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吴丽玮
2011年，手术室外，记者有幸通过直播设备看到了吴孟超手术的全过程。他的学生、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大夫严以群介绍道：“肝脏位于腹腔后部，打开腹腔后，需要将肝脏游离出来，但是很多位置肉眼仍旧无法看到，这就要靠外科大夫手上的功夫。”手术台上进行的是肝癌切除手术，吴孟超照例使用了自创的“间歇性肝门血流阻断切肝法”，“吴老的左手几乎不伸出来”。画面上，吴孟超左手在肝脏下方不断移动，右手拿着器械进行各种操作。手术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吴孟超成功切除了一个重达约2.5公斤的恶性肿瘤。“这个肿瘤相当大。”严以群说。手术结束后，吴孟超紧接着又投入了另一台手术……
小个子的外科大夫
吴孟超1922年生于福建闽清，5岁随母亲到马来西亚投奔闯南洋的父亲。童年，他和全家人一起在割胶园里割橡胶，生活艰辛。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9年，他初中毕业，决定回国读书，参加抗日。与几个华侨同学结伴回国后，他本想奔赴延安，但恰好赶上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延安之路受阻，几个同学决定留在昆明，当时这里聚集了从沦陷区迁来的许多著名高校。1940年，吴孟超进入同济附中读高中，毕业后考取了同济大学医学院。
上海解放后，吴孟超从同济大学毕业，因为成绩优异，被留校任用。留校的学生被分配到各附属医院工作，吴孟超被分到了小儿科，但这让一心想做外科医生的他非常扫兴。拿着录取通知书，他跑到医务部主任那里申诉，得到的解释是：他儿科成绩全班第一，外科成绩却只有65分，择优录取。倔强的吴孟超不服，结果受到医务部主任一番奚落：“你才1.62米，能当外科医生吗？”被惹恼的吴孟超拒绝了学校分配的工作。
此时，共产党接收了原国民党的国防医学院，在此基础上正在筹建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即第二军医大学的前身。吴孟超决定去应聘，主考官是当时的外科主任郑宝琦，他的热情打动了郑宝琦。吴孟超成为附属该院的长海医院外科的一名住院医师。
1956年，被誉为“中国外科之父”的裘法祖来长海医院做兼职教授，在此期间，吴孟超总是像影子似的紧随其左右，仔细揣摩“裘氏刀法”的精髓。一次吴孟超给病人做胃切除手术，裘法祖见他动作娴熟，干净麻利，速度上已经超过了自己，不由得对他大加称赞。他对吴孟超说：“普外是个古老的专业，胸外科是从这里分出去的，现在肝脏外科薄弱，你可朝这个方向发展。”深思熟虑后，吴孟超明确了毕生奋斗的方向。
突破肝脏手术禁区
肝癌被称为“癌中之王”，亚洲地区又是肝癌的高发区。2020全球肿瘤报告显示，全球 2020 年新发肝癌91万例，其中中国新发肝癌 41 万例，占全球 45% 还要多。在20世纪50年代，无论是肝脏临床治疗，还是科学研究，中国几乎都处于一片空白，肝脏手术被称为手术的“禁区”。
长海医院原胸心外科主任张宝仁向本刊记者回忆，当时医院的机构设置仿照苏联模式，分为动物外科、总论外科和系统外科三级教研室，还没有肝胆外科和胸心外科的科室划分，吴孟超和张宝仁的老师蔡用之都是系统外科的大夫。“当时国内的整个外科手术水平都不高，肝胆外科手术的水平更落后一点。”
“肝脏血管密集，当时肝脏手术最大的危险就是大出血，解决不了出血问题，就无法在肝脏手术中取得突破。”张宝仁说，吴孟超实现突破的第一步是对肝脏的解剖，从而能摸清肝脏里复杂的血管脉络走向，解决肝脏手术的出血问题。
1958年，吴孟超和张晓华、胡宏楷三人组成研究小组，在医院里的动物房里开始了解剖研究。吴孟超的夫人吴佩煜向本刊记者回忆当时条件的简陋：“实验室是仓库改成的，只有几把凳子，一张桌子上摆着一条做实验用的狗。”吴孟超等人在这间实验室里开始制作中国最早的肝脏标本。吴佩煜说：“那时他几乎天天都在实验室里，有天半夜突然听说得到一个肝脏器官，兴奋得赶紧跑到实验室里去。”
为了制作理想的标本，采用何种材料进行灌注却成了难题。按照当时能搜集到的资料说明，把4种不同颜色的液态塑料分别注入肝脏的4种管道系统，液体变成固体后就能把肝脏组织撑涨起来，然后再用腐蚀剂将塑料外面的肝脏组织全部腐蚀掉，这样就能得到一具肝脏内各种管道的主体构型。但真正的制作过程中，无论选择何种塑料，灌注完待标本成型后，只要一放进硝酸盐里进行腐蚀，灌注材料就因为无法凝固，也同肝脏组织一起被消融掉了，材料的难题一直苦苦困扰着三人研究小组。次年2月，转机终于来临，吴孟超听到校园广播里播报的一条新闻，容国团获得第25届世乒赛男子单打冠军。这消息让他灵机一动，他赶紧跑回实验室，把几个乒乓球剪成碎片，泡在装有丙酮液的瓶子里。最终，这一材料获得了成功，三人小组经过精密的实验，终于制作成了完整的肝脏标本。
