领导：Master和President。如果根据一般经验根本无法直接翻译和理解，但时间长了就会明白：Master是学院的最高领导，相当于“院长”或者“荣誉院长”。他/她在学院内拥有豪华的硕大官邸，也可以看作是学院的“主人”。从这个角度，Master也是住宿于学院内的“院士”（Fellow）、“学者”（Scholar）以及学生们的“家长”或领头人。而President则是负责日常行政事务的“执行院长”，拥有比Master更为具体的职责，负责诸如院士评聘之类的各种杂务。碰巧的是，笔者访学时期的执行院长还兼任教堂的主持牧师（Dean of Chapel），因此又承担有通过组织仪式活动来支撑并丰富师生精神世界的重要责任。简单说来，圣约翰学院的中层领导与组织方式很接近于国内“教授治校”之类的口号与期盼，例如金庸先生的导师、著名汉学家麦大维（David McMullen）教授一直兼任“花园委员会”主席等等。在学生管理层面，根据传统，教堂的主持牧师有一位副手称为专职教士（Chaplain），一般会跟学生走得很近并关心学生精神生活方面的问题（Chaplain在学院内有专享别墅，在官方网页上的简介中明确指出，她/他并不会介意学生的不同信仰）。而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的日常生活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角色——Fellow Borderer，这个职位直译为“院士边境居民”，由退休多年的资深文艺理论家Patrick Boyde教授（八九十岁高龄，圣约翰学院有很多退而不休的老院士）担任。他主要负责通过组织各种活动来联络研究生、访问学者和院士们之间的感情并增进他们对学院的了解和认同。这些学院的管理岗位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国内的近似对等职务，但在很多方面却有微妙差别。笔者在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音乐会片段，主持人：Patrick Boyde教授，钢琴：Henry Mak（数学专业）
总体而言，剑桥的很多系科专业都排名世界前列有目共睹，而学院/书院的食宿生活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幕后体验，默默支撑着前台的辉煌，这对于需要更多熏陶与感悟的人文艺术学科可能更是如此。剑桥大学每年接受大量校友捐赠，据说这些捐赠大多都回馈给了校友原先所在的学院而不是系科，这恐怕并非偶然。访学即将结束的临别之际，我在赶赴伦敦希斯罗机场前去学院吃了最后一顿午饭，顺便与熟识的院士教授们话别。正当我准备离开时，自行车抛锚的麦大维教授（像这种七八十岁仍骑自行车且不用手机等移动通讯设备的老院士非常典型）气喘嘘嘘的跑了进来，并递上一本有关中国音乐的传世珍品，希望我作为圣约翰学院的第三代会员（会员为终身制，该书为老一辈学院会员赠送给他）将它带回国并继续妥善保存。旁边另一位资深院士接过话题说到：“常回来看看，五百多年了，学院会永远在这里……”![]()
笔者撑船经过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叹息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