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英雄主义”来自对现实的愤懑，却刻意回避现实问题，它全力打造出一个幻觉，这个幻觉不仅左右了一个个个体，甚至还可能左右整个社会。所以，哈贝马斯写道：“他们不是现实主义者，而是本质上充斥着空想主义。”
今年92岁的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被称为“最后一位伟大的欧洲哲学家”。据熟悉他的人说，他不喜欢被人评判，只愿与有能力的人交往。出乎意料的是，因《战争与愤慨》一文，他正陷入舆论风暴中，甚至被评价为“笨蛋”，虽然很多人并没看懂他的文章。“无辜被侵略的乌克兰提出的那些要求，迅速将几届德国政府的政治误判和错误路径，转化成道德勒索（亦有人译成道德指责），这些要求入情入理，让我们的情感、同理心认定，它们是天经地义的。”5月6日，92岁的德国著名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在《南德意志报》上，发表了《战争与愤慨》一文，以上语句引起哗然。哈贝马斯堪称德国“第一公知”，被赞为“当代的黑格尔”和“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美国哲学家德沃金曾说，哈贝马斯太有名了，连他有名这件事，都非常有名。自上世纪80年代被介绍到中国后，哈贝马斯在中国高校风靡一时，成为无数学子的偶像。哈贝马斯是当代少有的百科全书式学者，研究横跨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心理学诸领域，此外，他还以文笔优美著称。哈贝马斯力主“交往理性”，自上世纪50年代末起，便经常参与公共议题，“俄乌战争”爆发后，因迟迟未表态，以致西方媒体追问：哈贝马斯怎么失踪了？首先，将乌克兰向德国索要重型武器称为“道德勒索”，措辞欠妥。其次，1999年科索沃战争时，哈贝马斯撰写了《人性与兽性》一文，积极主战，被讥为“为西方能源辩护”，如今却成“和平主义者”，未免双标。其三，虽表示“乌克兰不能输掉这场战争”，却没给出解决方案。哈贝马斯的家在慕尼黑附近，面对媒体采访，他这样评价自己：“我从没有停止批判过资本主义，但我也一直清楚，不痛不痒的诊断是不够的。我不是那种漫无目标的知识分子。”
欧洲网友酷评道：“他（指哈贝马斯）是个笨蛋。”“1939年之后，按照他的标准，波兰也有罪。”“他在道德上和政治上都是错误的，德国‘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这个德国人对不能继续从俄罗斯朋友那里买廉价汽油感到愤怒，我敢肯定，他会为了汽油出卖他妈。”德国绿营政客则称哈贝马斯是“庸俗的和平主义者”，并质问道：“结论是什么？一点点占领、强奸和处决是可以接受的？乌克兰应该迅速投降？”公众与政客只看结论，学者则关注推理过程。哲学家齐泽克在《天启英雄》中指出：欧洲的和平左翼警告，不要重新拥抱前几代人的“英勇军事精神”。德国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甚至暗示，乌克兰对欧洲犯下了道德讹诈罪。他的立场带有一种深深的忧郁。正如哈贝马斯所知，战后欧洲之所以放弃军国主义，只因它一直处于美国“核保护伞”之下。战争重返欧洲大陆表明，这一时代可能已终结，无条件的和平主义将需要越来越深的道德妥协。不幸的是，将再次需要“英雄”行为，不仅为抵抗侵略，也为应对生态灾难和饥饿等问题。
相比之下，国内一些学者竟高呼哈贝马斯“一直是价值小家”。自“价值理性”被人为拔高，太多假冒伪劣的“价值理性”，甚至干脆只是粗鄙的神秘主义，也开始冒充哲学，在四处指点江山，各种离题万里的议论遂不绝于耳。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次纷扰也有价值：让我们有机会重读哈贝马斯，感受大师的焦虑，聆听大师的教诲。
▌哈贝马斯当过纳粹吗
