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摄影之友》2021年10月刊
编辑：刘东 文：孙志军 图：努埃特、孙志军等
鸣谢：中国国家地理·图书
出品：摄影知友（id：fotomen）
《摄影之友》2021年10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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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建于四世纪的敦煌莫高窟，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发展，成为规模宏大的佛教石窟群，数量之多、艺术价值之高使之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近百年以来，莫高窟历经沧桑，由于史料的欠缺，人们尚且无法完整地了解这段巨变的过程。而不同时代拍摄的莫高窟的照片，无疑是最直观的材料。
美国哈佛艺术博物馆中国考察队于1925年拍摄的敦煌莫高窟北大佛（今第96窟），哈佛艺术博物馆赠。
公元 366 年，乐僔开始开凿莫高窟的第一个洞窟。
此后的1500多年里，莫高窟身处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地，融合了不同民族和宗教信仰，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直至几乎被世人所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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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新疆考察队拍摄的莫高窟第292窟。这张照片是莫高窟早期摄影史料中比较罕见的。
从1900年6月藏经洞被发现到今天的120多年间，敦煌学逐渐兴起。
莫高窟从默默无闻到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既有风、霜、雨、雪、沙等自然力量的侵蚀，也有社会动荡、战争破坏等人为因素的影响。可以说这一个多世纪，浓缩了莫高窟所经历的漫长岁月。
位于敦煌西北的汉代玉门关，斯坦因于1907年4月24日拍摄。收藏机构：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授权使用。
敦煌的汉长城，斯坦因1907年4月1日拍摄。收藏机构：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授权使用。
以“重摄”的手法展示跨越世纪的影像对比，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幸存的、逝去的以及被破坏的遗迹，可以看到莫高窟生命脉搏的跳动，甚至听到它的呼吸。
这些珍贵影像带给人们的既是问题也是答案 —— 我们要尽可能保护它、延续它的生命，把它留给子孙后代。
敦煌莫高窟第45窟的唐代塑像，斯坦因于1907年3月拍摄。收藏机构：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授权使用。
1907年斯坦因拍摄的敦煌藏经洞经卷相对原始的状态。
敦煌莫高窟第432窟附近的洞窟群，斯坦因拍摄，1907年5月31日。收藏机构：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授权使用。
1908年，伯希和花了三个星期时间在藏经洞里挑选经卷，努埃特拍了三张照片，记录下这一历史性的场面，这是其中的一幅。伯希和的语言优势对挑选经卷有极大帮助。
道士王圆箓，斯坦因拍摄，1907年6月11日。
早期探险家、学者和摄影师
镜头下的莫高窟（节选）
