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10年美国人的生活为何如此愚蠢？
利维坦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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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别塔被毁后，仍生活在里面会是什么样子呢？
据《创世记》（Book of Genesis）记载，诺亚的后裔在示拿地（位于古巴比伦附近，译者注）建造了一座宏伟的城市。他们还建造了一座“通天”塔，为自己“扬名”。上帝被人类的狂妄冒犯，并说道：
《创世记》中并没有提到上帝摧毁了这座通天塔，但在其许多演绎版本中，祂确实这样做了，所以让我们记住这个戏剧性的画面：人们在废墟中徘徊，无法沟通，注定不能相互理解。
巴别塔的故事是我找到的对2010年代美国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对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支离破碎的国家最好的隐喻。突然间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我们迷失了方向，无法说同样的语言，也无法认识同样的真理。我们切断了与彼此和过去的联系。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已经很清楚，红色美国和蓝色美国（党派之间的极端对立，导致出现了深度分裂的红蓝“两个美国”，由共和党州长管理的州属于红色美国，由民主党州长管理的州属于蓝色美国，译者注）正变得像两个不同的国家，虽然都宣称拥有同一块领土，却有着不同版本的宪法、经济情况和历史。
但巴别塔不是一个关于部落主义的故事；而是关于一切碎片化的故事。它讲述的是所有看似坚固的事物会支离破碎，曾经一体的人们会四分五裂。它不仅隐喻了红蓝美国之间正在发生的事情，还隐喻了左翼和右翼内部，以及大学、公司、专业协会、博物馆，甚至家庭内部正在发生的事情。
巴别塔是一个隐喻，象征着某些形式的社交媒体对几乎所有于美国未来至关重要的团体和机构——以及对美国这个民族——所做的事情。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又对美国人的生活有着怎样的预示？
现代巴别塔的崛起
历史是有方向的，即朝向更大规模的合作。
我们在生物进化中看到了这种趋势，在一系列的“重大变迁”中，首先出现的是多细胞生物，然后发展出新的共生关系。
我们在文化进化中也看到了这一点，正如罗伯特·赖特（Robert Wright）在其1999年的著作《非零和博弈：人类命运的逻辑》（Nonzero: The Logic of Human Destiny）中所阐释的那样。
赖特表明，历史历经了各种变迁，在不断上升的人口密度和新技术（文字、道路、印刷术）的推动下，互利贸易和学习有了新的可能性。许多零和冲突——比如依靠印刷术在欧洲各地传播异端邪说而引发的宗教战争——被当作是暂时的挫折，有时甚至是进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认为，这些宗教战争使公民拥有更广泛的知情权，可能使其所处社会过渡到现代民族国家。）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曾赞扬《非零和博弈》对技术持续进步所带来的更具合作精神的未来的乐观描述。
20世纪90年代的早期互联网，包括聊天室、留言板和电子邮件，都是“非零和”理论的例证，2003年左右兴起的第一波社交媒体平台也是如此。Myspace、Friendster和Facebook使人们可以轻松地与朋友和陌生人联系，免费谈论共同的兴趣爱好，其覆盖规模前所未有。到了2008年，Facebook已经成为最大的社交平台，每月用户超过1亿，目前其总用户数量将近30亿。在新世纪的前十年，人们普遍认为社交媒体是民主的福音。
2011年可以说是技术民主乐观主义的高潮。这一年以“阿拉伯之春”（阿拉伯世界的一次颜色革命浪潮，导致上百万人死亡，造成数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译者注）开始，以全球“占领”运动（始于纽约“占领华尔街”的民众抗议活动，抗议浪潮一直持续并迅速蔓延至整个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译者注）结束。
这一年，几乎所有智能手机都能使用谷歌翻译，所以你可以说2011年是人类重建巴别塔的一年。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近似于“一个民族”，我们有效地克服了语言不通的诅咒。对于技术民主乐观主义者来说，这似乎只是人类能做之事的开始。
2012年2月，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准备将Facebook上市，他回顾了那段不同寻常的时期，并提出了自己的计划。他在给投资者的信中写道：“如今，我们的社会又到了一个转折点。”Facebook希望“改变人们传播和消费信息的方式”。通过赋予人们“分享的权利”来帮助他们“再次改变许多核心机构和行业”。
在此后的10年里，扎克伯格完全达成了目标。他确实改变了我们传播和消费信息的方式；确实改变了我们的机构，推动我们越过了转折点。
但结果并不像他预期的那样。
分崩离析
