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日记中的李佩 ｜王丹红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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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12日，我在北京看望了97岁的李佩先生后，决定回顾她的一生，并写下系列文章《李佩：98岁郭永怀夫人和她的国》、《为了忘却的回忆：献给李佩先生》等。一年多后，李佩的弟弟、88岁的李佩璋突然问：“王丹红写了李佩那么多文章，她为什么不写李佩一生中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呢？”
这个石破惊天的问题，开启我研究李佩1956年从美国回国之前的革命之路。
李佩璋告诉我：李佩在1949年10月之前从美国回国，参加了华北革命大学的学习，毕业后由专人护送至美国，承担动员高级知识分子回国的任务，包括丈夫郭永怀（1909-1968）在内，她动员了一批科学家回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逐一核实李佩璋所讲之事，在2017年4月发表《李佩的特殊使命》。
文章发表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熊卫民，对李佩的特殊使命提出质疑。
2017年4月25月，熊卫民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举行的 “李佩先生百日祭诗文纪念会” 上谈到：“顺便说一句，那些李佩于1950年前后担负共产党交办的秘密使命的说法，我是不太信服的。” 他同时提供了一份材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75年6月26日作出的报告：《关于李佩政治历史问题的审查情况》，指出1940年代李佩在追随朱学范从事工会活动时，“广泛活动于国民党上层社会及美国工会 ‘产联-劳联’ 之间，结识不少中外反动人物”，如戴笠、胡宗南、康泽和陈质平（曾任军统印缅站站长）等，审查结论是：“总之，李佩本人，历史复杂，社会关系复杂，有些问题一时难以弄清，建议所在单位今后对她控制使用。” 一年后，他的这篇发言发表在2018年4月5日的《知识分子》上。
熊卫民说：“这些指控的依据是朱学范等人以及李佩本人在逼迫之下曾经做出然后又予以推翻的口供，在内容上是不可靠的…… 今天（2017年4月26日）在场的是接触了她多年的几十位资深学者，4月5日她和郭永怀合葬仪式的几百位参加者，所见识、所说出的都是她的好。我更倾向于从善意来揣度她。”
历史研究应该基于可查证的事实，而不是情感。熊卫民所指参加 “李佩先生百日祭诗文纪念会” 的几十位资深学者，应该是李佩1956年10月从美国回到北京后认识的朋友或同事，他们并没有亲历李佩回国前的这段历史。“文革” 中的审查尽管荒唐，但调查内容也不是无中生有空穴来风。
1940年代，是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国共两党从和谈走向战场的时期，李佩已于2017年1月12日逝世，在无法亲自询问她的情况下，只能从相关当事人的回忆文章或书籍中，看看是否有与之相关的记录。
最近，我真的寻找到了李佩与胡宗南会面的确切史料，这是李佩人生中一段隐而未述的重要经历。
我2000年在北京认识李佩时，她已年过80。在十多年的交往中，她极少谈及自己在1940年代的往事，即使被问，也是一语带过。
2015年开始，我在研究她的1940年代时，发现她的名字赫然出现在邓颖超、朱学范、杜月笙、邓发、美国外交官哈里·肯德尔（Harry Kendall）等的回忆文章或传记中。我根据时间地点和人物将这些片段拼合起来，大致可以追溯她当时的生命轨迹。
用同样的方法，我寻找到了她与胡宗南、戴笠和康泽的联系。
