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中国商会总干事长：大选结果不会对中德经贸合作有本质影响

9月2日，帮助德国选民更容易做出投票决定的在线工具“Wahl-O-Mat”又要再次上线了，2021年德国联邦议会大选的脚步正在临近。

德国联邦议会大选将于9月26日举行。根据德方统计，以往在选举前，Wahl-O-Mat的访问量往往会超过8500万次。2021年的大选注定不同：担任德国总理职位16年的默克尔决定不再连任，而其党内接班人至今并不明朗；在默克尔注定卸任的背景下，疫情依旧肆虐，有德国媒体预计此次投票率将受到疫情影响，或创下新低。后默克尔时代，中德经贸关系是否，或将如何受到德国大选结果的影响？

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独家专访时，德国中国商会总干事长段炜认为：“无论大选结果如何，政策可能会有一些调整，但我个人不认为（大选结果）会对中德经贸合作的基本面有本质影响。”

针对供应链是否转移等问题方面，段炜说，企业家都是用脚投票的。“现在中国投资环境越来越好，不是想转移就能转移的，产业链的形成本来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经过德国企业在中国几十年的发展而成。所以，我们也看到一种现象，就算政界有些反馈，议员有些想法，德国大部分企业还是理性的。”

第一财经：德国联邦议会大选局势是否明朗？

段炜：德国大选的制度决定了选举并不是选个人，而是选政党。换言之，哪个政党占了议会多数，（该政党的）候选人就是总理。目前，从各党候选人个人来说，可能都不是特别明朗。要么是（个人）有一些不得民意，要么是其举措（不得民意）。但是，以政党来看的，根据最新的民调，现在主要政党基民盟（CDU）和社民党（SPD）比较接近，但是社民党（SPD）的总理候选人在最近的一次电视辩论中民调领先，而绿党也在异军突起，所以我们认为，这次大选可能确实没有哪个政党能100%取得单独的（政府）组合权，甚至可能跟上次大选一样，之后会有很长时间在焦灼之中，就谁和谁组阁进行谈判（作者注：2017年德国大选后组阁长达3个多月，直接进入了2018年）。但我们觉得，无论大选结果怎样，政策可能会有一些调整，但我个人不认为（大选结果）会对中德经贸合作的基本面有本质性影响。

第一财经：绿党在此次大选过程中势头惊人，也令人担忧。即便未来绿党进入联合政府，你也不认为其会占过多的权重？

段炜：肯定要有个平衡。当前环保是重要主题。碳达峰、碳中和以及绿色经济也是中欧合作重点，我们觉得在野党可能会（把环境规则标准）收得更严厉一点。

但是从中国对德投资来看，最近几年，德国对外投资法和对外投资条例频繁进行修改，对外资在德国收并购的审查不断缩紧、不断严格，近期还有所谓供应链法案出台。换言之，我们面临的外部投资环境已经比几年前缩紧很多或者说差很多了。甚至我们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没有太多可再收紧的空间了，除非要从本质上完全不欢迎非欧盟企业来德投资。

一方面，从收并购领域来说，四五年之内，德国对外投资法和对外投资条例修改了五六次。现在，在一些基础设施、一些关键领域和一些敏感领域，中国企业等非欧盟企业的投资难度大大增加。现在又刚通过了供应链法案，该法案要求相关德国企业的供应商要符合一定的环保、人权保护和用工等要求，为企业增加了很多不必要的合规成本。德国经济界对此也基本持批评态度。

另一方面，在贸易领域，即便是疫情期间，去年中德之间贸易还增长了将近4%，中国（连续）5年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疫情期间，德国各界都在讨论供应链转移，说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德国工业界也提出不要过多依赖于中国。但是，这是市场选择，短时间内供应链完全转移是不现实的。再加上现在全球疫情，可能只有中国在严格防疫政策之下，能够复产复工，能够正常生产。即使想要转移供应链，往哪转也是个问题，中国市场还是具有很多不可替代的优势。

在野和执政是两个概念，如果（绿党）要真正从德国老百姓、德国社会和德国企业的利益出发，未来作为执政党如果负责经济部的话，相信绿党应该会比较理性地来考虑这个问题。

第一财经：未来中企应如何处理同欧盟以及德国之间的关系？

段炜：还是应更多地加强跟欧盟各成员国之间以及和各成员国内部地方上的直接交流。譬如在德国的很多州，像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和巴伐利亚州这样传统上中国投资者比较集中的地区，我们也希望向当地民众更多地讲述中资企业的故事，说一些较正面例子，比如为当地创造的工作岗位、展现的社会责任能力等。