吴孟超成功地对肝脏进行解剖，最终改变了世界对肝脏的理解。”上海交大瑞金医院原院长李宏为这样告诉本刊记者。此前，国际医学界认为肝脏的结构是左右两叶，吴孟超对照文献研究肝脏标本的血管走向和分布规律，认为中国人的肝脏应该分为“左外、左内、右前、右后和尾状”5个叶，其中左外叶和右后叶还应各分成两段，这种提法即是现在肝脏解剖学理论的基础，即“五叶四段”解剖学理论。
终日研究肝脏的吴孟超早已对肝脏中血管走向了然于心，但如何在手术中突破禁区，必须寻找到行之有效的控制出血的方法。肝细胞在低温状态下能够忍受较长时间的缺氧，为了尽量延长阻隔血流的时间，当时欧美国家普遍采用一种“低温麻醉法”，即把病人麻醉后放入冰室中冷冻，直到体温降至32摄氏度以下时再进行手术，在手术过程中还要不断向病人腹中放入冰块，保证体温不会上升，这种方法本身就给病人增加了痛苦，还容易造成多种感染和并发症。吴孟超经过丰富的临床试验，发明了常温状态下的“间歇性肝门血流阻断切肝法”，用止血带扎住为肝脏供血的肝动脉和门静脉，再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打开止血带保证肝脏的供血。这一方法在此后被一直沿用，并在上世纪80年代成功率达到了100%，直到目前，都是肝脏手术中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改革开放前，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医学交流很少，在丰富的实践中，吴孟超默默地创造了世界的奇迹。1979年，中国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第28届国际外科学术会议，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医学界在世界舞台上的首次亮相。那一次由吴阶平带队，吴孟超和断手再植的专家陈中伟、组织移植的专家杨东岳一起出席。吴孟超告诉本刊记者，国家认为这三个领域代表了当时中国医学的三大亮点，由于一直没有与国外交流，担心国外同行提出刁钻的问题，吴孟超演讲时，吴阶平一直陪在旁边，随时准备支援。“当时只有两个外国专家讲肝外科的论文，两人加在一起一共做了18例肝癌手术，结果我一个人就做了181例，当时全场都震惊了。”
手术台上，吴孟超还创造了很多医学纪录。比如，1975年，切除了世界上最大的18公斤重肝海绵状血管瘤。被多家医院宣判“死刑”的安徽农民陆本海来医院向吴孟超求助，当时他的肚子大得像一个怀孕的妇女，经检查，吴孟超确定他长了一个特大肝海绵状血管瘤，最理想的手段是手术切除，但手术难度很大，血管瘤被千丝万缕的血管缠绕和勾连，必须切断一根血管，马上止血，再接着切断下一根。手术不间断地持续了12个小时，大获成功。
“临床养科研”
“我和吴孟超很幸运，毕业的时间刚好在上海解放之后，在我们之前毕业的全都在‘文革’中受到了冲击，我们这一批在那个时期一下子被推到了最前线，吴孟超也在这个时期做了大量的手术，收获还是很大的。”吴佩煜说。吴孟超的学生丛文铭告诉本刊记者：“吴老做的手术越多，越觉得光靠手术解决不了问题，他希望能搞清楚发病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从根本上解决肝病的问题。”
丛文铭说：“1984年，吴老在自己的科室里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学科实验室，开始在长海医院的飞机楼里，和十几个单位在一起，后来实在挤不下了，就搬到医院门口的一个仓库里，紧靠着长海路，一直到1996年之前一直都在那里，条件非常艰苦，一下雨就会进水，就算是半夜也要爬起来去实验室搬仪器。”“在科室里成立实验室非常困难。”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红阳回忆道，“当时实验室的人都是非外科的科研人员，没有医院的编制，实验室的开支都是由科室自己承担的，当时的条件显然和中科院等专门的科研单位无法相比。”
王红阳原在长征医院工作，受到了吴孟超的赏识。他与裘法祖一起联名推荐王红阳去德国攻读博士学位，在德国的科研期间，吴孟超利用出访机会去看望王红阳。“当时德国下着大雪，刮着大风，我跟吴老说，我去找您，他坚决不让，一定要亲自过来看我，他说他从国内带了很多病例和数据来，希望能对我的研究有所帮助。”吴孟超始终与王红阳保持联系，王红阳学成归来，吴孟超力邀她到自己的实验室来工作。丛文铭在吴孟超门下攻读完硕士之后，本想去做一名外科医生，吴孟超力劝他进行病理基础研究。丛文铭说：“吴老对每一个出国的学生都非常关心，国外的条件是很优越的，他希望能用这种方式让你回来，他还会亲自去机场接机。”
“吴老太有远见了。”丛文铭告诉本刊记者，“那么早就想到要建实验室。中科院的同志来我们实验室参观后说，外科医生做科研，真不容易。”