纵观历史，各种文明都依靠共同的血缘、神明和敌人来对抗随发展而逐步分裂的趋势。但是，是什么将美国和印度，或者说，现代英国和法国这样的多元化世俗民主大国凝聚在一起的呢？
社会科学家已经确定了至少三种将成功的民主国家凝聚在一起的主要力量：社会资本（具有高度信任的广泛社会网络）、强大的机构和共享的故事。社交媒体削弱了这三种力量。要了解其过程，我们必须了解社交媒体是如何随时间变化的，尤其是在2009年之后的几年里。
在早期阶段，Myspace和Facebook等平台相对无害。用户可以创建页面，在页面上发布照片、家庭动态，以及他们的朋友和心仪乐队的静态页面链接。如此，早期的社交媒体可以被视为技术改进漫长进程中的又一步——从电话邮政服务到电子邮件和短信——帮助人们实现维持社会关系的永恒目标。
但渐渐地，社交媒体用户变得更愿意与陌生人和企业分享他们的私密生活细节。正如我于2019年与托比亚斯·罗斯-斯托克韦尔（Tobias Rose-Stockwell）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联合发表的一篇文章所写，他们变得更善于表演和管理个人品牌——这些行为可能会给他人留下深刻印象，但不会像私人电话交谈那样加深友谊。
一旦社交媒体平台将用户训练成花更多时间表演、花更少时间与外界联系的人，它就为始于2009年的重大变革——病毒性互动的加剧创造了条件。
巴别塔不是一个关于部落主义的故事，而是关于一切碎片化的故事。
在2009年之前，Facebook给用户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时间线——由他们的朋友和各种人际关联生成的内容永无止境，最新的帖子在顶部，最老的帖子在底部。虽然数量巨大，但能准确地反映其他人发布的内容。这种情况从2009年开始发生变化，当时Facebook为用户提供了一种通过点击按钮公开“点赞”帖子的方式。同年，Twitter推出了更强大的功能：“转发”按钮，允许用户公开转载帖子，将其分享给所有的关注者。Facebook很快就效仿了这一功能，推出了“分享”按钮，并于2012年向智能手机用户开放。“点赞”和“分享”按钮迅速成为大多数其他平台的标准功能。
“点赞”按钮可以反映最能“吸引”用户的内容，在收集相关数据后不久，Facebook开发了一套算法，为每个用户推荐其最有可能“点赞”或发生其他互动的内容，当然也包括“分享”。后来的研究表明，触发情绪——尤其是对外部群体的愤怒——的帖子最有可能被分享。
到2013年，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一种新游戏，其互动方式与2008年不同。如果你技术娴熟或运气好，你创建的帖子可能会“像病毒一样传播开来”，让你在几天内成为“网络名人”。如果你犯了错误，你可能会发现自己被恶毒的评论淹没。你的帖子因成千上万陌生人的点击而声名鹊起或声名狼藉，而你反过来又为这个游戏贡献了成千上万的点击量。
这个新游戏鼓励了不诚实、暴力的互动：用户不仅受到真实偏好的引导，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引导，如他们过去的奖惩经验，以及对他人应对新行动的反应的预测。Twitter的一名工程师曾负责开发“转载”按钮，他后来透露，他悔于曾经做出的贡献，因为这使Twitter成为了一个更糟糕的地方。当他看到通过新功能在Twitter上塑造出的键盘侠时，他心想，“我们可能刚刚给一个4岁的孩子递上了一把上了膛的枪。”
作为一名研究情感、道德和政治的社会心理学家，我也看到了这种情况。调整后的平台设计得几乎完美，以展现最具“道德感”、最缺乏反思的自我。人们愤怒的程度令人震惊。
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美国政治家、开国元勋、第四任总统。因在起草和力荐《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中的关键作用被誉为“宪法之父”，编者注）在起草美国宪法时试图保护我们免受这种焦虑的、爆炸性的愤怒蔓延的影响。
宪法的制定者是优秀的社会心理学家。他们知道，民主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因为它依赖于人民的集体判断，而民主社会又受制于“无法无天的激情下的动荡和脆弱”。因此，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共和国的关键是建立相应的机制，以减缓事态的发展、冷却激情、寻求妥协，并让领导人在一定程度上免受当下狂热的影响，同时仍让他们定期在大选日对人民负责。
从2009年到2012年，致力于改进病毒性互动的科技公司让我们深陷麦迪逊的噩梦。许多作者引用了他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Federalist No. 10）中关于人类与生俱来的“派系斗争”倾向的评论，他指出我们倾向于将自己划分成团队或政党，这些团队或政党“相互敌视”，以至于他们“更倾向于相互争吵和压迫，而非为了共同利益展开合作”。
但那篇文章继续谈论了一个较少被引用但同样重要的观点，即民主容易受到琐事的影响。麦迪逊指出，人们极易产生派系斗争，以至于“在没有重大场合出现的情况下，最无关紧要和虚幻的区别就足以点燃他们不友好的激情，引发最激烈的冲突”。
社交媒体放大并武装了这些无关紧要的区别。现在，我们在Twitter上为众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年度慈善舞会（Met Gala）上穿的“收富人税”礼服，以及梅拉尼娅·特朗普（Melania Trump）在9/11纪念活动上穿的礼服（其缝线看起来有点像摩天大楼）引发争论，我们的民主是否更加健康？参议员特德·克鲁兹（Ted Cruz）发布推文批评大鸟（美国电视史上最长久的儿童电视节目《芝麻街》 的主角，译者注）在Twitter上说自己接种了新冠疫苗，你如何看待这一行为？
