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冬 以梦为马，前尘作鞍

杜冬年过四十了。作为一部“自传”小说，《康巴情书》当年讲述的故事里，最后的最后，作者和那个姑娘都各自成家立业了。

虽然这本书被杜冬定义为“一个汉人在康巴单相思的碰壁记录”，但实则，书里绝不是花式表白拼贴起来的情愫合集。川西藏区的风土人情、宗教文化、吃穿用度，作者在当地的各种见闻，都成了油墨字。2011年，他辞掉工作后告别上海，定居拉萨，在当地文化杂志做了一段时间的记者。他出版的另一本《西藏的味道》，也在这段无疾而终的感情里成为附加值。

杜冬是个有“故事感”的人。他的涉猎横跨工科、文科与经管领域，先后在河海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藏大学求学，分别攻读水利水电工程，拿下经济学的学士和宗教史的硕士学位。仔细算来，中文和英语也可以算他专业之外的特长。日常阅读巴别尔，作为非科班出身的译者，他在上海宝钢工作过8年，以翻译的身份参与了世博会前上钢三厂的搬迁谈判。他的译著作品《发条橙》《黑暗之劫》《波西米亚：迷人的放逐》《黑暗之劫》等摞起来有一尺厚。

他偶尔有些冷幽默，喜欢俄罗斯中世纪民间作品里保留着的那种融合了地道的诙谐、笨拙、荒诞和恐怖色彩的一种实用之外的、而今丢失了的“美感”。但若是被问起是否会在精神上向往那样的时代和氛围，他会摆摆手否认，“那个时代没有空调，不行的。”

“有意思”时常被杜冬挂在嘴边，成为他的语境里，考量和评判想法能否变成行动的前提。他很容易产生好奇心，学习宗教史是在爱上曲西并因此而多次往返于东部和理塘之间时对藏地文化产生了兴趣而驱动的；学藏语也是突发奇想，听语言学的同学提起“每多一门语言就多一门灵魂”，其实他知道，话嘛，这么说说听听也就罢了，但是潜意识里依旧觉得很好玩，尤其是“当你可以用不同的语言来表达情绪的时候。”

所以，在拉萨读书的时候，藏语又成了他新的学习目标——尽管并没有学好，一知半解，但其中的个把词他已经知道该如何去表达情绪，仓央嘉措的诗歌用藏语和汉语读出来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捕捉到了那种藏地语言独特的美，在他的理解里，藏语对实用性的要求“也许”并没那么高，更重要的是那种古典的韵律感和装饰性。

而这对于称得上浪漫主义者的杜冬来说，太迷人了。

从2018算起，杜冬在理塘旅投的总经理任期至今已经是第三年。但身边人介绍他时，仍习惯于用“杜老师是个文人”来形容——按照传统媒体里的常规叫法，是杜老师，不是杜总。文人的标签也在潜移默化中远比总经理身份来得更深入人心。

杜冬也习惯并乐于认同自己作为“作者、译者、记者”的身份，并在需要发言的场合这样自我介绍。在本职工作文旅业方面，他却说自己“只能勉强说不算一个新手”，半是自谦，半是坦言。

2018年刚来的时候，杜冬比如今大胆得多——书生意气、理想主义、宏大叙事等情结都汇聚在他身上，信誓旦旦地说要做一个独一无二的“理塘模式”出来。

然而在前路等着他的是一次又一次的考验和碰壁。

他觉得，一个城市首先需要有个旅游符号，其次，这个符号还得有性格，个性不能太完美，要有点小缺陷才鲜活可爱。于是他设计了一个藏式的、痞痞的、有点丧丧的但也很乐观的小马形象，应用场景都提前设想了好几个。但后来只停留在了方案上、手册里，或者直播上。当游客亲临当地因为缺氧、高反而走不动路的时候，依然不会遇到这样一个寄托了城市符号意义的指示牌。

他后来反思，为什么没做成——写作者的身份带给他的首要影响是对于传播和创作内容的关注。但事实上，在旅游业中，还有更多的、更扎实的内容，远比一匹马的形象来得重要得多。现实告诉杜冬，“很多具体工作，光靠传播和标志是做不完的”，“就好像一个没有经验的店主，可能一开始就想的是店名和logo，不想着怎么样去经营，而一个有经验的店主已经同时想到成本控制了。”

在将近三年的时间里，杜冬主导立了9座微型博物馆。他想的是，假如一个微体量的博物馆能让游客停留20分钟，9个博物馆就能停留接近三个小时，或许还能在这里留宿。他们想借仓央嘉措著名诗歌《洁白的仙鹤》中“我不会远走高飞/飞到理塘就返回”给理塘作宣传主打。但并不太见效——年轻人对仓央嘉措没有太大的兴趣，而理塘为前往拉萨与稻城亚丁的驿站，留不住游客。