1937年-1949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胡宗南、戴笠和康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胡宗南（1896-1962）曾任国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构筑西北屏障抵抗日军于黄河之外、保卫战时首都重庆和大后方，并围困在陕北延安的中共中央，是名震一时的 “西北王”；戴笠（1897-1946）创立并领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局），为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主任，1946年3月17日因飞机失事去世；康泽（1904-1967）为国军陆军中将，创立中华复兴社，也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他们的名字与现代中国史紧密联系在一起。
1941年秋，24岁的李佩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1942年到重庆，任中国劳工协会理事长朱学范（1905-1996）的英文秘书。那么，年轻的她，与胡宗南、戴笠或康泽有何关系？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台湾出版了包括胡宗南在内的多位抗战将领的历史资料。在我先生王鸿飞的帮助下，我获得了台湾在2014-2016年出版的胡宗南系列丛书，包括《胡宗南先生日记》（“国史馆” 2015）、《胡宗南上将年谱》（台湾商务 2014）等。它们是历史事实的记录，特别是《胡宗南先生日记》，为胡宗南从1941年1月至1961年12月20年间基本逐日的记载，包括军事部署、人事布局、亲友谈话记录等。日记是经胡宗南四位子女同意授权出版，虽然删除了部分隐私，但所载内容应是真实的人和事。
我们在胡宗南日记中搜索到了李佩的名字。胡宗南在1945-1946年间有7天的日记，记载了他与李佩在西安两次会面的细节。对照互勘现有的李佩史料，在时间和地点上是吻合的。
这是自我2015年开始李佩研究以来，新获得的史料。结合现有史料仔细分析日记内容，可以更进一步接近李佩当时的真实情况。
1945年6月和1947年7月，李佩两次赴西安，与胡宗南会面。
胡宗南在1945年6月和1946年7月间的日记中，记录了两次与李佩在西安会面的时间、地点和活动。
1946.7.26 李佩先生于本晨飞沪。
我的问题是：1945-1946年，28岁的李佩与50岁的胡宗南，既不是同乡、同学、同行或同事，也不在同一地方工作和生活，他们是怎么认识的？为何在西安长时间会面？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工作关系还是私人关系？男女朋友关系？或者是李佩带着秘密任务与胡宗南结识？
因为当事人已经离世，这些问题也许永远没有答案，但仔细分析胡宗南日记中的时间、地点和相关人物，以及当时的时代背景，可以追溯出两人交往的一些细节、性质和影响。
1945-1946年，李佩在重庆，职务是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朱学范的英文秘书。胡宗南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陆军上将，屯兵西北屏障，抗击日军，保护陪都重庆和大后方，也封锁陕甘宁边区，总部驻扎西安，当时是单身。
1937年7月7日 “卢沟桥事变” 后，抗日战争爆发。9月，胡宗南作为第17军团军团长，率部参加沪淞会战。他的未婚妻叶霞翟（1913-1981）1939年8月到美国留学。胡宗南发誓：国难当头，效命疆场，匈奴未灭，何敢为家。
叶霞翟获得博士学位后于1944年6月回国，9月到成都光华大学、金陵大学任教，但两人并未于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结婚，关系一度出现矛盾，他们的结婚时间是1947年5月28日。
胡宗南在日记中，有时会将交往的女性称为 “某君” 或 “某先生”，让读者不知其意。台湾 “国史馆” 在其出版的《胡宗南先生日记》的 “索引” 中，将 “某君” 解读为叶霞翟，应不准确。如1943年5月25日：“得某君函，知于二十四晚到西安，住北京饭店十三号；1943年5月29日：“久别后相见，想念中觉处处可爱，会晤仅两日，又觉处处有问题，理想之路，又成泡影，此真不可解也。” 此时，叶霞翟尚在美国，此处某君应为其他女性。
另外，台湾 “国史馆” 在解读胡宗南日记时，可能也并不知道 “李佩先生” 是一位女性。
那么，李佩是怎么认识胡宗南的？
在胡宗南记录与李佩第二次会面的日记中，提到徐先麟和陈忠经陪同。其中，徐先麟是胡宗南官邸总管，而其三次提到的陈忠经，则是胡宗南的高级幕僚、“三民主义青年团” 陕西省支团书记、国民党陕西省委执行委员。