重要的不仅仅是浪费时间和注意力，还有信任的不断削弱。专制的政体可以通过宣传或利用恐惧来激发它所期望的行为，但民主国家取决于对规则、标准和机构合法性的普遍内化接受。对任何个人或组织盲目且固执的信任都是完全不必要的。
但是，当公民对民选领导人、卫生局、法院、警察、大学和选举的公正性失去信任时，每一个决定都会受到质疑；每一次选举都会变成一场要从对立阵营手中拯救国家的生死斗争。最近的埃德尔曼信任度晴雨表（衡量公民对政府、企业、媒体和非政府组织信任程度的国际指标）显示，稳定、有能力的专政国家位居榜首，而美国、英国、西班牙和韩国等充满争吵的民主国家几乎垫底（尽管其排名高于俄罗斯）。
最近的学术研究表明，社交媒体确实会腐蚀人们对政府、新闻媒体以及一般人和机构的信任。由社会学家菲利普·洛伦兹-斯普林（Philipp Lorenz-Spreen）和丽莎·奥斯瓦尔德（Lisa Oswald）主导的一份研究报告给出了对这项研究最全面的汇报，其结论是：“数字媒体的使用和信任之间的大部分关联似乎对民主不利。”
文献很复杂——一些研究也显示了其益处，特别是在欠发达的民主国家——但报告发现，总的来说，社交媒体放大了政治两极化；煽动民粹主义，特别是右翼民粹主义；并且要为错误信息的传播负责。
当人们对机构失去信任时，他们也会对这些机构讲述的故事失去信任。对于负责儿童教育的机构来说尤其如此。历史课程经常引起政治争议，但Facebook和Twitter让家长们可能每天都因孩子历史课、数学课和文选课上的微小新变动，以及全国各地任何教学上的新变化而感到愤怒。教师和行政人员的动机受到质疑，过犹不及的法律或课程改革有时会随之而来，这使教育变得愚钝，并进一步降低人们对教育的信任度。
其结果是，在后巴别塔时代受教育的年轻人，对于作为一个民族来说我们是谁这样的问题，不太可能形成一个连贯的认知，也不太可能与那些在不同学校上学或在不同年代受教育的人分享这种认知。
前中情局分析员马丁·古里（Martin Gurri）在其2014年出版的《公众的反叛》（The Revolt of the Public）一书中预测了这些分裂效应。古里的分析从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开始，侧重于信息的指数级增长对权威的颠覆性影响。
近十年前，古里已经将社交媒体的力量视为一种万能溶剂，在其所及之处打破联系并削弱机构功能。他指出，分布式网络“可以抗议和推翻某些事物，但永远无法取而代之并进行统治”。他描述了2011年许多网上抗议运动的虚无主义，比如“占领华尔街”等运动要求摧毁现有机构，但却没有提供一个可替代的未来愿景或一个可以实现未来愿景的组织。
古里不喜欢上层集团或中央集权，但他注意到前数字时代的一个建设性特征：所有单一的“大众受众”都在消费相同的内容，就像他们都对着同一面巨大的镜子，从镜中看到了社会的映像。在对Vox的评论中，他回顾了后巴别塔时代的第一批侨民，他说：
扎克伯格可能并不希望这样。但是，对改变急于求成的寻求——包括对人类心理认知粗浅，对机构的复杂性知之甚少，对强加给社会的外部成本漠不关心——导致Facebook、Twitter、YouTube和其他大型平台在不知不觉中瓦解了信任、消融了公众对机构的信心，粉碎了将一个庞大而多样的世俗民主国家凝聚在一起的共享故事。
我认为巴别塔的坍塌可以追溯到2011年（这年爆发的 “虚无主义”抗议活动受到了古里的关注）至2015年【其标志是左翼的“伟大觉醒”和右翼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上台】之间。特朗普没有摧毁这座塔，他只是利用了它的坍塌。他是第一个掌握后巴别塔时代新互动方式的政治家，在这个时代，愤怒是病毒性互动的关键，舞台表演比能力重要，Twitter胜于全国所有报纸，而故事不能在几个相邻碎片间共享（或至少被信任），因此真相无法得到普遍认可。
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分析师都认为特朗普无法赢得大选，他们依靠的是前巴别塔时期的直觉，认为诸如《走进好莱坞》（Access Hollywood）录音带（特朗普在其中吹嘘自己实施了性侵犯）这样的丑闻对总统竞选是致命的。
但在巴别塔倒塌后，没有什么东西真正有意义了——至少不是以一种持久且人们普遍认同的方式。
巴别塔倒塌后的政治
德国政治家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在1867年说：“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在后巴别塔的民主国家中，可能性的事情不多。
当然，美国的文化战争和跨党派合作的衰落早于社交媒体的兴起。国会的两极分化程度于20世纪中叶走入低谷，于七八十年代开始恢复到历史水平。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差距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加速扩大。福克斯新闻和1994年的“共和党革命”使共和党变成了一个更具战斗性的政党。例如，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劝阻新的共和党国会议员搬到华盛顿特区，因为在那里他们可能会与民主党人及其家人建立社会联系。