1929年6月19日，哈贝马斯生于德国杜塞尔多夫，是家中三个孩子中的老二，这一年，爆发了世界经济大萧条。哈贝马斯天生上颚裂（有的患者只是唇裂，被歧视性地称为“兔唇”，易校正，有的患者如哈贝马斯，上颚也裂开，与鼻腔相通，被歧视性地称为“狼咽”），从5岁起，他接受了一系列手术，这使他一生发音不标准。哈贝马斯认为，上颚裂对他的思想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使他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没有它，我们作为个体无法生存”。哈贝马斯后来强调“交往理性”，或与此相关。哈贝马斯的父亲是一名教师，后来还当了校长，参加过“一战”，“二战”爆发时，他已48岁，依然报名参加国防军，并以少校军衔获得“一级战功十字勋章”，堪称狂热的纳粹分子。哈贝马斯曾这样谈起父亲：我和他的价值观不一样。哈贝马斯10岁时加入德国少年团，后来又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因受不了军训之苦，便自称想当医生，被分配去当军医助理。哈贝马斯对纳粹较冷淡，一是因上颚裂，童年时饱受同伴欺辱；二是当时德国学校的生物课本上列出三种“遗传病”，并配以贬损性的图片和注释，上颚裂便是其中之一，这成了哈贝马斯的一块心病。1944年8月，盟军登陆诺曼底，哈贝马斯被派到前线当高射炮助手，主要工作是挖反坦克壕，此外在卫生所值班，那里远离前线。1945年2月，哈贝马斯收到德国国防军入伍通知书，恰好他当时不在家，3月10日，美军便占领了哈贝马斯所在的村庄。《包容他者》，作者：（德）哈贝马斯，译者：曹卫东，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成名后，不断有人追问：“哈贝马斯当过纳粹吗？”哈贝马斯很少提自己的历史，他说：“我自己这一生……平平常常。”但他曾反思道：“确切地说，就是这一代人，纯粹因为出生年份的缘故，没有因参与纳粹犯罪和对纳粹罪行的缄默而丧失名誉，但对影响了每个人一生的法西斯主义的清晰的记忆，却盘踞在这代人的心头，挥之难去。”1949年，哈贝马斯高中毕业，此时德国“民族自豪感无声地化为对经济的自豪”，无人再关注曾经的罪责，作家布莱希特尖锐地写道：“曾从里面爬出这个东西（指纳粹）的子宫，依然能生养。”哈贝马斯的观察是：“知识分子中那些旧政权的开路先锋……——除少数例外——毫发无损地度过了非纳粹化运动。他们面对批评安然自若，也不认为有理由自我批评。通过以反共产主义为幌子排挤历史，纳粹人员顺利得到安置，纳粹思想毫无障碍地延续着。”《后民族结构》，作者：（德）哈贝马斯，译者：曹卫东，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1949年夏，哈贝马斯进入哥廷根大学，主攻哲学，24岁时获得博士文凭，他的导师说：该博士生有着稀世才华，他既熟练掌握和运用哲学史料，又借助系统视角找到哲学问题的现实切入点，毕业论文呈现出“两种天赋罕见的统一”。然而，拿到文凭的哈贝马斯没选择学术之路，而是去当了自由记者，他写了大量影评、剧评、书评、广播剧评，并阅读了哲学大师、也是哈贝马斯曾经偶像的海德格尔的新书《形而上学导论》，该书内容是海德格尔在1935年演讲的合集，带有力挺纳粹的含义。哈贝马斯越读越愤怒，说：“我们的一位最伟大的哲学家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这篇每个细微的修辞都浸透着法西斯主义的讲稿。”海德格尔是德国哲学大师，却被纳粹所蛊惑，希特勒上台后，海德格尔便拒绝再收犹太学生为弟子，主张“这个民族必须前进，这样西方历史就会跨越它们未来事件的中心并进入生存力量的原始国度”，认为战争、死亡与屠杀将唤醒“对荣耀和伟大的觉悟”。“二战”后，海德格尔拒绝为曾经的言行道歉，被称为“饱读诗书的废物”。
用了几天时间，哈贝马斯写了一篇措辞尖锐的批评文章，这大大提升了他的知名度，一家报纸的总编评价道：哈贝马斯已堪比病态恐惧人格、喜欢公开非难人的阿多诺（著名哲学家，1954年—1955年，哈贝马斯曾任他的助手）。哈贝马斯很快意识到，当记者的收入太少了，无法养活自己，在导师帮助下，他又回到大学，此后一直左手做研究，右手写时评。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起，哈贝马斯成为德国左翼重要的意见领袖和代言人。
▌什么是现代性？