陈忠经还有一个特殊身份，是当时的胡宗南所不知道的。
2017年4月8日，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参加了郭永怀李佩合葬仪式后，我采访了李佩的弟弟李佩璋先生。我问：“李佩1949年回国后一段时间，又回到美国，是谁的安排？” 他说：在党的高层领导中，陈忠经是李佩的老同学，李佩通过他认识了胡宗南，1949年李佩上华北革命大学时，她和陈忠经之间有联系。
陈忠经（1915-2014）和熊向晖（1919-2005）、申健（1915-1992）被周恩来总理称为中国情报战线 “后三杰”。1938-1947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三人受党组织指派，潜伏到西安胡宗南部队，构成一张中共在国民党军队中最重要的间谍网，为保卫党中央乃至中国革命胜利做出巨大贡献。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陈忠经历任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局代局长、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中央调查部副部长等。
在研究了陈忠经与李佩1950年返回美国的关系后，我写了文章《为什么不讲李佩一生中最重要的的工作 | 兼与张志会商榷》。
陈忠经和李佩分别于1935年和1936年入学北京大学经济系；陈忠经1941年到西南联合大学复学时，正是李佩在西南联大毕业之际。
那么，陈忠经在李佩和胡宗南会面中发挥了什么作用？是他介绍李佩认识胡宗南吗？还是李佩通过他结识胡宗南？是组织安排吗？或者，李佩与胡宗南在重庆等地偶然遇见后，胡宗南通过陈忠经安排与李佩的会面？
因为当事者均已离世，这些问题可能永远没有答案，但在历史事件的研究中，问题有时比答案更重要。
李佩和陈忠经之间的关系，并不仅限于李佩璋提供的线索。根据何祚庥院士回忆，1956年10月初，29岁的他到广州深圳罗湖海关迎接归国的郭永怀李佩夫妇和张文裕王承书夫妇时，组织上不仅让他带了一封钱学森写给郭永怀的亲笔信，还带了当时公开身份为对外经委联络局局长陈忠经的“口信”给李佩。这也说明，陈忠经和李佩之间的关系，很可能并不仅仅只是校友和简单的相互认识关系。
1945年6月和1946年7月，李佩到西安，胡宗南在官邸以贵宾之礼待之。
下马陵和东仓门，是胡宗南在西安时的官邸，他在这里接待过蒋经国、蒋纬国、戴笠、杜月笙等贵宾。
1938年至1949年间，胡宗南在西安的指挥部驻扎在南城门外的小雁塔内，他个人的官邸和住宅则在南城门内的下马陵和东仓门一号。
东仓门一号也被称为 “胡公馆”，是一座占地四亩多的大花园，这里有供胡宗南办公、会客、住宿的五门平房；一号对面即是 “下马陵”，他的上尉随从副官熊汇荃（熊向晖）曾住在这里。胡宗南的卫队驻扎在邻近的效忠里。东仓门、下马陵和效忠里形成一个禁区，卫队荷枪实弹，戒备森严。
1945年正是胡宗南战事紧张之时，他1月12日就任第一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辖4个集团军、16个军、42个师、5个特种兵团，计45万人；5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7月31日被正式任命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8月21日被任命为洛阳、郑州、开封、新乡地区的受降主官，向石家庄发动进攻，9月22日在郑州接受日军投降；10月3日加陆军将衔，10月10日被授予抗战胜利勋章。
在李佩6月到西安之前一个月，胡宗南曾收到叶霞翟电话，他在1945年5月19日的日记中写：“复成都叶君一电，四月三十日函悉，战事紧急，一时未抽身，万希原谅，一待胜利，即当前来春侯，并盼函复。”
一个月后，1945年6月12日-18日，李佩在西安与胡宗南会面至少两次。
1945年6月18日晚九时半，他在下马陵接见李佩，之后同车赴未央宫夜游。
一年多后，1946年7月20日，胡宗南与李佩再次同游未央宫，陈忠经随行，自开汽车。
未央宫位于西安市西北约3000米处，距离胡宗南官邸下马陵约15公里，是中国历史上使用朝代最多、存在时间最长的皇宫，占地面积是今日北京故宫的6倍。
位于中原大地的未央宫，始建于西汉时期（公元前200-前198年），是汉高帝刘邦乃至西汉所有皇帝的正式皇宫，在后世诗词中，未央宫也为汉宫代名词。“未央” 意指未尽，含有兴盛还在后面的寓意。