因此，两党间的关系在2009年之前就已经很紧张了。但此后，社交媒体的病毒性互动增强，使人们看到与敌人交好，甚至没有尽全力攻击敌人的做法变得更加危险。在右翼党派中，RINO（名义上的共和党人）一词于2015年被更轻蔑的术语cuckservative所取代，该术语被特朗普的支持者在Twitter上广为传播。在左翼党派中，社交媒体于2012年之后的几年里掀起了控诉文化的浪潮，这令大学生活及后来整个英语世界的政治和文化发生了变革。
2010年代发生了什么变化？让我们重温一下Twitter工程师的比喻：将一把上了膛的枪递给了一个4岁的孩子。一篇刻薄的推文不会杀死任何人；它只是试图公开羞辱或惩罚某人，同时宣扬自己的美德、才华或对群体的忠诚。
与其说它是子弹，不如说是飞镖，会引起疼痛，但不会造成死亡。即便如此，从2009年到2012年，Facebook和Twitter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投掷了10亿支飞镖枪。从那以后，我们一直在互相射击。
社交媒体让一些以前没有什么话语权的人有了话语权，也迫使有权势的人对他们的错误行为负责，这不仅表现在政治领域，还见于商业、艺术、学术等领域。在Twitter出现之前，性骚扰者可能会在匿名的博客帖子中被控诉，但如果没有主要平台提供的病毒性互动方式，很难想象#MeToo运动（美国反性骚扰运动，译者注）会如此成功。然而，社交媒体扭曲的“问责制”也从三个方面带来了不公正和政治失灵。
首先，社交媒体的飞镖属性赋予了挑衅者和煽动者更多力量，却让善良的公民沉默。政治学家亚历山大·博尔（Alexander Bor）和迈克尔·邦·彼得森（Michael Bang Petersen）的研究发现，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一小部分人极度在意地位的获得，并愿意用挑衅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他们承认经常在网络讨论中咒骂、取笑对手，并因此被其他用户拉黑，或因发表不当评论而被举报。
博尔和彼得森进行了八项研究，研究显示，网络并没有使大多数人变得更有攻击性或敌意；更准确地说，它使少数具有攻击性的人有机会攻击更多的受害者。他们发现，即使是一小部分混蛋也能在讨论区中占据主导地位，因为正常人很容易被在线政治讨论拒之门外。其他研究发现，女性和黑人被骚扰的比例过高，所以数字公共广场不太乐意接纳他们的声音。
其次，社交媒体的飞镖属性赋予了政治极端分子更多的力量和话语权，而多数温和派的力量和声音却被削弱了。More in Common是一个支持民主的团体，该团体进行了“隐藏群体”研究，在2017年和2018年测试了8000名美国人，并确定了七个有共同信仰和行为的群体。最右翼的群体被称为“忠实保守派”，占美国总人口的6%。最左翼的群体叫“激进改革派”，占总人口的8%。迄今为止，激进改革派是社交媒体上最多产的群体：70%的成员在过去一年中分享过政治内容。紧随其后的是忠实保守派，比例达56%。
这两个极端群体惊人地相似。他们是七个群体中白种人和富人占比最高的，这表明美国正被两个精英阶层间的斗争撕裂，而这两个阶层无法代表整个社会。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在道德和政治态度上表现出最大同质性的两个群体。
该研究的作者推测，这种观点的一致性很可能是社交媒体思想监控的结果：“那些对对立群体观点表示理解的人可能会遭受同伴的强烈抵制。”换句话说，政治极端分子不止向敌人投掷飞镖；他们还把大量的飞镖瞄准了自己群体中的异见者或想法有细微出入的思想家。这样一来，社交媒体使基于妥协的政治体系逐渐瘫痪。
最后，社交媒体给了每个人一支飞镖枪，在没有正当程序的情况下，授权每个人行使审判职能。像Twitter这样的平台沦为了“西部荒野”，没有治安人员履行职责。一次成功的抨击会收获大量点赞，并引发后续的攻击。因此，强化的病毒性互动平台促使人们大规模集体惩罚微小或假想的违法行为，并影响了现实世界，例如无辜者失去工作并羞愧自杀。当公共广场被不受正当程序约束的暴力互动支配时，公正和包容就荡然无存了；我们的社会也会无视背景、均衡、仁慈和真相。
结构性愚昧
自巴别塔倒塌以来，各种各样的争论变得越来越混乱。好好思考的最大障碍是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即人类倾向于只搜寻符合我们偏好信念的证据。甚至在社交媒体出现之前，搜索引擎就已经增强了确认偏误，使人们更容易为荒谬的信念和阴谋论找到证据，例如地球是平的，美国政府策划了9/11袭击。但社交媒体让事情变得更糟。
治疗确认偏误最可靠的方法是与那些不认同你信仰的人互动。他们会用反证和抗辩来驳斥你。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说：“只了解己方观点的人，其实知之甚少。”他敦促我们“从真正相信自己的人那里”寻找冲突的见解。那些想法不同，并且在与你意见相左时愿意直言不讳的人让你变得更聪明，就好像他们是你大脑的延伸。试图压制或恐吓反对者的人会让自己变得更愚蠢，就好像他们在向自己的大脑投掷飞镖。
美国在20世纪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有能力的知识生产机构。在过去的十年里，他们变得更加愚蠢。
乔纳森·劳赫（Jonathan Rauch）在其著作《知识的构成》（The Constitution of Knowledge）中描述了西方社会取得的历史性突破：开发了“认识论操作系统”——即一系列从有偏见和认知敬畏的个人的互动中产生知识的机构。
