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政治带来不确定性与复杂性,也让基层政治走到国家治理的前列。为拓展基层政治研究新的议题空间,也为变革中的世界政治提供新的路径,2020年8月12日,政治学人以“基层政治研究的前沿议题”为主题,借助第十三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会议契机,邀请学术界该领域的中坚力量就五个相关议题在线上进行探讨与交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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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简介-
俞祖成
上海外国语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公共管理系执行主任
城市基层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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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速递-
俞祖成老师围绕“日本社区治理的主要理念”以及“与中国相比日本社区实践呈现出的主要差异”这两个方面进行了报告。
首先,在引言这一节中,俞老师指出,日本社区治理场域的分类同中国类似,大致可以分为乡村社区治理和城市社区治理。对于日本社区治理场域的特点,俞老师将其概括为:一户建住宅较多、开放式社区以及居民自治。与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相比,日本城市社区治理还呈现出强化社区居民“权责一致”的观念。这种理念与党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中提出的“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相似之处。其实,日本城市社区治理的相关经验,已经受到上海等城市的关注,这也是此次报告的意义之一。
其次,俞老师向我们详细介绍了日本的政府体系架构。他讲到,从“官治”(集权)走向“自治”(分权),是战后日本政府体系改革的核心指向。在当下日本,自治权限首先赋予至每个国民、每个家庭以及每个社区。当这些非政府力量无法解决他们面临的公共问题时,他们可以逐级向基础性地方自治体(市町村政府)、广域性地方自治体(都道府县政府)、中央政府等寻求援助。在这种政府体系架构下,社区主要存在于“市町村”区域内。大致而言,本报告所言日本社区,包括“广义社区”(主要以小学校区为范畴的居民自治区域)以及“狭义社区”(自治会/町内会所辐射的居民自治区域)。
紧接着,俞老师介绍了影响日本社区治理的主要理念。一是新公共论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作为政府以征税向国民提供公共服务之路径的补充,个人和组织通过贡献自己的知识、经验和行动力,积极参与本地社区营造并充实地域福祉。二是日本行政学者荒木昭次郎提出“协动理论”。时至今日,协动理念已渗透至日本各级政府部门,其威力不亚于我国的“党建引领”。 三是辅助原理,作为日本地方自治的基本原理,也同样深刻影响着日本基层社区的治理逻辑。
然后俞老师介绍了日本社区治理的经验。他从辐射人数、法律定位、总体数量、经费来源、组织特征、组织架构等六个维度向我们介绍日本的居民自治组织——“自治会/町内会”,并较为详细的论述了“自治会/町内会”功能及其属性、“自治会/町内会”的运作及活动、日本社区的广域联动、日本政府介入社区的方式以及目前日本社区治理面临的难题等几个议题。
最后,谈到启示,俞老师认为:社区治理往往与政府体系运行逻辑、社会保障水平、居民权利与义务关系、居民自治程度的高低等因素紧密相关。当然,国家治理规模的差异,也是引发不同国家采取不同的社区治理模式的重要因素。总而言之,日本社区治理在理念构建和实践经验等方面,均能为我国进一步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诸多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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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与谈-
吕德文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特聘研究员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对于以上分享,吕德文老师作出了延伸和拓展。首先,他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日本在高度城市化的基础上还能保留如此发达的社会网络?其次,他认为,我国基层自治体系在本质上是二元的,在转型过程中和日本的情况是相反的,并且借用了他在调研中的故事生动地论述了自己的观点。最后他肯定了日本社区治理经验对我国的借鉴,并对我国基层治理的转型的方向提出了新的展望。
吴晓林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吴晓林老师一方面对俞老师的观点表示了赞同,他也同样认为“谈社区治理不谈职责体系是完全说不过去的”,并从土地私有化这个层面回答了吕老师以上的问题。另一方面他又提出了多方面的思考,其一,日本社区治理的理论源头在哪?其二,我国如何形成像日本这样高强度的社会自治体系?其三,日本的自治会运行与责任机制是怎样的?对于此,俞老师也做了较为详细的补充性回应。
MEET ING
编 辑:任思琪、林佳怡
终 审:大 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