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自述｜每一颗星都有自己的轨道

一

　　我是58级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学生。上世纪50年代的北大历史系，云集了当时最一流的考古学家，当时给我们这个班授课的师长，都是我国历史、考古学界有影响力的学者。如周一良、张政烺、田余庆、商鸿逵、张广达、苏秉琦、宿白等先生。考古专业的老师们授课，都亲自编写教材，精心备课，不仅有材料、有分析、有研究、有观点，视野开阔，还能在课上体会到他们对考古事业的热爱和感情。

　　考古虽然属历史学科范畴，但因为考古的研究对象是古代留存的各种遗迹和遗物，所以它的方法和手段同历史学研究主要运用历史文献的方法有所不同，必须采用科学的田野调查、发掘，并对发掘揭示的遗址和遗物进行记录、整理和研究。没有野外考古的实践和锻炼，就谈不上学会了考古。因此田野考古实习和专题考古实习是考古专业学生必不可少的功课。

　　北大考古专业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教考古的老师和学生的关系非常特殊，和历史系的其他师生之间的关系不一样。因为师生一同外出考察，所以学生和老师走得很近，感情自然更加深厚。现在想想自己实际上并没有很好地利用当时的条件，没有抓住机会更多地向老师们请教。我现在才明白，当年老师们教学的用心和苦心。比如讲旧石器考古，就一定要引经据典，从许多外国考古专家讲起，从斯文·赫定讲到其他的考古学家，原来这就是在讲考古的学术史。

　　我们58级考古专业学生，一至三年级参加过三次野外考古实习。1962年下半年，是我北大毕业前最后一次专题考古实习。专题考古实习分为小组，我选择了敦煌莫高窟组实习。宿白先生是我们这个实习组的指导教师。

　　宿白是我国历史时期考古和佛教考古的开创者，曾多次主持北京大学石窟寺遗迹的考古实习，对国内主要石窟都作过测绘或部分测绘、记录和研究。宿先生按照考古学的方法，指导段鹏奇、马世长、谢德根和我对莫高窟的几个典型洞窟进行实测、记录。令我感到特别幸运的是，在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还听到了宿先生讲授的《敦煌七讲》，这是他建立中国石窟寺考古学体系的首次讲授，同时也为敦煌石窟的考古研究奠定了理论和方法基础。

　　莫高窟的毕业考古实习，一直影响以后我对敦煌石窟考古的研究工作。

　　1962年我选择到敦煌参加专题考古实习，实习结束之后敦煌文物研究所向北大提出要我们这些在莫高窟实习的考古专业学生毕业后到那里工作。1963年毕业分配，马世长和我被分到敦煌工作。

二

　　外界都认为我留在敦煌是自愿的，其实我有很多次都想离开敦煌，但是为什么留下来，这是一个人的命。

　　20世纪60年代的莫高窟和今天的莫高窟不可同日而语，那时的敦煌人都是住土房，睡土炕，吃杂粮。研究所绝大多数人员都住在土坯平房里，直到1980年国家才给拨款修建了新的宿舍楼。当时的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摇电话，和外界联络非常困难。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上趟厕所都要跑好远的路。

　　最痛苦的是骨肉分离。敦煌人命运都非常相似，只要你选择莫高窟似乎就不得不骨肉分离。从常书鸿先生、段文杰先生到我自己，都有相似的命运。段文杰先生和妻儿也是长期两地分居，他们一家在分别十一年之后，才终于得到了文化部的调令，段先生把妻子和儿子从四川接到了敦煌。2011年4月30日，段文杰先生的灵骨入葬，他们夫妇合葬在了三危山下、宕泉河边，依然“守望”着他们为之奋斗终生、魂牵梦绕的莫高窟。我和老彭两地分居19年，在这19年中，孩子们的教育始终得不到很好的解决。我一直说我“不是一个好妻子，不是一个好妈妈”。家庭与工作，身心两处不能会合，好像是莫高窟人的宿命。

2004年5月，樊锦诗在莫高窟第85窟壁画修复现场检查工作  

孙志军 摄影

　　敦煌的医疗条件长期比较落后，有病不能得到及时治疗，如果发生紧急情况，连救护车也叫不到。有一年夏天，我从考古工地回来，感到很不舒服。医生看后说要打青霉素，在皮试测试后给我注射了青霉素。注射之后又观察了半小时也没有事，我就回宿舍了。可是就在回宿舍的路上，我感觉浑身发冷。刚到宿舍就冷得浑身发抖，我把两床棉被都盖在了身上，还是感到非常冷。不一会儿，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当我苏醒过来的时候，大约已经是晚上10点多钟，只记得屋里很黑。我不能确定自己在哪里，甚至有一种幻觉，自己是不是已经死了？现在在什么地方，是不是自己的墓里？为什么这么黑！我一摸自己身上发烫，慢慢意识回笼。于是又摸摸自己，确定自己没有死。最后邻居帮我请来了打针的医生。医生看到我的样子，吓得大声说：“这是青霉素过敏，非常可怕！弄不好，就醒不过来了。”就这样，那天晚上，这位医生不放心，把我安置到医务室观察了一夜。