英国法律发展出了对抗机制，以便有偏见的辩护律师可以向公正的陪审团陈述案件的两面性。充满谎言的报社演变成了专业的新闻企业，其行业标准是要求寻找故事的多个侧面，然后进行编辑校阅和事实核查。大学从封闭的中世纪机构演变为研究中心，并创立了一个体系——学者们要提出有证据支持的主张，并意识到世界各地的其他学者会通过反证来获得声望。
美国在20世纪变得强大的部分原因在于它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有能力、最具活力和最有成效的知识生产机构网络，将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把科学进步转化为改变生活的消费产品的私营公司，以及支持科学研究并领导人类登月的政府机构连接在一起。
但劳赫指出，这种安排“不是自我维持的；它依赖于一系列有时很脆弱的社会环境和理解，以及需要被理解、肯定和保护的人”。那么，若一个机构的人民在意识形态上趋同或害怕异见，导致该机构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且内部分歧消失时，会发生什么呢？
我认为，这就是2010年代中后期美国许多重要机构面临的状况。因为社交媒体逐步向成员们灌输被抨击带来的长久恐惧，他们都变得更加愚蠢了。这种转变在大学、学术协会、创意产业和各级政治组织（国家、州和地方）中最为明显，转变遍布各处，以至于似乎一夜之间就建立了由新政策支持的新的行为规范。
强化的、具有病毒性互动的新社交媒体无所不在，这意味着教授、领导或记者说的任何一句话，即使出发点是积极的，也可能引发社交媒体风暴，从而被机构立即除名或经历一场由机构主导的旷日持久的调查。主要机构的参与者都开始进行病态的自我审查，不对他们认为缺乏依据或错误的政策和观点——甚至是学生们在课堂上提出的观点——进行任何批判。
但是，当机构开始惩罚内部异见时，就等同于向自己的大脑射出了飞镖。
右翼和左翼以不同的方式推进这个骇人的过程，因为他们的激进分子认同的叙事体系不尽相同，且有着不同的神圣价值观。“隐藏群体”研究显示，“忠实保守派”在与独裁主义有关的信仰方面得分最高。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叙事，即美国永远处于外部敌人和内部颠覆者的威胁之下；他们将生活视为爱国者和叛徒之间的斗争。政治学家凯伦·斯滕纳（Karen Stenner）的研究表明，他们在心理上不同于人口数量更大的“传统保守派”（占美国总人口的19%），后者强调秩序、礼节和缓慢而非激进的变革。
只有在忠实保守派的叙事背景下，特朗普的演讲才有意义，无论是他竞选时对墨西哥“强奸犯”的谩骂开场白，还是他在2021年1月6日的警告：“如果不拼命战斗，国家将不复存在。”
对叛国罪的惩罚历来都是死刑，因此1月6日的战斗口号是：“绞死迈克·彭斯（Mike Pence）”。事实证明，右翼的死亡威胁（许多是由匿名账户发出的）在恐吓传统保守派方面非常有效，例如，驱逐未能“阻止偷窃”的地方选举官员。
对持不同意见的共和党国会议员的威胁浪潮同样迫使许多现存的温和派退出或保持沉默，如此，只剩下一个更加脱离保守主义传统、宪法责任和现实的政党。如今的共和党把对美国国会大厦的暴力袭击说成是“合法的政治诉求”，并得到一系列右翼智囊团和媒体组织的支持——或者至少没有遭到反对。
右翼的愚蠢最为明显地体现在许多阴谋论中，这些阴谋论在右翼媒体上传播，现在还传进了国会。“披萨门”（2016年美国大选前的一场阴谋论，一则毫无根据和佐证的说法在互联网上传播，声称希拉里及民主党精英在华盛顿一家披萨店经营儿童性交易，译者注）、匿名者Q（各种阴谋论的集合，其核心阴谋论是美国的表面政府内部存在一个“深层政府”，由犹太金融家、资本巨鳄、好莱坞精英等构成的集团把持，只有特朗普才能与“深层政府”战斗，拯救美国，译者注）、确信疫苗中含有微芯片、坚信特朗普会连任——如果没有Facebook和Twitter，这些想法或信仰体系很难达到如此可怕的水平。
尽管方式不同，但民主党也受到了结构性愚蠢的沉重打击。在民主党内，激进派和温和派之间的斗争是公开且持久的，结果往往是温和派获胜。但问题是，左翼控制着文化的制高点：大学、新闻机构、好莱坞、艺术博物馆、广告、硅谷的大部分地区，以及主导K-12教育（美国基础教育的统称，K代表学前教育，12代表初、中、高等教育的12个年级，译者注）的教师工会和教学学院。在许多这样的机构中，异见被扼杀了：2010年代初，每个人手中都握着飞镖枪，许多左倾机构开始向自己的大脑射击。而不幸的是，他们的大脑正是为全美国大多数人提供信息、指导和娱乐的大脑。
20世纪末的自由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的信念，社会学家克里斯蒂安·史密斯（Christian Smith）称之为“自由主义进步”叙事，即美国曾经是极度不公正且充满压迫的，在活跃分子和英雄们的斗争下，才在实现建国时的崇高承诺方面取得了（并将继续取得）进步。
这个故事极易成为自由爱国主义的支撑，也是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任期内的生动叙事。这也是“隐藏群体”研究中“传统自由派”（占美国总人口的11%）的观点，他们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年龄大于平均水平，主要是领导美国文化和知识机构的人。
但是，当新的病毒性互动社交媒体平台赋予了每个人一把飞镖枪的时候，年轻的激进改革派射得飞镖最多，他们将大量飞镖瞄准了年长的自由派领导人。出于困惑和恐惧，自由派领导人很少挑战激进派或他们的非自由主义叙事，即每个机构的生活都是身份群体之间永恒的零和博弈，上层的人通过压迫底层来达到目的。这种新的叙事是僵化的平等主义——只注重结果的平等，而不是权利或机会的平等。它不关心个人权利。