为什么哈贝马斯深受读者喜爱？除喜欢论战、常写时评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始终专注于时代的真问题——现代性困境。现代性一词早在公元5世纪便已出现，用来区分基督教世界与异教的罗马世界。换言之，“现代性”意味着与过去之间的断裂，是“历史重新开始”。《交往行为理论》，作者：（德）哈贝马斯，译者：曹卫东，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17世纪至18世纪法国大革命前，随着启蒙主义勃兴，“现代性”再次成为热词，此后300多年的历史果然与此前完全不同。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崇尚理性：挣脱了对宗教、传统、信仰等的迷信，理性成为裁判一切的“最高法官”。其二，以人为本：人取代了传统社会中上帝、祖先、圣人等的位置，成为主体，即“人是目的，不是手段”。需要说明的是，“现代性”崇尚的理性是启蒙理性，而不是传统的形而上学。启蒙理性指在独立思考、自我选择基础上，通过理性判断，形成对自由、正义与人性的认知。传统的形而上学则是为等级社会建构出的合理解释，目的在于让人接受不平等的现实，并从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由此形成的“逻辑中心主义”，在根本上否定了多元性和人的价值。对于现代性，最完美的解释来自康德的《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哲学家康德首次在哲学上确认了理性的意义，提出“人给自然立法”，并指出理性全部旨趣归结为三个问题，即：我能认识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期待什么？从而完成了哲学上的“哥白尼式革命”，由此奠定了启蒙理性的价值。
在文中，康德首先提出，启蒙就是“有勇气运用你的理性”，即让人主动摆脱理性不成熟的状态。人有理性，可我们经常不具备运用理性的勇气，比如让牧师替我做出良知的判断，让医生替我决定食谱，让书本替我思考，让圣人替我做生活决断……其结果是，人主动放弃了自由。康德认为，作为个体，人的“私人的理性”并不自由，但作为群体一员，人的“公共的理性”却是自由的。正如每个公民都有交税的义务，个体不能拒绝，但讨论这笔税是否该收，同样也是公民的责任。事实上，好社会应“公事付与公议”，坏社会才纠缠于“你有资格提意见吗”“你这种人别有用心”“你在道德上有缺陷，你的话怎么能信”等问题，将个体排除在公议之外。康德认为，公议空间越广阔，启蒙就越有可能，前者是后者的唯一条件。否则，一个社会将无法走进现代化，即使用暴力推翻了专制，可未完成启蒙，结果也只是用新偏见替代旧偏见。其一，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东方为什么会落后，西方为什么能崛起》（美国学者伊恩·莫里斯著，中信出版社2014年5月版）中，作者采用了“计量历史学”的方法，指出在前现代社会，即使是所谓“快速发展时期”，GDP每百年仅增1%，还不如如今一年的增长幅度。古代社会综合评分的最高值只有44分，一般在20—40分之间，而现代社会则在3000分以上，高于前者近百倍。可见，现代性是“客观事实”——一个3000分以上的社会，与最高仅44分的社会，规则、传统、文化等存在着“断崖式的变化”，甚至可以认为，旧传统、旧历史、旧观念之类，对现代性的影响约等于零，所谓“独特”“必然关联”“历史脉络”之类，可能只是想象。《西方将主宰多久：东方为什么会落后，西方为什么能崛起》，作者：（美）伊恩·莫里斯，译者：钱峰，中信出版社2014年4月出版
其二，心理学实验证明，在人人都承认“1+1=3”的氛围中，80%的受试者也会同意“1+1=3”，如果试验现场有一人提出“1+1=4”，则75%的受试者会坚定自己的看法——“1+1=2”。可见，存在不同声音，哪怕这个声音是错误的，也会有利于整体理性。所以，应该保护那位敢说“1+1=4”的人，他也能帮助人们回归了启蒙理性，而不是迷信他人、环境和权威。当然，康德决不会认同用这两种方式证明现代性的存在，因为这种所谓的实证方法无法看到未来，只能“证明”已有的认知（这种“证明”不具备科学性，因人为操纵空间大，不过是把误会合法化），从而人为制造出大量的琐碎知识，易成为专家们的自娱自乐。▌理性成了暴君，人类该怎么办？
现代性祛除了宗教、历史、传统、圣人之上的魅惑，帮助人们挣脱了迷信状态，可问题是：现代人为什么活得并不快乐。哈贝马斯认为，理性必须保持对自身的批判，必须保持开放。图为1969 年 1 月，哈贝马斯在法兰克福大学的哲学研讨会上，正与学生进行讨论。