西汉以后，未央宫仍是新莽、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等多个朝代的皇宫。唐朝会昌元年（841年），唐武宗对未央宫进行历史上最后一次修葺。唐朝末年，战乱频繁，未央宫沦为废墟。1406年，明成祖朱棣（1360-1428）定都北京，始建紫禁城，故宫于1420年建成。从此开始，北京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
1945年6月，28岁的李佩在未央宫游览时，她会想什么？这位在北京皇城里出生成长的李家大小姐，她的家距离故宫只有几个街区，她1936年读的北京大学就在故宫东侧。从故宫到未央宫，中国2000多年政治体制跌宕起伏演变的皇宫，当她和中国第一战区司令官在这里并行时，中国还处于水深火热的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冲突日益加剧，她会想到时局将如何变化吗？
美国外交官哈里·肯德尔（Harry Kendall），在2003年出版的自传《远方的木兰花——我生命中的第一个30年》中，记录了1945年至1946年期间，28岁的李佩对时局的看法。
1945年春到1946年末，李佩与中国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相熟之时，也正是她与美国飞虎队一位士兵相识相恋之际。
在西安见胡宗南之前两个月，1945年4月，李佩在兰州出差，结识了26岁的美军基地士兵肯德尔，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两人彼此生出恋情。机场离别时，李佩邀请他到重庆来看望自己。
1945年6月，李佩在给肯德尔的信中写道，在重庆，人们期盼对日本的战斗尽快结束，但中国将会有自己国内的问题需要解决，并再次邀请肯德尔到重庆。
1945年8月1日，肯德尔搭乘美军飞机从兰州飞到重庆，看望李佩。他在自传中写道：
1945年8月初的一个傍晚，李佩带我到重庆的英国俱乐部晚餐。候餐时，一位美国朋友和我谈起战争结束后，在美中两国间开展贸易的机会，我因为决定退役后要完成大学学业，婉言谢辞了……
李佩被我们的谈话深深吸引。突然间，她的神情严肃起来，对我们说：“如果国民党和共产党不能和平妥协彼此的分歧，你们和我们之间将存在相当多的问题。现在，国民党太腐败了，许多人将乐意看见共产党取得政权，赶走蒋介石。”
重庆期间，李佩和肯德尔亲密无间地谈起对未来的打算。李佩非常希望到美国读研究生，正在寻求各种可能的机会。
8月7日，两人在重庆听到美国用原子弹轰炸日本、苏联向日本宣战的消息。次日，肯德尔启程回兰州。李佩告诉肯德尔：中国劳协派遣她参加10月在巴黎举办的世界工会联合会议，她将经印度加尔各答到巴黎，计划会议结束后到纽约，在一所美国大学深造。这个好消息令肯德尔欣喜不已，两人期待着未来不久在美国相见。
美国于1945年8月9日向日本投下第二颗原子弹。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
9月，肯德尔随美军撤退，从兰州启程回美国，途经印度加尔各答与李佩再次相见，10月29日抵达纽约，11月2日，他获得美国空军服役五年的荣誉退役证书。
1945年12月29日，李佩在美国驻法国使馆获得了赴美签证，但她没有按计划到美国。
1945年12月底，肯德尔专程到纽约迎接李佩时，只收到了她的一封信，信中写道：中国代表团要求她回上海，为妇女团体的工作寻求支持。（吾文：远方的木兰花：一位美国前外交官的中国之恋）
接见李佩先生于东仓门一号，与陈忠经、徐先麟等，畅谈至十一时半。别时李君而致一箴，长凡十页，申述怀抱一切。
从1945年9月初自重庆启程到印度加尔各答见肯德尔，再到法国巴黎，到1946年1月26日随中国代表团回到上海，李佩在欧洲呆了5个多月的时间。
在第二次与胡宗南会面之前，她忙碌的身影出现在上海和重庆，她见到过宋美龄和邓颖超等重要人物。细数这段时间的经历，也许能理解她再次与胡宗南会面时，申述怀抱一切的理想。
1946年1月，李佩向朱学范建议了中国劳协“主张民主反对内战”的政治主张，2月1日《中国劳动协会二十三条政治主张》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全文发表；2月7日，在国民党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与中央团部女青年处举行的茶话会上，她介绍了在巴黎出席世界妇女大会的经历。2月10日，她在重庆较场口参加了 “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成功大会”，见证 “较场口事件”；2月20日，她在重庆劳协总部介绍参加世界工联会议的情况。