对不赞同这种叙事的人，最常见的指控不是“叛徒”，而是“种族主义者”、“变性人”、“卡伦”（Karen，指代歧视有色人种的白人妇女，译者注），或一些相关的红字（旧时被判通奸者佩带的标记，尤用于美国清教徒间，译者注），将犯罪者标记为仇恨或伤害边缘群体的人。对这种罪行的正确惩罚方式不是处以死刑，而是公开羞辱，令其社死。
当一个左翼人士仅对质疑或反驳激进改革派所秉持的信仰进行研究时，你能最清楚地看到这种骇人过程。在Twitter上有人会想办法把异见者与种族主义联系起来，其他人就会跟风扎推。例如，在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遇害后第一周的抗议活动（涉及暴力）中，当时受雇于Civis Analytics（美国的一家大数据公司，译者注）的激进政策分析家师大卫·肖尔（David Shor）在Twitter上发布了一个研究链接，链接显示，20世纪60年代的暴力抗议活动曾导致民主党在附近县市的选举受挫。肖尔显然是想提供帮助，但在随后掀起的愤怒狂潮中，他被指控“反黑人”，并很快被解雇。（Civis Analytics否认是这条推文导致了肖尔的悲剧。）
肖尔案一举成名，不过每一个用Twitter的人都早已见过数十起类似的案例，这些案例传达了一个基本的教训：不要质疑己方的信仰、政策或行动。而当传统自由派沉默不语时（就像2020年夏天那样），激进改革派更极端的叙事就会取而代之，成为一个组织占据统治地位的叙事。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认知机构似乎在2020年和2021年迅速“觉醒”，从《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和其他报纸的争议和辞职浪潮开始，一直到医生团体和医学协会的社会正义宣言（例如，美国医学协会和美国医学院协会的一份出版刊物，建议专业医疗人士将邻里和社区称为“被压迫的”或“被系统性剥夺的”，而不是“弱势的”或“贫困的”），以及纽约市最昂贵的私立学校匆忙进行的课程改革。
可悲的是，左翼和右翼在对抗新冠病毒时都运用了这种骇人的手段。右翼一直致力于将新冠病毒的感染风险降到最低，所以他们把新冠病毒列为了共和党人致死率最高的疾病。激进的左翼致力于最大限度地宣扬新冠病毒的危险性，所以他们在疫苗、口罩和社交距离方面采取了同样最大化、同一化的策略——即使会影响儿童。
这些政策并不像四散的有关疫苗的谣言和由此引发的恐慌那样致命，但其中许多政策对儿童的心理健康和教育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孩子们急需上学，需要与同龄人玩耍；几乎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关闭学校和强迫孩子戴口罩可以减少新冠病毒造成的死亡。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我讲述的事件中，那些反对关闭学校的激进家长在社交媒体上经常被猛烈抨击，并遭到无处不在的左翼对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的指责。蓝色美国的其他人都学会了闭嘴。
美国政治变得越来越荒谬，越来越异常，这不是因为美国人变蠢了，这是个结构性问题。由于病毒性互动社交媒体的发展壮大，许多机构中的异见者都会受到惩罚，这意味着鬼点子也会应用于官方政策。
情况会变得更加糟糕
在2018年的一次采访中，特朗普的前顾问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说，对付媒体的方法是“满口胡话”。他所说的是俄罗斯虚假信息项目开创的“谎言灌喷”战术（像消防水管一样对民众进行大量、密集的谎言喷射，译者注），目的是让美国人感到困惑、迷惘和愤怒。但当时（2018年）谎言的数量是有上限的，因为所有谎言都需由人制造（机器人程序生成的劣质东西不算在内）。
然而如今，人工智能几乎能使高度逼真的虚假信息得以无限传播。人工智能程序GPT-3已经非常成熟，只要给它一个主题和基调，它就能生成数不清的连贯且无语法错误的文章。一两年后，当该程序升级到GPT-4时，其性能又会大大增强。斯坦福互联网天文台的调研经理勒内·迪雷斯塔（Renée DiResta）在2020年发表的文章《虚假信息很快将实现无限量》（The Supply of Disinformation Will Soon Be Infinite）中表明，传播虚假信息——无论是通过文本、图像还是深度伪造的视频——将很快变得极其容易。（这篇文章是她与人工智能程序GPT-3合著的。）
美国派系不会是唯一使用人工智能和社交媒体来进行攻击的人；我们的对手也会。在2018年发表的一篇题为《数字马其诺防线》（The Digital Maginot Line）的文章中，迪雷斯塔直言不讳地描述了这种状况。她写道：“我们陷入了一场不断演化发展的冲突：一场信息世界战争，在此战争中，国家行为体、恐怖分子和意识形态极端分子利用支撑日常生活的社会基础设施来挑拨离间、侵蚀共同的现实。”苏联曾经不得不派遣特工或培养愿意听其命令的美国人。但社交媒体使俄罗斯的互联网研究机构能够轻易地以低廉的成本捏造虚假事件或歪曲事实（通常关乎种族问题），以煽动左翼和右翼的愤怒。后来的研究显示，2013年Twitter首先掀起了一场密集运动，但运动很快就蔓延到了Facebook、Instagram和YouTube等平台。其主要目标之一是分化美国公众、全面深化不信任——在麦迪逊已经明确的薄弱环节上实现分裂。
如果不尽快进行大改革，那我们的机构、政治制度和整个社会可能都会崩溃。