汉晋以降，北方丝绸之路成为华戎交汇、东西互通的大动脉。地处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是总绾丝路的要冲，因往来贸易而成为聚宝盆。在富足的经济底色下，经西域传入的佛教昌盛一时，与中原学术、江左风尚齐聚敦煌。在中西文化交流的驱动下，工程浩大、美轮美奂的敦煌莫高窟应运而生。
↑敦煌莫高窟第257窟，西壁南侧。北魏所绘壁画画面分为三层：上部千佛光光相接，色泽明丽；中部以横卷式构图绘鹿王本生故事，即著名的九色鹿拯救溺水人的故事；下部绘姿态各异的夜叉形象。这是敦煌早期洞窟壁画内容布局经典样式。
敦煌早期石窟通常指十六国、北魏、西魏和北周近200年间所造的洞窟。这批石窟，虽然至今仅存三十余个，却清晰地勾勒出外来佛教的中国化之路。敦煌画风的横空出世，离不开历史的“因缘”。
北朝禅风盛，动荡也多，中原政权更迭之际，元荣、于义等多位地方长官仍能维持敦煌的繁荣。敦煌石窟从借鉴外来之风到立足本土，为后世奠定了多种建筑形制——禅窟、中心柱窟、覆斗顶窟等。汉画之风融合外来艺术风格，缔造出长卷式故事画、秀骨清像式人物画，东西方佛道神怪同窟共画，济济一堂。
↑敦煌莫高窟第260窟，中心柱东向面和南向面。北魏开东向面圆券龛内，塑倚坐说法佛一身，龛壁画化佛火焰佛光、供养菩萨与飞天，龛外两侧各塑一菩萨。南向面可见上层龛内交脚菩萨和龛外胁侍菩萨、供养菩萨等。与1908年照片相比，东向面倚坐佛缺失了手部，中心柱上的影塑供养菩萨缺失七身。
敦煌研究院·孙志军：
早期探险家、学者和摄影师镜头下的莫高窟（节选）
1907年3月， 英国探险家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第二次率领着他的中亚探险队，经罗布泊前往敦煌。他最初的目的是到敦煌考察古迹，但在敦煌进行了短暂的考察后，他就明确了此行的目标——考察敦煌的古代长城遗址，考察莫高窟，搜集藏经洞出土的古代文献。驻留莫高窟期间，他利用了三清宫住持、道士王圆箓的无知，以极其低廉的价格骗购了藏经洞出土写本24箱、绢画和丝织品等5箱的珍贵文物、文献。
可以说，对莫高窟藏经洞文物的洗劫，斯坦因是罪魁祸首。但同样是斯坦因，第一次在莫高窟架起照相机，快门声第一次在洞窟内响起。他拍摄了大量的莫高窟外景和洞窟内壁画的照片。根据国际敦煌项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IDP）目前公布的斯坦因摄影档案统计，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共拍摄照片134幅，其中有关莫高窟的照片有46幅。
斯坦因在完成了对包括敦煌在内的新疆、甘肃的考察后，于1912年出版了两卷本中亚考察记《沙埋契丹废址记》Ruins of Desert Cathay。书中的340余幅照片，有64幅拍摄于敦煌。这是目前所见最早公布于世的敦煌和莫高窟的照片，其历史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斯坦因的想象——在此后的许多年里，这批照片是有关莫高窟外观、洞窟本体以及当时人物存在的唯一影像记录。1921年，斯坦因出版了《塞林提亚——在中亚和中国西部地区考察的详细报告》（Serindia，Detailed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书中有关敦煌的照片多达226幅，客观地反映了当时敦煌的汉代长城遗址，莫高窟的壁画，藏经洞出土的经卷、绢画、刺绣、剪纸以及敦煌的自然环境，其中20幅绢画、刺绣等艺术品更以彩色印刷的技术，使读者对中国古代的艺术品有直观的色彩感受。
南北朝乱世尘埃落定，数百年的分裂局面终结于隋朝，但是南北朝的崇佛之风依旧延续了下来，莫高窟的营建在盛世图景与帝王弘法的风气中迎来一个重要时期。隋朝短短37年，留下了七十多个石窟，意义非凡——在官府倡导下，译经运动如火如荼；石窟形制、壁画、塑像屡见新意，敦煌工匠、艺术家们在其注入了许多可能性与创造性，活力四现；塑像迅速本土化，富有人文余韵；壁画中飞天空前增多，降福人间……