以理性之名，现代人不得不经历着相似的成长过程——从小生活在强制学习的阴影下，接受作业、考试等压力。好容易走上工作岗位，却一边是消费主义的诱惑，另一边是业绩的催逼，被迫变成流水线上的附属品。哲学家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指出：“当代工业社会，由于其组织技术基础的方式，势必成为极权主义，因为，‘极权主义’不仅是社会的一种恐怖的政治协作，而且也是一种非恐怖的经济技术协作。”马尔库塞认为，从哲学角度看，所有的现代社会都是“专制社会"，每个现代人都被压抑在其中。
理性驱逐了神，却又把自己设为新神。在信仰时代，人还可以用理性反抗上帝对人的压榨，可在现代社会，连反抗的力量都被取缔了，因为理性就是压榨者，我们总不能用理性去反抗理性。尼采曾惊呼：上帝死了。
现代社会则变成福柯所惊呼的：人死了。
马克斯·韦伯最早将理性分成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认为工具理性只讲效率，是价值中立的。可马尔库塞发现，所谓工具理性绝非价值中立，它已成现代统治的手段。现代人突然被推入这样的窘境中：过去靠国家、军队、警察统治，现在靠科技统治；科学压倒了价值和意义，既可服务于道德，也可服务于邪恶；大多数人因工具理性而受益，成为它的坚定的支持者；虽然人类依然在思想，可思想已不再有批判性……现代性本是“崇尚理性”和“以人为本”，却在不知觉间，甩掉了“人”，只留下了“理性”。理性曾鼓励人们，要逃出奴隶的状态，可结果却是，我们都成了理性的奴隶。哈贝马斯1999年在巴黎，他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是好友，马克龙也曾是一位哲学家。
理性专制下，审美被摧毁，人文精神被遮蔽，思想被阉割，知识被垄断……人们不再想“应该做”什么，只想“如何做”。在今天，生活、工作、欣赏、爱、孤独等，都变成“科学问题”，只有依据权力原则或经济原则，才能被理解。这便是哈贝马斯指出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精神世界的多样性被取缔了，一切问题必须转化成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否则就会被取缔。于是，亲情不再温暖，语言不再可靠，艺术不再深刻，沉思不再受尊重……更可怕的是，理性这种“自己维护自己”“从自身吸取规范性”的特点，创造出虚假的“集体逻辑”：设想一个美好的明天——以共同利益为借口，绑架个体参与——为保证结果最大化，禁止个体质疑与逃离——按照系统的需要，改造并格式化个体——形成众愚。因先天残疾，哈贝马斯少年时不热衷政治，但“二战”结束后，他才知道集中营的暴行，才发现自己所处的、“人人都觉得很正常”的时代并不正常。人们不愿相信，自己竟一直生活在罪恶中。是什么让人类丧失了道德敏感？是什么在泯灭着反思精神？当一次次向生活妥协，一次次屈服于“只能如此”，一次次被“少抱怨”“干点实事”引领，一次次面对“人人都像你这样还得了”之问而张口结舌……人难免会上缴自己的的理性，成为与世沉浮的一分子。所以，当雪崩到来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超越现代性困境，依然要靠启蒙理性
与魅惑时代的困境不同，现代性困境更难突破——这些困境来自理性本身，要想突破它，除了理性，我们还能依靠什么？由此形成两种解决方案：一是黑格尔式的解决方案：黑格尔认为现代性困境只是其远大理想的一个阶段性产物，困境意味着，人类还应继续革命、进步、解放。可沿着这一思路，黑格尔创造出一个巨大的理性思辨系统，不仅弱化了对理性的反思，还丧失了哲学的动员能力，使他的哲学变成“为哲学而哲学”。哈贝马斯在课堂上，是一名充满激情的哲学教师，他鼓励学生与他辩论。
二是尼采式的解决方案：既然理性成了新的压迫者，那么，与其在理性内部进行批判，不如干脆放弃启蒙辩证法。尼采回到神话，建立起“权力意志”哲学。从尼采到海德格尔，再到德里达、福柯，都在瓦解形而上学，由此形成后现代主义的进路，即伊戈尔顿所说的：“后现代性是一种思想风格，它怀疑关于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的经典概念，怀疑关于普遍进步和解放的观念，怀疑单一体系、大叙事或者解释的最终根据。”后者的副产品是，太多精神僵尸借机还魂，借口“用多元化克服现代性困境”，重建魅惑。哈贝马斯在美国的知名度高于在德国，美国同行认为：哈贝马斯的理解深度是无与伦比的，综合能力也是无与伦比的。
