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专访 | 北大教授许静：健康传播是构建公卫体系重要一环

许静 教授

职务：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健康传播专业硕士项目负责人

学术专长：舆论研究、健康传播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健康信息的传播，健康观念的培育，有助于社会快速动员，有利于社会成员正确参与其中，并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可以说，面向大众的健康信息传播是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让我们深切认识到信息就是力量，它可以是建设性的，也可以是破坏性的，必须严肃对待。

那么，健康传播在社会健康意识培养方面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它是如何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贡献力量的？人民日报记者为此采访了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健康传播专业的许静教授。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我们看到人们从一开始的惶恐不安，不知所措，到逐渐稳定心神，从容不迫，正确的防控策略当然是根本的，但健康信息的传播无疑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您认可这一点吗？为什么？

非常认可。因为突发事件的典型特征就是不确定性，包括事件发生的不确定以及发展的不确定，不确定性必然引发心理焦虑和信息需求。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威胁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社会的正常生活，一旦发生，就会引发高度的社会关注。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当中，传染病疫情的爆发瞬息万变，不确定性更高，更容易引起恐慌和焦虑，而且，对传染病疫情的应急处置会涉及相当数量的人群。

即使只有一人患病，所涉及到的接触者、参与救治、护理、流行病学调查以及现场卫生学处置的人数也是大量的，因此具有很强的群体性和公开性，而且传染病防控本身也非常依赖相关人群的配合，所以健康信息传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甚至可以说，抗击疫情的战役从一开始就是在两条战线上同时展开的，一是针对传染性疾病本身的疫情防控；二是针对相关信息传播有可能造成的信息疫情（Infodemic）的防控。

今年4月7~8号，也就是在武汉解封之时，世卫组织召开两天的全球视频会议，专门讨论应对信息疫情的问题，可见信息传播的重要性。

信息疫情这个概念最早是在2003年SARS期间由英国学者戴维·罗特科普夫提出的。

回顾17年前的非典疫情：

• 2002年12月5号出现第一例病人；

• 2月11号才有广东媒体公开报道疫情；

• 3月31日中国才公布第一个《非典型肺炎防治技术方案》；

• 4月2日中国政府才承诺会与世界卫生组织全面合作，并向WHO申报了所有案例。

这期间，比疫情扩散更快的是谣言和恐慌，当时在全国各地发生的抢购板蓝根和白醋的狂潮至今令人记忆犹新。

在本次疫情的初期，也有不少与信息传播相关的社会恐慌发生。

如1月20号钟南山宣布武汉出现“人传人“之后，一篇《北大专家谈病毒防护：戴N95口罩不能超过4小时》的新闻报道在网上疯传，口罩脱销，N95口罩更是成为抢购“新宠”，致使众多科学家呼吁不要和医护人员抢口罩。两大主流媒体关于“双黄连可抑制新冠病毒“的相关报道，也导致很多地方的人们连夜排队抢购，这是社会性恐慌的典型反应。

疫情期间还有大量的谣言和伪健康信息，特别是围绕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的各类谣言，仔细分析一下就能发现，其中有很多是海外一些组织精心制作，居心叵测。在美国，围绕着口罩的戴与不戴，科学话语、政治话语以及人权自由话语至今仍争论不休，让老百姓无所适从，严重影响了疫情防控的效果。

某种程度上，对信息疫情的防控难度甚至超过对病毒疫情的防控，健康信息的有效传播当然属于疫情防控的重要策略之一。

面向大众的健康信息传播是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您看来，健康传播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能发挥什么样的积极作用？是通过什么机制发挥作用的？

理解健康传播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关系，或者说要发挥健康传播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作用，必须要有整体健康的理念，理解整体性治理机制。

整体健康观（holistic health）比现代临床医学的分治观要古老的多，无论是传统中医还是古希腊的“四体液”说，都包含着整体健康观。世界卫生组织在1948年成立之初就提出，“健康不仅为疾病或羸弱之消除，而系体格、精神与社会之完全健康状态”，这就是整体健康观的体现。

20世纪30-50年代，以微观检测和个体分科治疗为核心的现代临床医学的崛起曾一度打破了整体健康观，使生物医学模式占据主导地位。

60年代兴起的“整体健康运动”又再次强调了整体健康观，1977年恩格尔医生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批评生物医学模式已经获得教条的地位，但不能解释并解决所有的医学问题，因此要用生物心理社会模式取而代之。1978年世界卫生大会《阿拉木图宣言》则再次重申了整体性的健康观，并对其内容做了进一步的深化。

在此次疫情中，对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按照“一人一策”开展多学科综合救治，把中西医结合作为提高疗效的主要保障，就是治疗整体观的体现。回顾整个疫情防控过程，医院和疾控的密切配合尤为关键。面对这样一场特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只靠医务工作者，而没有全社会的广泛动员和人民群众的尽力配合，也不可能迅速有效地控制疫情。这就需要整体性治理机制，健康传播的积极作用，是通过整体性治理机制得到发挥的。