↑敦煌莫高窟第209窟，主室西壁。窟顶西披描绘佛传故事中的情节，南侧为乘象人胎故事，北侧为夜半逾城故事，其上并画有伎乐飞天等，线条飞扬舞动，与色彩相融合。下部西壁绘故事一铺。1908年后，洞窟中央佛坛上增塑灵官塑像一身。
这种风采延续至初唐，愈发生动，洋溢着人性味。随着唐王朝统治新疆全境及中亚部分地区，丝绸之路臻至全盛，首都长安成为万方辐辏之地。公元705年，大唐国祚重回李氏，敦煌的盛唐时代—— 也是文化上最有成就的时期，随之开启。这是一个充满热情的时代，八十余座盛唐窟、四百壁粉墨丹青，占了莫高窟壁画总数的六分之一，至今金碧辉煌，动人心弦。
在敦煌百年的东西交流中，中原风貌西传，西域佛教东来，敦煌位居交通要地，得享最新的文化信息。敦煌石窟也因之飞速发展，宏大洞窟频开，彩塑、壁画艺术日趋成熟，俨然成为一条独特的画廊，花团锦簇，秾丽丰富，成为繁华世俗的真实写照。
敦煌研究院·孙志军：
由于第二次中亚考察的成功，斯坦因计划进行第三次中亚考察，重点考察新疆的吐鲁番、哈密、天山北麓地区以及罗布荒漠，后来又将计划延伸至内蒙古额济纳的哈拉浩特(黑城)遗址。1914年3月16日，斯坦因再次从米兰来到了敦煌，随即开始考察敦煌西部的汉长城。4月2日，他再次造访莫高窟并停留了一周的时间。1928年，斯坦因出版了他的第三次中亚考察报告《亚洲腹地——在中亚、甘肃和伊朗东部考察的详尽报告》(Innermost As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Kan-Su and Eastern Iran)，书中有40幅敦煌和莫高窟的照片，内容涉及敦煌汉长城、敦煌县城、莫高窟以及敦煌周边的自然环境。
斯坦因在印度旁遮普大学任注册官时，曾师从梅约艺术学院院长亨利·安德鲁斯（Frederick Henry Andrews，1866 —1957）学习摄影，又曾受聘在印度考古调查局从事考古调查。这样的经历，使得斯坦因在莫高窟拍摄的照片信息量大、影像质量上乘。他的很多照片都纳入了人物作为比例参照，让人们对他所拍摄的遗址有了较为直观和准确的体积感。
值得一提的是，那幅广泛流传的藏经洞门外堆满了手稿的照片，由于斯坦因的失误造成原底片二次曝光，最后不得不在藏经洞外观的照片中添加了几堆手稿。斯坦因拍摄的王圆的照片，也是让后人一睹这位道士真容的绝版作品。
1908年2月25日，法国西域考古探险团团长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和他的团员们也来到了莫高窟。先期抵达的探险团专业摄影师夏尔·努埃特（Charles Nouette），按照莫高窟的大片纵切面完成了对洞窟的编号。测绘师路易·瓦扬（Louis Vaillant）则绘制了石窟分布平面草图。夏尔·努埃特在短暂的时间里，以迅速而又锐利的目光，几乎抓住了莫高窟中所有最有价值的部分，他系统地拍摄了莫高窟，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安史之乱是唐朝的分水岭，影响延及西域。公元781年，敦煌落入吐蕃统治，敦煌石窟步入后期。
敦煌的唐代石窟一般分为初唐、 盛唐、中唐和晚唐四个阶段，敦煌学研究者赵声良先生在《敦煌石窟艺术简史》中将唐代分为前后两期，初唐、盛唐为前期，中唐、晚唐为后期。公元848年，敦煌本地汉人张议潮起义，收复沙州，唐廷置归义军，延至五代。虽然敦煌与中原的宗教、艺术交流并未断绝，但变化殊异的统治环境与文化氛围，为敦煌石窟注入了不一样的元素。
敦煌莫高窟第154窟，主室北壁。中唐画观无量寿经变一铺。观无量寿经变发展到中唐此窟时，画面布局已然定型，延续了早期初唐洞窟的基本图像内容与结构特征，中间主题为说法会，东侧未生怨，西侧十六观。壁画下部西夏画持花供养菩萨。对比1908年的照片，经变下部乐舞图及其左侧缺损（法国吉美博物馆馆长赠敦煌研究院数字照片原文件，努埃特拍摄于1908年）。
吐蕃民族崇信佛教，在其67年的统治中新开洞窟48个; 晚唐的59年间，开凿了71个洞窟。这些洞窟在延续前代风格的同时，产生新的壁画结构格局，比如唐前期的整壁巨幅经变画减少，往往数幅并列，下部配以条幅的屏风画。壁画内容上也出现了密宗、瑞像及少数民族形象（如吐蕃赞普礼佛图、吐蕃武士等）。