在杜冬设想的“理塘模式”里，本地社区会成为旅游主体，一个鲜活的、邀请游客参与进来玩的过程，“是本地的，是社区的，是地道的，是渗透到居民里面去的”——对于杜冬来说，旅游要有情感联结才足够深刻，也许听起来过于人文化，但他觉得，这个理想仍有落地的可能。

当然，光有社区也不行。

他在东部地区见过许多处景区的社区旅游模式，最大的问题就是“体验单调”。社区模式往往缺乏突破口，项目同质化严重，“都是本地人家，你家会做米酒和猪肉，我家也是这些，不太有人会做咖啡的。”

在摸索中，杜冬慢慢发现，模式之外，理塘还面临着更多问题，属于中西部旅游县城都会面临的普遍问题。旅游人才缺乏、资本缺乏、经验缺乏、节奏较慢、人员培训、沟通成本极高……处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理塘还面临着高反和显著的季节性问题，每年的11月至次年三四月，当地由于高寒气候，都失去了大部分旅游的条件。要到达这里，意味着在交通上也要耗费较高的物质和时间成本。

丁真的横空出世，无疑为理塘砸出了一个可能的突破口，但也只是一种可能性。丁真曾让杜冬短暂地兴奋过一段时间，但他很快又冷静下来，“尽管我们可以在后面找一千个理由来对丁真这一现象级情况的发生进行复盘，但它始终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旅游业有其自身存在的问题，丁真现象的助推，距离本地的实践和落地还有很长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和十几年前刚到藏区一样，杜冬努力让自己以一种能动乐观的立场去对待变化，去应对“顶流”伴生品的荣耀与痛苦；如何运营好藏地相关IP，他也随着丁真和这一代理塘年轻人去适应藏区与现代世界的激烈对接，去期待网络现象级IP和中国文旅的结合。

杜冬的工作围绕着古镇的一砖一瓦，连石板墙上的一段翻译，他都要盯着内容重新修改上墙。受困于游牧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条件，许多孩子放学后在家里找不到合适的书房。他来了之后，和同事们一起在理塘建起了一座木质结构、玻璃外墙的“仓央书房”来解决这一问题，可以作为村里小孩的阅览室，也可以作为课外活动的场地。

他还想复制这种模式，或许这些书房可以成为一个“滴灌式”的培养皿。在他的想象里，未来，如果有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理塘，如果村里的小孩从小就在这种环境里读书、看电影、和游客互动，更广阔的世界里新天地的图景就会向他们敞开。

他手把手培养公司里的年轻人，刚来的时候，团队二十多人里只有一个人有笔记本电脑，公文功底也都需要提高。在一众年轻人面前，他却是那个最“潮”的人，像一个操心的家长，事无巨细地教小孩们写公文、喝咖啡、手机考勤打卡，他让几个小孩到成都实习，为了让他们体验下当下城市年轻人时常抱怨的“996生活”。

在当一个“操心的家长”的同时，杜冬也时常告诫自己，“戒之在得”——可以被列为他的“拒绝油腻”守则第一条。这个出自《论语》的古言中“得”字的具体释义一向未有定论，见仁见智，杜冬将它理解为“傲慢”。在杜冬看来，他所要远离的其实是一种说教和经验主义，“切勿经常去教训别人或者大谈特谈自己的经验。”

不论是对丁真，还是对公司里的年轻人，尽管他总喜欢叫他们孩子们，但他时常提醒自己，“别觉得自己可牛了，其实小孩们比你聪明厉害多了，小孩们的未来是不设限的，多听听别人讲的。”

在《丁真的自然笔记》里，杜冬切实感受过这一点。“丁真会有一些他自己的想法，开始听起来你可能觉得哪里好像没明白，仔细再一分析他的逻辑，其实他是对的。那是一套在他的土地上生活的智慧和价值观体系。”

面对丁真，杜冬对自己的定位也一再发生变化。严格来说，《中餐厅》是丁真的综艺首秀，无论作为丁真的朋友或是“经理”的身份，杜冬都无法不担心。丁真会不会不适应录制环境？会不会有语言障碍、交流不畅？……但很快，他发现自己的担忧是多余的。丁真在一轮一轮到来的风口和争议之间，意外地没有被外界的喧嚣打扰，保留了内心天然去雕饰的生命力，保留了他的自如、自洽——而这恰恰是综艺所追求的、也可以借此呈现的。

