睁开眼,我看到你的过去。
闭上眼,我遇上我的未来。
大清乾隆二十九年夏末,甲申九月十六。
沙市江边一艘木帆客船上,参加完府试的84名公安童生正依序登舟。
江面上晴空万里,对岸的家乡清晰可见。
童生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府试的策论题目,憧憬着下一轮的乡试。
他们并不知道,半个时辰之后,这艘命运的客船,会将他们带向何方。
船行至江心,天象突变,滂沱大雨兜头而下,狂风卷积。
在长江的惊天巨浪里,这艘船像一片无助的树叶,挣扎了数下,就此沉没。
可怜公安县84位未来的秀才或举人,无一生还。
这年是西历1764年,同一年,曹雪芹在北京西郊病逝。
荆州南门外算命的袁瞎子推算说甲申年不旺“文曲星”。
次年沙市文星楼的祭江活动变得益发隆重。
256年前的这场童生沉船惨剧,在沙市的历史上并非孤例。
沙市古名江津,自春秋战国始,一直就是个逐水而居,又谈水色变的城市。
沙市人对身边这条长江的感情很复杂。
既有对孕育文明的感激,又有对年年水患的恐惧,相爱相杀,痴痴缠缠。
从明弘治十年(1497年)到1949年建国的452年里,沙市及江陵江堤溃口60余次,遭遇了九次特大洪水,其中尤以1935年的洪灾为甚。
1935年夏,当荆州的时尚青年们还在阮玲玉自杀的八卦新闻里兴奋吃瓜时,一场特大暴雨侵袭了长江中上游。
7月4日,西门的长江外堤阴湘堤开始漫溃,漫溃段大致位于如今的学堂洲附近,但城里的人们并未警觉。
当日子夜,就在整个城市酣然入梦时,阴湘崩溃,狞笑着的江水冲垮了荆江大堤,直奔西门而来。
繁荣街的人们最先被轰鸣声惊醒,他们无处可躲爬上屋顶,凄厉的哭叫和敲锣声惊醒了整个城市。
1935年大水,西门外已没至房檐
所幸那晚荆州城四门紧闭,洪水只是通过城墙下的几个水洞漫灌进来。
天光大亮时,四处肆虐的洪水将荆州城团团围定。
那一年,海明威在西班牙的龙达小城里说: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
但是那年的荆州城,却成了洪水里真真正正的孤岛。
以前曾有外地朋友问我,荆州城为什么保存得这么完好?
我告诉他荆州的城池除了防兵拒匪,还有防洪的功能,而且至今仍有现实作用。
那一年民众在多个城门处垒起沙袋挡板,堵好水洞,城墙上多人值守严防倒塌。城里马照跑舞照跳,竟然扛过了两个月。
1935年的特大洪水,就这样被荆州城墙抵御于城门之外。
多年以后看电影《大鱼海棠》时,目睹被洪荒围绕的土楼,我忽然想起了1935年那张荆州西门城楼的照片。
洪水已没至城门洞子顶端,坐在垛口可以洗脚,荆州城却岿然不动。
但是,无城可守的沙市就没有这么幸运。
溃堤那晚,沙市成了一片泽国。
草市一带,房屋牲畜尽皆漂流,民众遭淹溺者,十之有六。
城区除了中山路未被水淹,便河垴(现在的沙隆达广场)、三民路(解放路)、中正街(胜利街)、丝线街(崇文街)、汽车站(机关幼儿园)、塔儿桥(精神病医院)和风月之地软脚坡(不告诉你)都是一片汪洋。
这张照片是1935年的中山公园大门。
当时中山公园内的蜈蚣岭(春秋阁所在的那条山包)未被淹,附近灾民聚此求生,饿殍满地,衣不蔽体,其情其状,惨绝人寰。
受此大灾,江陵县政府和堤工局快速响应,经充分调研,重磅推出的第一项救灾措施是:
祭奠江神。
6日,大湾江堤上烟雾缭绕,十数名道士哥哥束发金冠,翩翩起舞,对着滔滔江水念念有词:
看我乘风破浪,多诚实的欲望,努力跳,摇咿摇咿摇咿摇咿摇咿摇……
大堤下爬在树上的逃难民众们看得一脸懵逼。
荆江大堤溃口的消息一出,震惊全国。
7月9日,一架双引擎飞机自汉口起飞,绕沙市视察灾情数小时后返汉,数日后世人方知,机上坐着时任武昌行营主任的张学良。
少帅将亲临灾区的调研情况通告中央及湖北相关部门,促进了政府的救灾工作。
后湖北省政府迫于舆情压力,将江陵县长撤职,堤工局局长记过,并发放8000银元赈灾。
两月后洪水退去,据国民政府文献统计:江陵县(下辖沙市)受灾面积2821平方公里,占全县面积的77%,淹田160万亩,毁屋9707栋,灾民51万人,淹毙379人,死畜7584头。
1949年共和国建国,百废待兴。
多年洪灾的阴影下,防洪工作成为荆州沙市的当务之急。
一个大胆的设想开始酝酿,能不能把汛期洪水分流到别的地方?