公元914年，曹议金重建归义军，此后统治敦煌一百余年，史载“道塞清平，歌谣满路”，一派升平之貌。曹氏统治者还仿中原制度设立画院，有组织地绘制壁画、营造洞窟。在这种环境下，敦煌石窟迅速发展，新凿洞窟41个，重修前代洞窟248个。
敦煌莫高窟第459窟，主室南壁。晚唐洞窟，图片左侧为南壁晚唐画楞伽经变一铺；右侧为西壁龛内南壁，画卷草帷幔、弟子等。从1908年的照片可以看到，南壁及西壁龛外南侧原有天王立像三身及菩萨一身，应是晚唐所塑，均佚失无存。清理了南壁堆积的流沙，下部的壁画重见天日。窟内又增立一木柱作为支撑。
敦煌研究院·孙志军：
努埃特在莫高窟拍摄了大量的黑白胶片，为了保证拍摄质量，他还在莫高窟冲洗底片并洗印出了部分照片。尤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伯希和还写道:“ 我们已经对该窟的壁画拍摄了些照片，但努埃特最终以水彩画法对它们作了染色，以至于它们对我们具有了一种原始文献的价值……我们对此还选出了其他照片，但努埃特都为它们加上了彩色，我保存着它们。”
伯希和回到法国后， 在1914-1924年，花了10年时间，出版了6卷本的《敦煌石窟》（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D），这是第一部关于敦煌莫高窟的大型图录，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敦煌石窟艺术，其内容包括莫高窟108个洞窟和外景的399幅照片。通篇采用质量一流的12英寸大照片，使它成为早期研究敦煌艺术最主要的图像依据，是当时国际敦煌学界深入了解莫高窟的经典之作，其影响力到了今日甚至显得越发深远。如果将法国西域考古探险团拍摄的照片和后来者拍摄的照片加以比较，就会发现，莫高窟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一直继续着各种各样的变化。比如1924年1月22日，华尔纳第一次来到莫高窟的当天，他给家人的信中写道:“两年前曾经有400名俄国囚俘在这里住过6个月，他们对壁画进行了大量、无法弥补的破坏，现在再也拍不到当年斯坦因和伯希和所能够拍摄到的那些照片了……”
1910年至1914年，日本西本愿寺第二代法主大谷光瑞，组织了第三次亚洲腹地探险活动。吉川小一郎、橘瑞超等日本学者，也因此在敦煌和新疆多地对佛教遗迹进行考察和发掘。1911年10月5日，对昔日佛教圣地心怀向往的吉川小一郎来到了莫高窟。
公元11世纪，党项人建立的西夏政权，先后终结了敦煌的归义军和沙州回鹘统治。在西夏统治敦煌的近二百年时光里，崇佛之风不改，对旧窟时有修复，又屡开新窟。西夏时期兼容显密二宗的艺术风格，推崇以石绿赋色，上有精心雕琢的蟠龙藻井、曼陀罗窟顶，下有清新富丽的团花、串花……为本已斑斓多彩的莫高窟平添新姿。
蒙元替西夏，夕阳余晖中的敦煌莫高窟仍不失灿烂。蒙元对敦煌进行了百多年的统治，新建、重修大小洞窟十余座，虽然数量有限，却兼收了汉画传统与藏画风格。元代匠人高超的绘画技艺、多民族文化的丰富元素，纷纷走进莫高窟，共同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元式风貌。
元立元灭，带来丝绸之路的兴而又废，敦煌的辉煌渐成历史，悄然凝固在莫高窟的一木一石、一塑一画当中。
↑敦煌莫高窟第464窟，前室南壁。元代绘制的方格故事画，内容为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变，讲述善财童子参礼人法界的故事。对比1908年的照片，壁画多处遭到人为切割、刻划，损毁殆尽。
敦煌研究院·孙志军：
吉川小一郎在敦煌莫高窟的拍摄没有系统性，像是游客一般，从北到南、洞里洞外拍了21幅照片，这些照片现在保存于日本龙谷大学。由于数量少且影像质量欠佳，吉川小一郎在莫高窟拍摄的照片影响甚微。1937年，日本有光社出版了两卷本《新西域记》，首次将大谷光瑞探险队所得到的资料和文物公之于众，下卷中有吉川小一郎在莫高窟和榆林窟拍摄的洞窟、经卷照片29幅。