在西方，体现为宗教回归，在东方，则是“国学”复兴，它们中很多是前现代的遗存，远比理性主义更残忍、更狭隘、更幽暗，却装扮成救世主，执着地排斥理性。但它们抄袭了对现代性的种种批判，貌似深刻，可它们拿出的解决方案依然是极端愚昧的“信则灵”，习惯性地把个体感受当成真实性的依据。哈贝马斯的解决方案是：理性也分很多种，启蒙理性并不必然导致工具理性，身为现代人，应该坚持启蒙理性，只是要警惕它被工具理性宰制。启蒙理性不是工具理性，它是解放叙事，把人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使人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所以启蒙理性始终保持着批判性。而工具理性则只是管理工具，主张接受一切现存事务，从而丧失了批判性。启蒙理性与工具理性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需要人文精神的加持，一旦剥离了人文精神，它就会沦为工具理性。哈贝马斯试图恢复启蒙理性的批判锋芒，通过持续反省，解放认知兴趣，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建构起后形而上学体系。在他看来，现代性困境是工具理性入侵生活世界造成的结果，并非启蒙理性的必然结果。爱、情感、信仰等无需理性证明，它在交往中获得自己。维护这种交谈，就能克服现代性困境。哈贝马斯相信，在世俗化时代，人们必然会从传统的形而上学逻辑，转向商谈伦理，即一切规范都需经过自己的理性思考才有合法性，道德共识不再是历史、传统、圣人等的产物，而是由人与人的理解构成。哈贝马斯早年身处于纳粹塑造的集体身份中，这让他意识到，爱国主义绝非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体现在对自己民族和文化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但爱国者始终都承认，本民族文明只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民族成员只是人类大家庭的一员。民族主义则不同，它视本民族为“天选之子”，在精神上、文化上、历史上高于其他民族，在普遍原则面前，拥有“例外”权。哈贝马斯主张宪法爱国主义，认为宪法应高于文化认同、历史认同。他说：“在多元化的社会中, 宪法代表一种形式的共识。公民们在处理集体生活时需要有这样的原则，这些原则因为符合了所有人的利益，因而可以得到所有人的理性赞同。”
纳粹曾炮制出“雅利安人种优越论”，称自己为“优秀民族”。保存自己，即为保存人类优秀文明，这就自我授权——为了本民族的“生存空间”，可以不择手段地屠杀“劣等民族”。为此，纳粹创造出大量的精神象征物，时时刻刻提醒德国民众，让他们相信，自己的血胤是独特的、神圣的。表面看，这些行为符合集体利益，是合乎理性的，但事实上，它们根本经不起理性的推敲，是彻底的非理性。通过把粗鄙称为血性，把无耻称为实干，把偏狭称为忠诚，把强制称为锻炼……纳粹德国迅速退回到中世纪，德国人民在虚假的神圣感中，被一批批送上前线，化为炮灰。哈贝马斯认为自己是爱国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说：“我是德国的爱国者，也是德国文化的产物。”然而，哈贝马斯特别申明，他之所以爱国，源于理性沟通，源于“二战”后德国转型成为一个和平国家，而不是源于德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习俗和精神，他对后者创造出的身份，保持着高度警惕。▌“后英雄主义”如果赢了，欧洲就彻底输了