整体性治理是一种行政管理理论，也被称为“全观型治理”和 “协同政府”理论，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提出的。

传统官僚制强调功能性分工和等级化的控制，后来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则是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模式，强调分散、竞争和激励。这两种模式都造成了严重的管理“碎片化”，而整体性治理则是对“碎片化”的战略性回应。

整体性政府理论产生的另一个背景则是20 世纪90年代中后期信息技术的发展，技术要求从分散走向集中,从部分走向整体,从破碎走向整合，因此整体性治理也可以从技术角度来理解。整体性治理与网络治理、数字治理并称为后新公共管理的三大主流治理理论。

整体性治理主要有三点：

• 一是整体价值导向的文化理念，强调公共部门内部的凝聚性文化，重视适应、灵活性和结果；

• 二是超越部门分工的组织结构，强调用“整合”化的组织形式回应公共问题的和公共服务复杂性和内在关联性,等级式和协商式都是其可能的选择；

• 三是跨部门协同的工作机制，强调伙伴关系式的沟通方式和工作方式。

回顾这次抗疫斗争，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人的生命高于一切”成为凝聚一切力量的整体价值观。党中央的统一指挥，从中央到地方的跨部门协同，迅速开展的全社会动员，超常规的社会隔离和灵活、人性化的社会管控措施构建的联防联控、群防群控防控体系，充分的科技支撑，以及依法及时公开透明的信息发布制度等，都充分体现了整体性治理的政府管理效力。

就疫情中的健康信息传播来看，政府信息发布是重点。2003年 “非典”期间，卫生部从无到有，确立了定期新闻发布制度。与之前相比，其新闻发布最突出的变化在于回应民意。

回应民意，是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重要特征之一，构成了回应型政府理论的核心，标志着我国政府管理理念的重大转型。在这次疫情中，政府信息发布则经历了又一次重大转变，即从回应型向整体性治理的转变。

在此次疫情中，除了依法、及时、公开、透明的疫情信息发布外，还有在联防联控机制下的分级分层新闻发布制度和多平台多渠道的信息传播制度。

从2月3号到5月31号，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共举行新闻发布会161场，邀请50多个部门490余人次出席发布会，回答中外媒体1400多个提问，内容涉及疫情防控与医疗救治、医疗物资保障财政支持、疫苗攻关、地方抗疫成果和常态化防控、民生保障、复工复产、开学就业等诸多热点问题。

除政府新闻发布和传播外，全国各地专业的新闻媒体，还有大量的各级医疗机构和医务工作者利用社会化媒体，自觉进行应急科普，从而更充分地体现了健康传播的广泛性和整体性效果。

通过这次疫情，在您看来，健康教育与健康信息传播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还有哪些不足，或者说需要继续改善的地方？如何进一步加强大众传播媒介的宣传作用，改善健康信息传播？

在整体性治理的框架下，我们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信息传播与之前相比有很大进步，但仍然需要继续改善。

我国的卫生信息化建设20世纪80年代起步，2003年“非典”之后引起高度重视，制定了《国家公共卫生信息系统建设方案（草案）》，建设包括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报告在内的四大系统。2009年新医改政策发布，我国卫生信息化进入以电子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为核心的区域医疗卫生信息平台建设和协同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第三阶段。2016年国务院颁布《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一系列推动互联网+健康医疗服务的目标。但遗憾的是，中国至今还没有一个由专业人士提供权威知识、并方便百姓检索利用、统一整体的公益性健康信息平台。

在这方面，不得不承认，由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领导，并由其旗下的国家医学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NLM）直接负责建设的MedlinePlus，是一个值得学习的范例。

疫情期间，人们足不出户，很多人都有通过网络求医问诊和检索相关信息的经历，网络上虽然有大量的相关信息，但权威性和公信力都不足，我们依然缺乏能让老百姓相信和依赖的健康信息发布平台，来满足人民群众对真正权威、全面、及时、准确的健康信息的强劲需求。

一方面，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人民群众健康意识有了很大提高，此次疫情更是极大地提升了人们的健康意识，刺激了对健康信息的需求。

另一方面，传播科技也极大地改变了健康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方式，卫生与医疗不再仅仅是专业医护人员所掌握的封闭型专业内容，卫生信息也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可以通过网络信息检索，社会化媒体传播，以及各种可视化多媒体表现形式来吸引关注，信息获取的便利性也刺激了信息需求。

健康信息关乎人的生命，健康信息的传播兼具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自媒体内容生产的便利性，既带动了医务工作者注重社会效益的健康科普，也吸引了大量以牟利为目的的伪健康信息的生产和传播，造成了众声喧哗、鱼龙混杂的网络健康传播乱象，亟需进行整体性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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