1914年5月，俄国新疆考察队成立，团长为奥登堡（S.F.Oldenburg,1863—1934）， 成员有画家兼摄影师杜丁（S.M.Dudin）、地形测绘师斯米尔诺夫、民族学家龙贝格以及艺术家贝肯伯格，主要研究对象是敦煌莫高窟。因为对这次考察谋划已久，加上经费充裕而且人员搭配合理，此次考察的目的显得很宏大——对莫高窟的古代艺术遗存进行全面彻底的研究，并对其进行编目和考订。考察队在出发之前，就制订了详细的计划，包括绘制莫高窟总立面图、每一洞窟的平面图和剖面图、临摹重要的壁画和塑像、为所有洞窟拍摄照片，还计划对每个洞窟进行详细的文字记录，这一切就是为了制作和出版大型的考古报告。
1914年8月20日， 奥登堡一行到达莫高窟，按计划全面展开工作。他们详细研究了洞窟壁画与彩塑，认真进行了摄影、复描、绘画、测绘、考古清理、发掘和记录工作。
1915年1月26日，俄国新疆考察队启程回国，他们带走了在莫高窟测绘的443个洞窟的平剖面图以及拍摄的2000余幅照片，还剥走了一些壁画，拿走了几十身彩塑，复描了几百张壁画，并且作了详细的文字叙录，同时也窃走了莫高窟南北二区洞窟中清理发掘出来的各类文物，以及在当地收购的各类绘画品、经卷等文物。
↑为了莫高窟的永久保存，敦煌研究院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实施数字敦煌项目，在一系列技术规范的指导下开展石窟壁画的高分辨率数字化作业。截至目前，莫高窟的250多个洞窟已经完成了数字化采集工作。
敦煌研究院·孙志军：
对于莫高窟的摄影历史而言，俄国新疆考察队是首次科学、全面的拍摄。由于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的拍摄比斯坦因及伯希和更为全面、系统和细致。摄影师杜丁拍摄莫高窟的各类遗迹，既兼顾整体性又不舍所有细节。他拍摄了156个洞窟的窟形、彩塑和壁画，并且首次对莫高窟崖体的洞窟分布情况进行了逐段的摄影记录，最终获得了莫高窟南北区整个外立面的全景图，崖面上的栈道、建筑梁孔、洞窟前室壁画和彩塑、木构窟檐都一一被他收入镜中。
至于洞窟内，杜丁则尽量关注伯希和探险队所没有拍摄的细节，一百多年来，莫高窟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物和遗迹随着岁月流逝而逐渐褪化，石窟本体在无人管理期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后，拆除了洞窟前一些不合理的建筑，之后，莫高窟的崖体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加固工程，外貌与百年前已有较大的变化。因此，杜丁当年拍摄的照片，为我们提供了20世纪初莫高窟全面、系统的摄影资料，具有极其珍贵的档案价值。
俄国新疆考察队在莫高窟拍摄的2000多幅照片，现存于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东方部。2000 — 2005年，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出版了6卷本《俄藏敦煌艺术品》，其中第3卷和第4卷，首次集中公布俄国新疆考察队拍摄的莫高窟整体环境和156个洞窟的照片共869幅。
1924年1月18日，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兰登·华尔纳（Langdon Warner，1881—1955）抵达莫高窟，他此行的目的，是以东方美术史的角度来调查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在随后的10天里，华尔纳花了5天时间，用事先准备好的胶布，粘走了大小不等的12块壁画。与此同时，他也拍摄了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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