从欧洲回国后，李佩将巴黎妇女大会的文件和电报送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帮助大会和中共最终取得了联系。
1946年6月11日上午11日，中共代表团南京梅园新村办事处举行记者招待会，中共代表团成员邓颖超，就国民党政府无理阻挠她去法国参加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一事，发表谈话，两次提到李佩。
邓颖超指出，1945年11月26日到12月1日，由英、美、法、苏等国的妇女团体发起，在巴黎召开了第一次国际妇女代表大会，选举成立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国民党政府指示中国驻法国大使钱泰从留欧妇女中指派10人参加，其中就有李佩、袁晓园等……中国妇女代表李佩回国后，已将邓颖超等当选国际妇联执行委员会一事向宋美龄报告过，国民党政府对此完全清楚，没有任何理由不发护照。
1946年6月，李佩感到自己受到国民党政府的怀疑，遂辞去朱学范英文秘书之职，从重庆到了上海。此时，朱学范和解放区工会代表刘宁一，到苏联莫斯科参加世界工联招待委员会会议。
这段时间，李佩与美国的肯德尔频繁通信，在信中谈到战后中国的紧张政治局势和混乱经济形势，时常担心国民党会用暴力反对她所在的中国劳协。
1946年4月26日，胡宗南在日记写道：“中夜忽醒，后不能寝，对上海某君之事，找不出解决方案。” 这里的 “上海某君” 是李佩吗？不能确定，但显示出胡宗南的矛盾心理。
1946年7月，李佩到西安。
胡宗南日记记载，1946年7月20日至26日，李佩在西安与胡宗南再次会面。在陈忠经陪下，他们再次同游未央宫、在东仓门一号用餐、在六谷庄三（号）用餐，畅谈一切。
在2017年4月8日的采访中，李佩璋告诉我，李佩1946年7月底回到上海后，收到胡宗南长达十多页的信，不知所措，在父亲李保龄的建议下，她未回复。
1946年9月，李佩从上海启程赴美国，10月4日抵达纽约。
八时在东仓门，请李佩先生晚餐，李称你太做作了。
——胡宗南日记 1946. 7. 23
胡宗南前部属、黄埔军校第七分校教官朱仰超曾撰文回忆西安往事：“胡宗南在（西安）七分校开设了以英语为主的外语班，号召部属学英文，他自己每天早晨也在东仓门一号关起门来读英文。胡宗南选择配偶的条件之一也是必须懂英文。戴笠给胡物色的叶霞翟，送行美国留学八年后，于一九四七年才同胡结婚。胡是有深厚的亲美思想的。”
李佩在北京老皇城出生成长，从小学到中学上的是教会学校；父亲李保龄1911-1915年留学英国伯明翰大学，耳濡目染，她能讲一口纯正的英式英语。让人难免联想的是，1945年，美丽聪明又忧国忧民的她，是否也吸引到了胡宗南？
1946年的7月23日，50岁的胡宗南在西安官邸宴请28岁的李佩。他在日记中写到，李佩说他太做作了。这是什么意思？至少可以说明，两人并不是一般的朋友关系。
我不知道李佩在胡宗南的感情世界引起了怎样波澜，但在1945-1946年李佩和胡宗南两次会面期间，胡宗南和未婚妻叶霞翟之间曾出现矛盾，他并没有按约定时间——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结婚。
1936年春，胡宗南与叶霞翟相识于杭州戴笠家。当时，24岁的叶霞翟是上海光华大学三年级学生，戴笠是她在杭州警官学校学习时的老师，戴笠也是胡宗南的挚友。相识近一年后，两人进入谈婚论嫁阶段。1937年春，胡宗南提出 “霞，我们今年结婚好不好！” 但随即发生了 “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
根据叶霞翟回忆录《天地悠悠》，1937年8月，两人在上海会面后，胡宗南致信叶霞翟：“我因公来沪，本晚即须返防，上次之约必须展期，此为万不得已，想妹定能原谅。一待战事胜利结束，我必赴约。后会有期，千祈珍重…… 9月，胡宗南率部参加淞沪会战。”