20世纪，美国享有带领世界为民主安全而战斗的身份认同，这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有助于将文化和政体联结在一起。21世纪，美国的科技公司又改变了世界，创造了一些新兴产物，这些产物现在看来破坏了民主，阻碍了共识，摧毁了现代巴别塔。
巴别塔倒塌后的民主
我们永远无法回到前数字时代。在技术使一切都变得更快、更多向，而绕过专业把关人又是如此容易的情况下，漫长的大众传播时代发展起来的规范、机构和政治参与形式已不再有效。然而，美国的民主现在已超出了可持续发展的范围。如果不尽快进行大改革，那我们的机构、政治制度和整个社会可能都会在下一次大战、流行病、金融风暴或宪政危机中崩溃。
我们需要哪些改革？为数字时代重建民主体制远远超出了我的能力，但我可以提出三种改革——如果要在后巴别塔时代保持民主的活力，就必须实现以下三个目标。我们必须强化民主机构，使其能够承受长期的愤怒和不信任；改革社交媒体，削弱其社会腐蚀性；并为下一代在新时代成为民主公民做好准备。
强化民主机构
在可预见的未来，政治两极化可能会加剧。因此，无论我们做什么，都必须对核心机构进行改革，如此一来，即使未来的愤怒、误导和暴力程度远超现今水平，它们仍能继续发挥作用。
例如，立法部门旨在达成妥协，但国会、社交媒体和党派有线电视新闻频道的共同发展，使得任何越线的立法者都可能在几小时内直面己方党内极端分子的愤怒，这会令其难以筹款，且在下一个选举周期未通过初选的风险也会增加。
改革应削弱愤怒的极端分子的巨大影响力，让立法者对所属地区的普通选民做出更积极的回应。这类改革的一个例证是停止封闭的党内初选，代之以单一的、无党派的、公开的初选，初选中排名靠前的几位候选人进入大选，大选采用排序复选制投票制。这种投票制度已经在阿拉斯加州施行，这似乎给了参议员丽莎·穆尔科斯基（Lisa Murkowski）更大的自由度以反对前总统特朗普，因为在封闭的共和党初选中，特朗普青睐的候选人会对穆尔科斯基构成威胁，但在公开初选中却不会。
强化民主机构的第二个方法是，通过诸如划定首选选区或选择监督选举官员等方式来削弱任何一个政党利用相关体系制度获利的权力。这些工作都应该以无党派的方式进行。关于程序正义的研究表明，若人们认为过程是公平的，则更可能接受违背其利益之决策的合法性。2016年大选前9个月，参议院的共和党领导层拒绝让梅里克·加兰（Merrick Garland）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职位，然后在2020年匆忙通过了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的任命，这已经对最高法院的合法性造成了损害。一项广受讨论的改革将结束这种政治博弈，将大法官的任期改为18年交错任期，这样每位总统每两年就有机会提名一位大法官。
改革社交媒体
如果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害怕在公共广场发声，亦不能通过公共广场达成稳定共识，那该民主国家就无法幸存。社交媒体对极左翼、极右翼、国内暴徒和外国特工的授权正在创造一个看起来更不民主，更像由最激进的人统治的体制。
但我们可以削弱社交媒体瓦解信任和煽动结构性愚蠢行为的能力。改革应该限制社交媒体平台对激进边缘群体的放大作用，同时给予被More in Common称为“筋疲力尽的大多数”普通人更多话语权。
那些反对监管社交媒体的人通常担忧的是，政府规定的内容限制在实践中会演变成审查，这一担忧合情合理。但社交媒体的主要问题不是有人发布虚假或有害内容；而是那些虚假和引起愤怒的内容，其覆盖范围和影响力与2009年以前相比，简直前所未有。Facebook吹哨人弗朗西斯·豪根（Frances Haugen）主张对平台的架构进行简单的改变，而不是大费周章地对所有内容进行徒劳无益的监管。例如，她建议修改Facebook的“分享”功能，对于任何已被分享过两次的内容，如果有第三个人想分享，他/她必须花时间将内容复制并粘贴到一个新的帖子中。这样的改革不是审查；是观点中立、内容中立的，适用于所有语言。这类改革不会阻止任何人发声；它们只是减缓了那些就平均水平而言不太真实的内容的传播。
也许，能减少现有平台病毒性互动的最大改变是用户验证，这是获取社交媒体提供的算法放大的前提条件。
银行和其他行业有“了解客户”的规定，因此他们不能与通过非法企业洗钱的匿名客户做生意。大型社交媒体平台也应该这样做。这并不意味着用户必须用真实姓名发帖；他们仍然可以使用化名。这只是意味着，在一个平台向数百万人传播你的言论之前，它有义务核实（也许通过第三方或非营利组织）你是一个真实的人，生活在某个国家，达到了可以使用该平台的年龄。目前有亿万机器人程序和虚假账户在污染主要的社交媒体平台，其中的大部分都将被这一变化清除。它还能普遍降低死亡威胁、强奸威胁、种族主义恶行和恶意挑衅的频率。研究表明，当人们觉得自己的身份不为人知、无法追踪时，更容易在网络上实施反社会行为。
无论如何，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社交媒体正在破坏民主，这足以让联邦通信委员会或联邦贸易委员会等监管机构加强监督。首要任务之一应该是要求平台与学术研究人员共享其数据和算法。
为下一代做好准备
Z世代成员——1997年以后出生的人——对我们所处的困境不承担任何责任，但他们将继承这一困境，而初步迹象表明，老一辈的人会阻止他们学习如何处理它。
近几代人的童年受到了更为严格的限制——自由、随意玩耍的机会变少了；无人监督的户外活动时间减少了；上网时间增加了。暂且抛开这些变化的其他影响，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这些变化可能阻碍了他们有效自我管理能力的发展。无监督的自由玩耍是大自然教导幼年哺乳动物掌握成人所需技能的方式，对人类来说，这包括合作、制定和执行规则、妥协、调解冲突和接受失败的能力。