从长海医院独立出来，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成立后，原来的研究室也变成了今日的研究所，中德合作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中日合作消化道内镜临床研究中心、中美合作肿瘤免疫和生物治疗中心、港沪合作基因病毒治疗中心4个在国际上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基础研究基地先后成立，在这些实验室中诞生的肝癌介入治疗、微创治疗、生物治疗、免疫治疗、病毒治疗等方法相继用于临床。
吴孟超告诉本刊记者：“与国外比，我们的临床水平是一流的，我们有大量的病例。但跟我们的临床水平相比，我们的研究水平还没有那么突出。现在国际上流行一个名词，叫‘转化医学’，即将科研成果运用到临床中。其实我们很早就开始这么做了，当时有什么临床的难题，就在实验室研究破解的方法，再运用到临床中。”由此，吴孟超建立起一座临床主导的肝病研究体系。创办肝病专科医院
2006年1月，吴孟超获得了国家最高科技奖。此时，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已经成立10年。
1978年，吴孟超在长海医院申请成立了全国第一个肝胆外科，成立时上级批准了20张床位，第二年，增加到50张床位，但这远远不够用。那时吴孟超已经声名远播，东南亚慕名来求医的华侨和外宾非常多，吴孟超想建一个档次高一点的外宾病房，需要大笔经费。不久，时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的洪学智到第二军医大学视察，来到肝胆外科时，洪学智问他，有没有什么困难。吴孟超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大胆地伸手要钱。洪学智曾是志愿军主管后勤的副司令，被誉为共和国部队的“红管家”，问了几个问题后，痛快地批准建了新病房“康宾楼”。
1993年，肝胆外科升格为长海医院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成为长海医院的“院中院”。丛文铭说：“吴老擅长协调工作，从成立院中院，到后来成立独立的医院，再到新院址筹建新医院，都是由吴老出面协调的。吴老性格豪爽，虽然他没说过这中间的困难，但想必都很辛苦。”
1996年，肝胆外科从长海医院分离出来，成立独立的东方肝胆外科专科医院，正式列编为第二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此时，军队正在进行体制编制调整，全国进行大规模的“裁军”，吴孟超在这个时期成立独立的医院，还要扩大医院的编制，作为当时胸心外科主任的张宝仁深知这其中的艰难，他说：“想独立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是学科带头人的能力，一个是要有成熟的人才梯队。这两个条件吴老都具备了，但当时作为长海医院来讲，是不愿意放他走的，但吴老本身也是第二军医大学的副校长，正是因为他的不懈努力，总算让这件事办成了。刚刚独立出去的时候，条件太艰苦了，批给他的只有一座医院原来的宿舍楼，改成了门诊楼。”
亲切的老人
肝病具有一定的传染性，一些医护工作者也因为长期与病人接触，被传染上肝病。“我们这里有种说法，手越细越白，脸就越蜡越黄。来肝胆外科时间长了，就从‘国光苹果’变成‘黄香蕉苹果’了。”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护理部主任叶志霞打趣地对本刊记者说，“平时我们的袖子都会绑得比较紧，但吴老的袖子总是松的，他并不在意。肝病病人有点自卑，吴老为了打消他们这种顾虑，每次查房都会拉着病人的手，拉近彼此的距离。有一次他准备从病人床前离开，那位老人依依不舍地握着他的手，亲了一口，吴老笑了，走到病人近前，在病人脸颊上也亲了一口。”手术台上难免会被器械扎破了手，“没关系，下来之后我让护士给我打一针”。吴孟超对此并不在意，有时他还会用轻松的语言安慰别人。
吴孟超每年主刀的手术有200台左右，在手术台上他练出了“三功”，一是站功，二是饿功，三是憋功，要憋着小便，否则再消毒换衣服很麻烦。吴孟超身体如此硬朗，很多人都好奇他究竟吃了什么灵丹妙药。吴佩煜说，他的饮食非常简单，上午经常有手术，但他早晨总是吃得很少，“一碗牛奶，里面加一个鸡蛋，再放几块曲奇饼干。可能唯一的补品就是里面放一些西洋参吧。有时候手术会持续到下午两三点，但他中间从来不下手术台吃饭”。只有等手术结束之后，吴孟超才会和大家一起围坐在一起吃饭，叶志霞说：“他吃得不多，但总会给每个人夹菜，叮嘱大家说：‘不许剩饭啊，必须把盘子里的菜都吃完。’谁坐在他旁边，他就会多拨一些饭给谁。”
（除视觉中国供图之外，本文图片出自《吴孟超画传》，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1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