我觉得中德（经贸关系）不会因为这次大选有特别多变化的原因在于，虽然疫情期间人员相互往来受限，还是有很多中资企业来德国投资，或者说投资意愿依然不减。这些企业家经过比较衡量各个方面的条件，做了非常全面的判断，还是愿意来德投资。

对于德国，我们是有信心的，因为其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在欧洲都是最强的，且与中国有非常紧密的经济关系。这样的经济关系是经过几十年的累积而成的，不会因为哪一个政府、哪一届总理上台就发生本质改变。此外，德国毕竟是一个“大市场小政府”的国家，政府理论上不会过多干预社会和自由经济，只能通过一些立法手段（来干预）。但立法手段在议会可能互相有制约，所以我们觉得，也许会有一些所谓的收紧和突发事件，让中国企业在德经营活动有些不可预见性，但是总的基本面不会发生本质变化。

第一财经：疫情期间，日本出台了鼓励企业供应链向东南亚转移的政策，但现在东南亚国家疫情严重，影响了此前向该地区转移的企业的生产，尤其是日本汽车企业。德国企业是否也受到了类似的影响？

段炜：德国车企或者德国工业界早已经有过这样的讨论。早在疫情之前，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就专门发过公开信，大意是警告德国企业不要过度依赖于中国。此外，如果大家注意到基民盟（CDU）的竞选纲领，其中明确提出两方面的中国政策，我们都觉得，他们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但我个人认为，企业家都是用脚投票的。现在中国投资环境越来越好，不是企业想转移就能转移的，产业链的形成本来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经过德国企业在中国几十年的发展而成。所以，我们也看到一种现象，就算政界有些反馈，议员有些想法，德国大部分的企业还是比较理性的。

我们现在觉得，德国议员以及欧洲议会越来越不接地气了，离企业的声音和想法越来越远。所以他们有些时候是否能够真正代表德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利益，这要打一个问号。特别是疫情时代，德国很多企业的生存并不是特别容易，尤其是一些中小企业，而中国是现在一个活跃的（大型）消费市场，唯一一个还可以正常生产的主要经济体，我觉得企业会拿自己的脚投票。所以，就算政客或者政府想用补贴等方式转移产业链，经济也是有规律的。大家能看到，德国的三大汽车厂，特别是大众近期在中国动作不断，因为他们的利润和销售数据等各方面（都很乐观），大众经常说他们30~40%的利润来自于中国市场。如果在中国市场有这么大利润，想短时间转移非常困难。

另外一方面，中国市场的变化也有目共睹。2020年1月1日起施行《外商投资法》，中国的大门在很多领域越开越大，比如在汽车领域和能源领域。特别是，不论商用车、乘用车还是电动汽车，只要保护期一过，中国市场将对德国企业等外资开放，施行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这也体现了中国继续扩大国门的信心和决心。这是14亿人的巨大市场，我觉得一个有理性或者成熟的企业都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此外，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储备、当地政府的效率、对外商的重视，是很多其他国家比如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暂时还比不了的。（企业投资）不只是看廉价人工，可能中国现在很难在人工红利上有优势，但特别是芯片这样的技术密集型企业和高科技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也很重要。相比东南亚国家来说，中国的人才无论质量还是数量明显都好很多。

中国对外商也不是盲目地招商引资，而是要“选商”，要符合区域发展的概念，不是外商想来就来的。所以有些时候，部分欧洲企业或德国企业也有一些盲目自信。

中国本身就在经历产业升级换代，如果通过这种方式淘汰一些相对产能落后、污染比较大的企业，里面肯定会包括一些外商企业，可能也会有德国企业，那这些（被淘汰的企业）很自然就会转移到其他地区去，这是很正常的产业变化，其实上升不到产业链转移的问题。（产业链转移）这可能是有些别有用心的政客的愿望，但实际上不符合经济规律，我们也觉得短期内这件事情不大可能完成。

第一财经：正如你所说，德国议员以及欧洲议会离企业真正的声音越来越远，但德国中小企业是否有能够反馈意见的通道？

段炜：很多观察家都在看这次德国大选的参与率到底有多少。有时候普通民众属于沉默的大多数，可能有不同意见但不愿投票，疫情可能更降低了人们参与投票的意愿。而愿意外出投票的往往都是一些政党较为忠实的支持者，政党通过动员和基层组织的方式让其走出家门投票。

但这样的人又多大程度上能代表真正的民意呢？很多德国媒体都预测称，这次可能会是二战后选举参加率最低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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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2021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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