作为整个团队的核心，丁真的情绪和状态会切实地影响到每一个人，也因此，他的“放松”和“不焦虑”让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一个符号的抛出可能会带来无穷无尽衍生的阐释，并渐渐脱离本意。杜冬希望丁真可以在承载巨大重量、带动起关注文旅和基层扶贫的同时，在展现藏地文化魅力的同时，也展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力量。他无数次表达过希望让丁真“去符号化”，把他还原回一个“人”——“反正这是个真实的世界，你不可能永远在套子里面活着。”

丁真也逐渐从这个保护壳里露出头来，试探着去感知外面的世界，也真实地表达情绪，学着主动提问和拒绝。在杜冬眼里，孩子的个人意志正一点点建立，他为之感到欣喜。

理塘缺乏奇观级的景致，发展旅游业并不具备先天优势。很难说是理塘这一座城拥有了丁真、杜冬等一群人才比较幸运地抓住了知名度，还是杜冬遇见了理塘、选择留在理塘才更幸运地拥有了这一次或将改变一座城、一代人命运的可能。

进入到第二个年头，年轻人已经有了极大的成长，甚至开始有了分工与专长，图片、视频、英文翻译、藏文翻译、设计、执行等工作都有了条理。

杜冬借佛教里“自了汉”的说法阐释自己，没什么宏大伟愿，凡事图一个省劲儿省事儿，有时候也喜欢浪费时间。但回头看看他做的那些当时看起来的无用之事，他把他的文学才华应用在理塘，躺在电脑文件夹里一个个待实施的策划方案，无数没法落地的想法，周转于各方之间磨破嘴皮的解释，哪怕只是在纸面上，卡在落地前的关卡，都在一点点搭建起一个更现代、更美好的理塘。所以当网络热点聚焦于这里，杜冬等人的快速反应，都是厚积薄发。

准备已做好，时间将机会带到杜冬们面前时，他们恰好抓住了。

“理塘”的藏语含义为“平坦如铜镜的草坝”，但站在理塘的高原，走在文旅这条路上，杜冬其实见惯了一路蜿蜒曲折，有挣扎有低谷，他在不同于以往的人生中、在新的变化里自我学习，也让高岭之花得以被世人看见，而他自己，也站在大戏之后，当幕布卷起、光晕散开，整个理塘的样貌开始在人们面前有了一个清晰而具体的轮廓。

而他希望还能把轮廓里的内容渐渐填满。

有一次，有个哥们给他讲了个故事，一个暴雨将来的黄昏里，有个老头子在练“下腰”，一边练着一边大声地念杜甫的诗。这个场景让他印象深刻，甚至也是一种很“理想”的状态，令人着迷。对他来说，这老人的人生是有审美、有厚度的，“人生嘛，各有各的厚度。”

他也设想过另外一种快意生活，有半年时间呆在他熟悉的舒适区里，写书、翻译、研究藏文化，做做小地方的口述史，再花上半年时间去纯粹地体验“交换人生”，做个渔民，画个油画，学做手工，什么都行。

他有一套别样的、粗砺的、犷悍的、原生态的审美，可以感受到时空与自然的奇妙交互。有一次他在怒江桥上看到一位军官和妻子，两个人手挽手在桥上走，上百里地都是荒野，杳无人烟。杜冬忽然觉得，山啊，就像铜雕的笼子一样，把人锁在了里面，好像在这边喊一声，山也会回应过来。他们就在那里走过来走过去，很开心。怒江水自然不会停止流动，它还是沿着原本的方向，继续流向缅甸。

所以尽管会想象另一种生活，杜冬也不会停下来，尽管在书里，他认同中世纪的笔触，但在现实里，不论过往的时代再厉害，他也更向往以后，以前发生的事情都已是既定事实，都已为人所知。

“通过文学艺术去深入了解这些迥异于自己的人群如何生活在大地之上，会让自己更开放，更具包容性。”过去的时间里，它们塑造了他，兼容并蓄，开阔丰盈，他心里想，“以后可能更有意思。”

在《康巴情书》的序言里，杜冬曾写下，“或许有一天你会来到这个普通的高原小城，沐浴在紫色的阳光里，或许还会在滚热的围墙边见到我。”

时间和水流都滚滚向前，选择理塘之前，他是那个骑车在拉萨河边转悠的青年，而今，他在心里塞下关于这片土地的很多奇妙想法，与时代同频共振。他的确时常穿梭于城中，但见不见得到他没关系，重要的是，你会来。

他曾在采访里说，“只要时间够长，人的成长一定压过一切。”并且他觉得这个观点在理塘同样适用，当大门推开，十年后，什么都可能会发生。世人看到了而今的理塘，这些成就与荣耀得以生长的土壤和基石，恰恰是在过去不同的时间刻度之上。在十余年里积攒的筹码，它们赋予了杜冬的人生以厚度与积淀，让杜冬成为了今天的杜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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