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本应该能看见它们

今年，一群“说走就走”的亚洲象，牵动了无数人的心。

它们是原本栖息在云南西双版纳的一群野生亚洲象，却自2020年3月起一路北上，是迁徙的天性使然？还是生存空间遭受挤压？莫衷一是。

但这场漫长的离家之旅，让人们注意到了这群栖息在同一片大地上的生灵，以及一种莫名的情愫：它们的家，到底在哪。

我们似乎知道了云南象迁徙，才开始了解它们因何迁徙；我们目睹了白犀牛苏丹与孤独的乔治，才开始共情目睹种族灭绝的孤独；我们跟随着聚光灯与媒体的镜头，看向那些已无可挽回的帷幕落下。

但，还有更多沉默的、生活在我们视野之外、并且就生活在同样一片土地上的生物。我们本应该看见它们，知道它们，了解它们，进而保护或善待它们，但却没有。

我们本应做些什么，或许，就是现在。

为了让民众与后人看见那些珍贵的野生生物，国家与从业者、爱心人士付出了长久的努力。看见中国，看见所有人的付出，才更能感受到影像背后的不易。

地大物博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位列北半球第一，不仅兼具寒温带到热带的多种温度带，更有海洋、平原到高原的地形地貌。可与之不相称的，很多本土生物仅留下只言片语，连一张清晰的照片或影像都没有。公众对斑马、长颈鹿、河马、北极熊等外国生物的了解，甚至远远超过中国本土生物。

这背后的严峻事实是，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参与保护自然的力量与其物种丰富度是很不匹配的。很多人可能难以想象，保护自然并不是多骑一天车，或是少用一个塑料袋那么简单，尤其是在中国。真正的自然保护，是为了修复人类对自然界造成的破坏，维护生态圈的平衡，让这些生物尽量保持在人类威胁之前的状态，而非在其将近灭绝时才想力挽狂澜。

有幸的是，即便存在诸多客观限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自然保护区从无到有。这些自然保护区的形成对保护本土珍稀野生生物、珍贵的自然遗迹和景观，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尤其是最近十年，中国自然保护区的建设，无论是面积还是数量都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

行业从业者也克服了困难，近年来陆续迎来一些突破性的尝试。以自然摄影为例，与英美等媒体完全市场化的国家相比，在中国，靠卖摄影作品给媒体或图片库很难维持职业摄影师的生存。同时，因为拍摄野生生物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高昂的野外费用和拍摄设备，这也导致愿意投入足够金钱和时间去野外拍摄的自然摄影师少之又少。

从业者徐健曾坦言，自然摄影师中，可能99.99%的人还是业余爱好者，全职占比非常少。早在2008年，徐健就开始了中国自然摄影师市场化道路的探索，希望记录中国自然影像，增进公众对本土生物多样性的了解，又能让中国职业自然摄影师体面地生存。多年来，他创立的机构IBE（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收获了中国鲜有拍到的三种虹雉等大量珍贵的野生生物影像资料，同时基本能够维持日常的运营和项目运作，给每位参与的摄影师提供酬劳，但力量仍十分有限。

当时代的齿轮开始转动，当中国以天下先的胸怀早早落子，当无数专业的、热心的志士投身这项事业，一切都逐渐开始不同。

除《天坑》外，中国国家地理拍摄团队还前往海南热带雨林、三江源等自然秘境，创作了一大批珍贵影像。

我们跟随镜头，看见天地与万物；跟随媒体，看见事实和价值。看见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它正在让世界、让我们变得更美好。SEE基金会秘书长张立教授表示：“看见是改变的开始，影像记录是自然保护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多年来，“公众参与”一直是发达国家环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国内自然保护持续努力的方向。科技在提升手机影像品质之外，更重要的是，带给了公众更多的可能性。

在这个过程中，骁龙作为重要的科技建设者和推动者，让更经济的影像设备，更高品质的记录、更自由的创作以及更便利的携带成为了可能。人手一部的手机即可与专业设备媲美，也能拍出不逊色于BBC纪录片品质的自然影像，为后世留存丰富的自然生物影像一手资料。骁龙不仅以技术，普惠了看见的力量，更希望有越多越多的人分享所见、传递所感。

未来除了少数富有冒险精神的摄影师，普通人也可以探索自然、记录生命，享受摄影创作的乐趣，而不是仅仅通过景区观赏人工景观，由此也将凝聚更强大的生态保护力量。人人都有可能是自然摄影师，人人都有可能是自然议题的倡导人，人人也都有可能成为自然保护者。

骁龙与中国国家地理的行动未止步于此。从9月开始，活动组委会陆续举办一系列公益特展和巡展，让更多普通人也能置身于生物多样性的影像体验中，城市中也能“近距离”欣赏荒漠猫、羚牛、海南黑冠长臂猿等中国珍稀濒危物种。

通过此次野生生物影像年赛和纪录片共创，骁龙希望更多人一起看见更大的自然世界，用科技的力量，传递生命之美，共同守护命运共同体。

一如本次摄影比赛，也是来自珍妮·古道尔博士的名言：

唯有了解，才会关心；

唯有关心，才会行动；

行动，生命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