经济学家史蒂芬·霍维茨（Steven Horwitz）在201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自由玩耍让孩子们为“结社艺术”做好了准备，而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认为结社是美国民主活力的关键；他还认为，结社艺术的衰退“对自由社会构成了严重威胁”。霍维茨警告说，没有学过这些社交技能的一代人会习惯性地求助于当局来解决争端，他们将遭受“粗鲁的社交互动”，并因此“创造一个充斥着更多冲突和暴力的世界”。
虽然社交媒体已经侵蚀了整个社会的结社艺术，但它可能正在青少年身上留下最深刻、最持久的印记。2010年代初，美国青少年的焦虑、抑郁和自残率突然飙升。（加拿大和英国的青少年也有同样的倾向。）原因不得而知，但从时间上看，社交媒体是一个重要因素——就在大多数美国青少年成为主要平台的日常用户时，这种飙升开始了。相关性和实验性研究证实了社交媒体与抑郁症和焦虑症的关联，年轻人自己的记述、Facebook的相关研究，以及《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报道，也都印证了这一点。
抑郁症使人们不太想结交新朋友、接触新想法、体验新经历。焦虑症使新事物看起来更具威胁性。随着这些情况的增加，以及自由玩耍（可以通过自由玩耍学习细微的社会行为）的耽搁，许多年轻人对不同观点的容忍度和解决争端的能力都在降低。例如，在Z世代开始升入大学后，原本能够接纳各种演讲者（直到2010年都是如此）的大学在随后几年里开始失去这种能力。拒绝邀请客座演讲者的尝试在增多。学生们不仅反对邀请客座演讲者；有些人甚至认为这些演讲是危险的、具有情感毁灭性的暴力形式。由于青少年抑郁症和焦虑症的发病率在2020年代持续上升，我们可以预期这些观点会在以后几代人中继续存在，甚至变本加厉。
为了减少社交媒体对儿童的破坏性影响，我们能做的最重要的改变是提高年龄准入门槛，要求他们度过青春期后再开始使用社交媒体。国会应该更新《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该法案早在1998年就将所谓的互联网成年年龄（各类公司可以不经父母同意收集儿童个人信息的年龄）定为13岁，但几乎没有规定确保其有效执行，此举非常不明智。该年龄应至少提高到16岁，且公司应严格执行这一法规。
一般来说，为了让下一代为后巴别塔时代的民主做好准备，也许我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让他们出去玩。不要再让孩子们失去成为好公民最需要的体验：在成人尽可能不监督的情况下，与各个年龄段的小孩自由玩耍。每个州都应该效仿犹他州、俄克拉荷马州和德克萨斯州的做法，通过“野放教养”法案——如果发现八九岁的孩子独自在公园玩耍，其父母不会因疏忽而受到调查。有了这样的法案，学校、教育工作者和公共卫生机构应该鼓励父母让孩子们步行上学，在户外集体玩耍，就像以前的孩子们那样。
巴别塔倒塌后的希望
前文所述希望渺茫，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美国会在未来五到十年内慢慢恢复正常和稳定。哪一方会愿意和解呢？国会实施重大改革以强化民主机构或为社交媒体解毒的可能性有多大？
然而，当我们不再关注功能失调的联邦政府，切断与社交媒体的联系，与邻居直接交谈时，事情似乎更有希望。More in Common报告中的大部分美国人都属于“精疲力竭的大多数”，他们厌倦了争斗，愿意倾听对方意见并做出妥协。如今，大多数美国人看到了社交媒体对国家产生的负面影响，并且越来越意识到它对儿童的破坏性影响。
我们能做些什么吗？
托克维尔曾于19世纪30年代访问美国，当时他对美国人的惯常行为印象深刻，即成立志愿者协会以解决当地的问题，而不是像欧洲人那样等待国王或贵族采取行动。这种习惯至今仍在。近年来，美国成立了数百个团体和组织，旨在跨越政治分歧建立信任和友谊，其中包括桥梁美国（BridgeUSA）、勇敢天使（Braver Angels，我在其董事会任职），以及BridgeAlliance.us网站上列出的许多其他组织。我们不能指望国会和科技公司来拯救我们。我们必须改变自己和社会。
在巴别塔被毁后仍生活在里面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心知肚明。这是一个混乱和缺失的时代，但也是反思、倾听和建设的时代。
文/Jonathan Haidt
译/Amanda
校对/antusen、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22/05/social-media-democracy-trust-babel/629369/
本文基于创作共享协议（BY-NC），由Amanda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编者有话说：
（www.lejdd.fr/Societe/sondage-les-gilets-jaunes-sont-plus-sensibles-aux-theories-du-complot-3855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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