就好像一个盆儿盛水装不下时,再加一个盆,两个盆连起来,连接开关可控,水量大时打开分水,小时关上。
这个看似简单的想法,最终被水利专家论证通过。
专家认为,长江水系和洞庭湖水系相隔不远,中间可以设置一个分洪区,分洪区平时不启用,当长江水位告急时,打开分洪区的进水阀,淹没分洪区以降低长江水位,若汛情依然紧急,打开分洪区的出水阀,将洪水分至洞庭湖,这样,就能抵御洪水侵袭,以保江汉平原和武汉平安。
经过实地勘测,分洪区选在了长江南岸的公安县。
整个分洪区东西宽13.55公里,南北长68公里,面积921平方公里,现有8个乡镇167个行政村近40万人口。
对分洪区里的40万人民来说,脚下的土地是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终其一生,他们的所有希望都在这里。
一旦家乡被确定为分洪区,家园平安时刻得不到保证,经济损失难以估量,可持续性投资无法开展,甚至分洪后祖先的坟茔都难以再寻。
但当他们理解了分洪区建设的重要性后,纷纷选择了无条件支持。
就好像今年疫情时被封印在土地上的湖北人一样,舍小家保大家,放弃自己的自由,换来了全国疫情的成功控制。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成为四大文明古国里唯一绵延下来的种族,正是因为有这样每于危难前,顾全大局敢于牺牲的民众。
1950年冬,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准了长江水利委员会报送的《荆江分洪工程计划》。
1952年春,共和国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荆江分洪一期工程正式开工。
工程分四个部分:荆江大堤加固;太平口进洪闸修建;黄山头虎渡河节制闸及拦河坝修建;分洪区围堤和南线大堤的培修。
为了抢在汛期前完工,工程指挥部总共投入了10万解放军官兵,16万当地农民、4万技术工人。
30万人的建设队伍在工地上夜以继日,不怕脏不怕累,干得热火朝天。
当年荆江分洪工地上打夯的建设者们 张其军摄
现在的年轻人抱怨加班工作996,要知道当年的分洪工程建设可是007。
共和国建设者们压抑已久的主人翁热情迸发出来,涌现了一大批劳动模范。辛志英、饶民太等英雄的名字在工地上广为传诵,更加激励着建设者们奋勇争先。
最终,荆江分洪一期工程圆满完成,竟然只用了75天!
泥泞中加紧建设的解放军官兵 张其军摄
后世的研究者至今都觉得这个速度匪夷所思。
要知道当年没有大型现代化施工设施,中国人完全靠肩挑手提,以蚂蚁噬骨般的坚韧毅力,硬是在短短75天里创造了人类水利建设史上的奇迹。
那是一个理想飞扬的年代,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两年后,荆江分洪工程迎来第一次大考。
1954年,长江流域出现罕见的全流域大洪水,整个七月几乎全在暴雨中度过。
沙市水位达到了44.38米,且依旧呈上涨趋势,而当年大堤沙市段顶高为45.64米。
荆江大堤险情不断,仅7月21日就出险300多处。
关于是否分洪的争论一直未停,最终周恩来总理拍板分洪。
那一年分洪区的24万父老乡亲提前两天扶老携幼,背着家当一步三回头地走到了安全区,搭着帐篷渡过了54年那个风雨肆掠的苦夏。
22日凌晨2时20分,新建成的荆江分洪工程进洪闸首次开启分洪,921平方公里的良田屋舍转眼成泽国,分洪区总蓄水量约33亿立方米,荆江水位开始下降。
但连绵的大雨丝毫未歇,一周以后,长江水位再次直冲45米。
7月29日和8月1日,又接连开启北闸,进行了两次分洪,三次开闸分泄荆江洪水总量达122.6亿立方米,沙市水位下降1米有余。
事后经过测算,若那年未启分洪,长江沙市段水位将高达45.63米,几与大堤平齐,溃堤将是大概率的事,沙市荆州全城将有覆顶之灾。
荆江分洪工程的首次启用抵御了特大洪水,保住了江汉平原和大武汉的安全,取得成功。
只是公安县的代价非常惨重,虽然组织得力未曾淹死一人,可洪水浸泡四个月,民房大多被冲垮或泡塌,农作物尽数绝收。
有了荆江分洪工程,荆江段的抗洪工作多了plan B,也就有了决胜的底气,虽然建成后只在1954年启用过一次。
1998年大洪水时,国家防总也曾动过分洪的念头。
后因荆江大堤逐年加高,抗洪能力显著加强,暂时决定迁出分洪区居民,视上游洪峰的严重程度再行决断。
分洪区的百姓们时隔44年后,又一次牵猪赶牛连夜撤出。
所幸那一年,在解放军和全城人民的戮力同心下,数次洪峰有惊无险地度过,最终未曾开启进洪闸。
之后随着三峡工程建成启用,荆江分洪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
有备无患,但最好别用。
可是分洪区人民的生活彻底改变了。
“分洪”就像一只楼上随时会落下的靴子,你只能等待。
这里的人们从小就掌握了分洪时的各种操作,比如深埋有毒农药,将门窗打开或拆下。
这些年大家买车时首选SUV和厢式货车,轿车在这里遭到集体鄙视,因为搬家转移时拖不了多少家当。
外面的人不敢在这里投资建厂,大家还是以种植业为主,错过了多少发展机会。
但是他们没有一句怨言。
每个夏天的江堤上,
早晨,我们在滨江公园里锻炼身体,
傍晚,我们在万寿塔边散步吹风,
撸个猫,遛个狗,
防汛的紧张感一年不如一年,
偶尔只是关心一下江水涨多大了,
或者长港路又内涝了啥的。
相比1935年夏的沙市,
大家内心平和,毫无波澜。
而每个懂得感恩的荆州和沙市人都应该知道,
这一切的岁月静好,
只是因为
有对岸分洪区人民的
负重前行。
未标明作者的老照片
均出自张俊先生所著《荆州古城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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