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上海之后，为什么是浙江？

决策杂志

深圳、上海、浙江，均被委以重任。

深圳拿走了先行示范区，上海浦东拿走了现代化引领区，浙江则被赋予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定位。

6月10日，《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赋予浙江重要示范改革任务，先行先试、作出示范，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省域范例。

无论是深圳的先行示范区，还是上海浦东的现代化引领区，更多着眼于经济产业，解决的是改革再出发和高质量发展的问题。

共同富裕的目标更深一层，指向的是改革开放的终极追求：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

当中国经济总量突破100万亿，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东部地区有望率先实现现代化之际，探索“共同富裕”，已成大势所趋。

需要指出的是，正如有关人士所说的：

共同富裕不是均贫富，不是同步富裕、同等富裕，而是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可见，富裕是基础，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是前提，再分配则是辅助手段。所以文件在开头就强调“提高发展质量效益，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当然，共同富裕至少要直面几个核心层面的问题：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高房价问题。

这在文件里均有体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完善再分配制度，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长效机制，推进租购同权，加大反垄断执法力度，引导高收入群体和企业家向上向善、关爱社会……

可以说，这些问题更为深层次，涉及的利益层面更多，更需要以改革魄力作为推进动力。

为什么是浙江？

这些年，浙江和杭州可谓高光不断：从G20峰会到亚运会，再到这次的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一再肩负重任，既是高度认可，也是挑战。

除了作为政策高地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浙江本身具有共同富裕的基础和潜质。与广东、江苏、山东等经济大省相比，浙江有着一些独特优势。

浙江是中国经济第四大省，人均GDP位居省域第三名，居民可支配收入位居省域第一名，人口增长幅度仅次于广东。

数据显示，2020年浙江生产总值为6.46万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超过10万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24万元，仅次于上海和北京，位居省域（直辖市除外）第一名，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63倍。

过去10年，浙江增加1014万人，人口增量仅次于广东，位居全国第二。所有地市人口都实现了正增长。

同时，浙江城乡收入差距在全国处于相对最小的位置。

数据显示，2020年，浙江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62699元、31930元，分别连续20年、36年位居全国各省（区）第一，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为1.96，远低于全国的2.56。

此外，浙江民营经济高度发达，藏富于民。

浙江并无地理优势，七山一水二分田，平原不广阔，但靠着民营经济，浙江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发展之路。

在整个浙江，超过9成的企业都是民营企业。2020年，浙江民营经济创造增加值42800亿元，占GDP比重66.3%，而这些民营经济创造的税收更是占比高达73.9%。

这些因素，决定了浙江作为探索者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打造共同富裕示范区，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

先看房价。文件提出：

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确保住有所居。对房价比较高、流动人口多的城市，土地供应向租赁住房建设倾斜，使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具有同等权利。

浙江是我国唯一全部地市房价都破万的城市，不少三四线县城乃至镇街房价都已迈上万元大关，杭州、温州等地的土地财政依赖度在全国遥遥领先。

正因为高房价的存在，浙江也是楼市调控最密集的区域之一。除了杭州、宁波被住建部约谈之外，连绍兴、湖州、衢州等普通地级市都先后出台了多轮楼市调控。

浙江该如何处理高房价问题？房住不炒、住有所居、租购同权，或是关键所在。

这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当属“租购同权”。虽说早在2017年，广州就提出了租购同权，一众城市集体响应，但最终落地者寥寥，核心原因在于，要想打破附着于房子之上的各种福利，必然要触及更深层的利益。

浙江将会做出何种探索，我们拭目以待。

如何解决收入差距、城乡差距等问题？

文件对此可谓浓墨重彩。一是不断提高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基础。

文件里，率先消除户籍、地域、身份、性别等影响就业的制度障碍；丰富居民可投资金融产品，完善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建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等方面值得关注。

二是，再分配是重中之重。文件提出，支持浙江在调节收入分配上主动作为，加大省对市县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合理调节过高收入。

如何合理调节过高收入？文件里并无细则，但根据国际经验，累进税、遗产税、房地产税，恐怕是绕不开的。

三是，缩小城乡差距，放开落户限制，实现入学平等权无疑是关键。

文件提出：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长效机制，探索建立人地钱挂钩、以人定地、钱随人走制度，切实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逐步实现随迁子女入学待遇同城化。

浙江有望在户籍制度改革上走在全国前列。

社会责任意识，将成为未来企业家最重要的要求之一。

文件指出：

建立健全回报社会的激励机制。鼓励引导高收入群体和企业家向上向善、关爱社会，增强社会责任意识，积极参与和兴办社会公益事业。

这些年，富豪们不再热衷于富豪榜，而是以跻身慈善榜为荣。“先赚1个亿小目标”早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切都是国家给的”。

对于金字塔尖的富人来说，财富榜的位置太过醒目，从来都不是好事。

没有一个富豪，会将“中国首富”印在自己的名片上。相反，公益慈善的头衔，在所有地方都会十分醒目。

这反映出政经基本面的变化。

每一个企业家都不能忽视自身所处的时代。这个时代，既鼓励创新和创造，同样尊重慈善和奉献，两者缺一不可。

如何向上向善，如何回报社会，这是所有富豪们都面临的必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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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民经略（ID：guominjinglve）

编辑：纪海涛 / 审稿：王运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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