叶霞翟在1938年初从上海来到搬迁至成都的光华大学复学，1939年秋，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1944年5月获美国威斯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返国，6月抵达陪都重庆，在重庆曾与胡宗南会面；9月到成都光华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任教。在此期间，两人以通信或打电话方式交流。
胡宗南日记显示，在叶霞翟1944年6月回国到1946年7月间，胡宗南的情感出现起伏。
他在1944年6月26日的日记中写到：“某君自美来长信。某君自渝来信，读之歉然”；11月17日日记：“程开椿回华阴，叶君带来两函，情势似有变化……复叶君一函，某君来此，奉读两函，连前四函收到，弟在十月前，未能来蓉，已托某君前来申述，此不能责为失信，亦不能疑及其它，附诗两首以代所怀：八年岁月酸腐甚，锦绣韶华寂寞诗。犹见天涯奇女子，相逢依旧未嫁时。纵无健翮飞云汉，常有柔情越太华。我亦思君情不胜，为君居处尚无家。重庆，11月16日于华山。”
胡宗南赋诗叶霞翟表明心思：“八年相思太艰难，你在寂寞中度过锦绣年华，再见时你这位天涯才女，君未嫁我未娶，我虽然身无双翼，却想飞越太空来见你！为了你，我至今未有家室。”
但是，同一天日记中的英文内容，胡宗南显示：如果叶小姐等不下去，她应该与更勇敢、更高贵的男士结婚：
1945年5月19日，在李佩抵达西安前一个月，胡宗南在日记中写到：“复成都叶君一电，四月三十日是函悉，战事紧急，一时未克抽身，万希原谅。一待胜利，即当前来奉候，并盼函复。”
李佩于1945年6月12-20日、1946年7月20-24日在西安与胡宗南会面，这一段时间，胡宗南日记很少出现叶霞翟的名字，两人未曾会面。
李佩第二次离开西安后，1946年8月，叶霞翟才再次出现在胡宗南日记中：“8月2日，至南京某君函一件”；8月13日：“叶小姐于今日来函，颇致眷念”。
叶霞翟在回忆录《天地悠悠》中回忆了两人于1946年11月在南京的两次会面。
1946年11月21日，胡宗南飞南京面见蒋介石，谈进攻延安之事，24日，他在南京金银街会见 “叶先生”，11月30日，两人上海路会面，共饮白兰地酒，胡宗南表示要以伟大的战果作为迎新聘礼。
胡宗南的日记没有记载这两次会面，但显示他当时在南京的时间与叶霞翟的回忆录吻合。
半年后，1947年5月28日，两人结婚。1947年5月27日，胡宗南给蒋介石的报告中，第一件是结婚。他在当天日记记载：“午前九时谒委座官邸，报告数事：一、拟与叶霞翟小组结婚，委座谓最好在陕北战事结束结婚，然现时亦可照办…… 午前十一时由京起飞，周至柔、陈良等送行，午后三时半日到达西安。”
第二天，5月28日，胡宗南与叶霞翟举行了婚礼。这是一场秘密婚礼，宾客6人，证婚人6人，介绍人2位。其中一位证婚人祝绍周为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1997-1998年，我在美国费城华声合唱团认识的祝引琮阿姨，即是祝绍周的女儿。
祝家大小姐也曾出现在胡宗南日记中。1945年9月5日：“……夜七时请克劳斯晚餐，祝大小姐作陪。八时半赴茶会，十二时回寓。”
胡宗南在5月28日的日记写到: “叶小姐乘中行机（中行机指中国航空公司飞机），于午后三时半到达西安，遂决心于六时在兴隆山结婚…..在十分匆忙之中，举行极简单而秘密之结婚仪式，由盛文、故希平介绍，祝（绍周）、高（桂滋）、石（敬亭）、刘（楚才）、张（钫）、王（宗山）为证婚，于极匆促间完成。七时在山欢宴新娘半席退，九时左右席散客退，余入房，红烛高烧，馨芳满室，至感愉快。”
这是叶霞翟自1944年回国以来，第一次在胡宗南的日记中来到西安。
5月29日、30日：“在兴隆山，度愉快生活。”
5月31日：“四时半起床，五时十分离山，在烟雨中载玉人驰入城中，而到达程家，已六时矣。午后一时半，由西安起飞，程君伴送，叶夫人回南京，夜十时与叶夫人通电话，已于七时许平安到达。”
叶霞翟也撰文回忆结婚情形：“我和琴齋（胡宗南别号琴齋）的婚恋，既是马拉松，又是闪电式。马拉松，光恋爱就谈了十年；闪电式，我头天在南京接到电报，第二天就飞西安结婚，第三天他又把我送回了南京。”
在查阅胡宗南的史料过程中，一个意外的发现是，胡宗南的长子胡为真有两个出生日期，一是1947年8月4日，一是1948年2月4日。
经叶霞翟过目同意的第一版《胡上将宗南先生年谱》，称胡为真在1948年2月4日出生于南京鼓楼医院，由副官徐先麟向胡宗南报告。
而在维基百科上，胡为真的生日显示为1947年8月4日。
令人费解的是，胡宗南的日记中，无论是1947年8月左右还是1948年2月左右，均无长子出生记录。
胡宗南在1947年8月4日的日记中写到：“甘泉道路已通。得南京叶夫人七月二十八日贺信一封......”