简单了解哈贝马斯的思想后，才能明白，《战争与愤慨》更多是写给德国民众的，它是一篇醒世文，而非具体的政策指导。首先，哈贝马斯对德国民众普遍的“道德义愤”有所警惕。无数德国人坚定地支持乌克兰，他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挥斥方遒，可世界上真会一夜间诞生这么多圣人吗？激动大家的东西究竟什么？是不是因为不愿面对真实的自己，才用道德表演，加以掩盖呢？哈贝马斯发现，那些豪情万丈、要求德国承担道义责任的德国人，大多出生于战后，他们只是从历史书上了解战争，没经历过亲人死亡、家园被毁之痛，他们以为，冥冥之中，道德判断将决定战争的最终结果。然而，核武器会摧毁一切，一旦爆发核战争，所有人，不论善恶，都会统统死去。在核战争的阴影下，欧洲人真能享受到“公理战胜”的快感吗？这种道德爽剧的代价是什么？哈贝马斯不想讨论具体的战争方略，他更想提醒人们，当你壮怀激烈时，掌控你的很可能是认知缺陷，你正变成它的奴隶。核战争是一个零和游戏，如果无人接受“失败者”的身份，那么，所有人都会成为“失败者”，这违反了此前人类战争的全部游戏规则。现代人有一种误会，以为只有通过“眼睛对眼睛”的硬刚，才能让对方明白你的底线在哪里，才能在博弈中取胜。所以，冒险、勇敢、坚定等天然正确。在哈贝马斯看来，“二战”后德国最宝贵的经验是审慎态度。德国不再寻求成为欧洲强国，而是接受了东西方阵营的桥头堡的定位。其结果是，北约最终采取了“再武装”德国的方案（虽然法国对此很不爽），而后来戈尔巴乔夫更是出乎意料地同意了两德合并。审慎态度创造了德国的“无害”形象，不仅两面获益，且使德国摆脱了“后殖民怨恨”。德国不用像俄罗斯那样，不断追问：为什么欧洲人不喜欢我？为什么不考虑我的利益？为什么我被遗忘了……于是，德国不用提出“没有德国，这个世界还有存在价值吗”这类问题，不用描绘出一个“美丽新世界”，来宣泄内心的愤怒。德国没有被失败绑架，因为德国放弃了所谓的“英雄情结”，放弃了所谓的“尊严”。在《战争与愤慨》中，哈贝马斯特别引用德国作家亚历山大·克鲁格的话：“战争只能教我们缔造和平。”哈贝马斯和德国作家亚历山大·克鲁格的合影。
哈贝马斯希望德国依然保留这份审慎态度，而不是被虚假原则所引领，或被大而无当的华丽辞藻所误导。即使德国在乌克兰的冒险取得完胜，如果唤醒了崇尚英雄的旧梦，则德国可能又会回到曾经的失败中，这将是最糟糕的结果。在哈贝马斯看来，传统英雄主义多少还有务实、理性、利益计算的一面，而当下德国最大的麻烦在于，叫嚣战争的多是从没经历过战争的外行，他们没有组织，没有具体方案，也没有行动边界，只有一堆口号。他们拥抱英雄主义，并不是因为他们真有英雄气概，只是想用它来解决现实困境。这些困境包括贫富差距拉大、年轻人的发展空间受限、生活缺乏激情、找不到自我等，他们忽悠别人去牺牲，来治疗自己的精神苦闷。“后英雄主义”来自对现实的愤懑，却刻意回避现实问题，它全力打造出一个幻觉，这个幻觉不仅左右了一个个个体，甚至还可能左右整个社会。所以，哈贝马斯写道：“他们不是现实主义者，而是本质上充斥着空想主义。”《战争与愤慨》振聋发聩，它提醒人们，应走出“短视的必胜主义”的遮蔽，回归理性，真正看到当代社会利益分歧的多样性，从而在日渐激化的、从多元走向两极的趋势中，踩下刹车。可惜，太多人被肤浅的利益分析所诱惑，他们不知道，“后殖民怨恨”是一个加速的过程，“帝国”概念看似遥远、不切实际，可它一旦深入到价值观、情感和文化规范中，反思便再也无法约束它，则另一场战争将难以避免。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战争与愤慨》，国内读者主要有两种态度，一是“你看，我说对了吧”，视此文为自己立场的背书；另一是“哲学家果然靠不住，他们该被时代淘汰了”，然后继续操练仿冒的价值理性。两种态度均属自说自话，体现出我们对外部世界了解极端匮乏，既看不懂别人的真实想法，也不明白别人选择的原因。而这就很可能落入“后殖民怨恨”的陷阱中，无法自拔。《于尔根·哈贝马斯：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作者：（德）斯蒂芬·穆勒—多姆，译者：刘风，索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重建启蒙理性——哈贝马斯现代性难题的伦理学解决方案》，作者：杨淑静，吉林大学哲学系2008年博士论文亲爱的读者们，我们的读者交流群成立了，欢迎扫码添加客服，备注“进燕京书评读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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