2004年8月，樊锦诗在莫高窟第272窟考察现场  

敦煌研究院供图

　　如果说我从来没有犹豫没有动摇过，那是假话。敦煌和北京、上海相比，确实是两个世界。一到晚上我就感到孤独。特别是冬天，窗外整夜整夜的刮风，有时还夹杂着狼叫的声音。每到夜深人静，我就感觉好像整个世界把我给忘了，北大把我给忘了，老彭也把我给忘了，望着黑黢黢的窗外，我不止一次偷偷掉眼泪。可是第二天只要一走进石窟，我就感到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在毕业分配的最初那段时间，在和家人分别的十九年里，有好几次我都想过要离开敦煌。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适应了敦煌的生活，随着我对敦煌价值认识的逐步深入，我对敦煌产生了割舍不断的感情。之所以我最终没有离开，其中固然有命运的安排，但更重要的是我自己从情感上越来越离不开敦煌。而最终让我安下心来、心无旁骛地守护敦煌要感恩我的先生老彭，如果没有老彭放弃自己的事业，和我一起来到莫高窟，我就不可能在莫高窟坚持下来。

三

　　光阴荏苒，没有想到如今我在敦煌工作已逾半个世纪。我也没有想到，我原本应该承担的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任务，竟然长期未能交卷，经过曲曲折折，反反复复，到了21世纪初才出版了第一卷，现在还在继续编撰第二卷。

2006年，樊锦诗在敦煌石窟高精度数字摄影工作现场  

敦煌研究院供图

　　考古报告是最基础的基础，我们这代人的使命就是在敦煌研究的学术上为后人打下基础。就好像建造一个城市，城市的下水道一定要做好，不能几年就出问题，要保证一个世纪不出问题，这样的基础建设才是经得起考验的。学术也一样，基础研究就是学术的基础工程，是地基，地基必须要打牢，否则都是空中楼阁，是建在沙丘上的。但问题是，现在谁都不愿意给别人打基础，都不愿意给别人做嫁衣裳。

　　敦煌的学术史中，始终有一群人在从事最基础的研究工作。历史赋予他们的学术使命就是铺设研究的地基，犹如一座城市建造的地下工程。它不为人见，也不起眼，但是只有地下工程坚实，城市地面以上的工程才能得到保证。一个人也好，一个学科也好，一定要在自己已有的优势和基础上，继续往前走，不能离开原来的基础。

　　在争取开拓性的研究时，我们也不能离开原有的基础。比如“一带一路”的研究。学术研究要重视基础和传统，在原有的传统和基础上继续往前拓展。丝绸之路的研究要碰到很多外来文化，外来文化到了新疆和敦煌，发生了什么变化，中西方文化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碰撞和交融，产生了哪些变异，形成了哪些新的东西，我们必须要说清楚，并且讲出道理来。比如你说这个图像受到波斯的影响，怎么证明？你要考证，需要有说服力的证据和论证。又比如说乐器，你说这种乐器是从波斯进入中原的，如何证明？依然需要考证。

　　目前的学术研究中有一些不良的现象，最突出的是急功近利，做表面文章，不少所谓的研究成果都是描述性的，重复描述前人已有的研究，而不是贡献自己新的发现和突破。还有一些伪学者，认为自己什么都懂，样样精通，可是样样都是皮毛。甚至有个别人对学术研究指手画脚，违背基本的学术准则和规律，随意干扰正常的学术研究，甚至把学者的考证研究认为是“小学”。如果严谨的考证成了“小学”，那么陈寅恪、周一良、宿白的研究是不是都成了“小学”？不是所有人都能认识到学术研究的真正意义，这是学术研究的寂寞所在。敦煌学的研究，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持续性地研究，不能中断，特别要重视对于传统的继承。

　　敦煌石窟考古报告是一项重要而巨大的工程，也是我难以忘怀的重任，在我有生之年，将遵循北大师长的教诲，为此继续努力。

2004年5月19日，樊锦诗在第454窟调查壁画题记　

孙志军 摄

四

　　冥冥之中，相同的志向和力量把我们那么多人引到莫高窟，引向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弘扬事业，在这里替国家、人类守护莫高窟世界文化遗产。在现实生活中，难免发生矛盾，难免意见不一，但莫高窟人为了事业形成了一种特别的凝聚力。既好像一颗颗星星有着各自的轨道，又有着内在的默契和统一。

　　敦煌研究院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精神传统，正是这个精神传统把大家感召成为一个整体。有人说这是一个“英雄的群体”，因为他们有着对职业的忠诚。其实我觉得莫高窟人是这个时代的“另类”。老一辈人五十年不走，年轻一代三十年不走，现在有多少人能做到？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埋葬在莫高窟的总共有二十七人。这些人都那么有才，都那么有学问，为什么不走？哪里没有这儿的吸引力大呀？但他们就是舍不下这几百个洞窟，最后把一生都留在了这里，永远留在了这里。

　　每一个人就像大树上的枝条，枝条和整棵大树一起向上成长，他们共有一个树干，共有一个根基。只有这样，才能像沙漠中的胡杨，才能努力从贫瘠的荒漠里吮吸大地的水分和养料，共同沐浴晨光，目送晚霞，共同抵挡着岁月和风沙的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