在1948年2月9日的日记中，胡宗南写到：“叶夫人在南京乘机，下午三时许到达西安机场，下午五时到兴隆山。下午七时，余与夫人，及程开椿夫妇、及程之两小孩，同吃年夜饭，饭后听音乐及摄影。”
如果胡为真的生日是1948年2月4日 ，那么叶霞翟不太可能刚生完孩子就乘飞机从南京到西安。当然，考证胡为真的生日，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李佩同志的革命工作时间，建议从1942年9月参加劳协工作时算起。
——朱学范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49年5月20日，胡宗南率部队从西安撤守，退至秦岭及巴山地区。12月7日，他任西南军政长官署副长官及参谋长；12月16日，由成都飞海南岛；12月20日，胡宗南部队放弃成都；12月30日，胡宗南由海南岛飞西昌；1950年3月26日，他乘专机离开西昌到台北，是最后一位离开大陆的国民党将官，也从此永远离开了大陆。
他在1962年2月14日病逝，享年65岁。
1949年8月，李佩从美国回到北京，9月入学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参加了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游行；1950年2月毕业，5月，经陈忠经安排，她从北京到香港，并在1950年10月19日从香港乘船回美国。
1951年8月26日，李佩女儿郭芹在康奈尔大学所在小镇伊萨卡出生。1956年10月8月，她和丈夫郭永怀带着5岁的郭芹，从美国回到北京。
1982年3月28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朱学范，在给李佩的证明材料中写到：
中国劳动协会于1942年接受美国工会的捐款，开始举办工人福利事业，需要一批干部。那时，李佩同志已从西南联大毕业，在重庆从事合作工作，我就介绍她到劳协来负责国际联络工作，并协助我规划工人福利工作……
1946年秋，劳协驻美国代表刘选萃因到联合国去工作，遗缺由我委派李佩到美国去接任，负责劳协与美国工会的联络工作……
2017年1月12日，李佩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离世，享年99岁。2017年4月5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举行郭永怀李佩先生合葬仪式，4月26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举办“李佩先生百日祭诗文纪念会”，李伟格为李佩赋诗：《您是谁》。
李伟格是李佩女儿郭芹的的挚友，曾任李佩的秘书和助手多年，她告诉我：“我从1977年开始认识并跟随李佩先生，至今40多年，但我仍然不了解她真正的人生。”
熊向晖和陈忠经，均有自传，回忆了1938-1947年在西安潜伏的经历，但他们的书中没有提及李佩。也许，1945-1946年李佩的两次西安之行，确实与他们无关；或者，李佩是执行更为秘密的特殊任务，而不能提及。
熊卫民在文章中写道：“顺便一句，那些李佩于1950年前后担负有共产党交界的秘密使命的说法，我是不太信服的。如果共产党当局真信任她，真给了她秘密使命，就不会怀疑她1949年归国、1950年去美国、1956年再次归国是接受了FBI的任务，就不会让她在归国后一直地位不高——直至 ‘文革’ 爆发，她还是一个普通的17级职员，既不够格当 ‘反动学术权威’，也不够格当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历史的真相往往比我们知道的更为复杂。人类习惯于编故事、讲故事、听故事。但科学和历史的研究却是要寻找事实和真相。人的一生漫长，对李佩来说尤其如此。
2000年春天，我在北京做科学记者时，到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参加李佩主持的一个研讨会，第一次认识她，她当时已年过80，我们从此成为忘年之交，2003年3月，我为李佩写了第一篇文章：《李佩：中国科学院的玫瑰》，这是我当时认识的李佩。我从未想过要去发掘她在1956年从美国回国前的经历，我相信我看到和听到的故事。
2015年4月12日，我最后一次见李佩时，她已经97岁了，我决定写出她的一生的奉献和牺牲。2016年，88岁的李佩璋先生的一席话：“王丹红为什么不写李佩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 让我如梦初醒，走上李佩研究之路。
我会继续研究李佩，寻找她真实的一生。
第四稿 Thursday, April 23, 2021 12.45 AM
制版编辑 | 卢卡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