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从“劳动价值生产”到“非价格公共价值生产”
——陆航程原创《公权融资与国土证券》之二
——我们可以把中国上古时代，被百姓称作“君子”、“大人”、“圣人”的、为百姓提供“社会关系调节”无偿服务的人们，称作“公共价值生产者”吗？为什么可以这样称呼？他们的这种无偿服务具有“劳动价值”吗？这种“劳动价值”具有社会意义和社会必要性吗？
——我们可以把中国古代“公权制”政府组织的水利工程、抗灾工程、抵御外族入侵的防御工程、便利社会交通的道路桥梁工程、运河工程的修建，称作“公共价值生产”吗？“公权制”政府，属于“公共价值生产”的专业组织机构吗？“公权制”政府从事的日常也属于“公共价值生产”的日常活动吗？
——我们可以把中国古代“公权制”政府组织的“公共价值生产”活动，称作“人本需求非价格公共价值生产”的初级形式吗？即：从人民根本利益、根本需求出发，建设人民大众共享、共用的基础设施，在使用时，所有人无需额外支付费用的公共价值生产吗？
——当我们将中国古代“公权制”政府的上述活动称作“公共价值生产”、和“人本需求非价格公共价值生产”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当时政府的“公权制”属性？
——当中国古代“公权制”政府开展“人本需求非价格公共价值生产”活动的时候，当时的政府真的是从“人本需求”出发的吗？当时的政府，有没有什么“私利价值”追求？
——“公共价值”、“公共价值生产”、“人本需求”、“人本需求非价格公共价值生产”、“公权制”国家治理制度体系、“公权制”政府，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都难觅踪影。这些产生于中国古代实践的概念归纳，早已融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中。这是不是“实事求是”的重要内容？是不是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基础？
——产生于中国古代“公权制”社会的“公共价值”、“公共价值生产”、“人本需求”、“人本需求非价格公共价值生产”、“公权制”国家治理制度体系、“公权制”政府，是不是现代中国必须遵循的原则？是不是建设未来“公权共享社会”的必由之路和基础条件？
——人类现有的理论体系，支持这样的价值分类和对价值生产的描述吗？存在哪些障碍和空白？我们需要做出怎样的努力，完成新概念、新观念、新理论的创新、创立？怎样尽早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工程？
概念创新
在我们探讨“公权责任”、“公权约束”、“公权制”在中国社会和中国传统实践和文化中的地位和实践过程中，我们涉及到了众多新概念的提出。在所有新概念中，最重要的有三条，第一条是“公共价值”和“公共价值生产”，这是超越“私利价值生产”的生产方式，主要指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共价值，还包括“公权制”政府创造的其他“公共价值”；第二条是“人本需求”和“人本需求非价格公共价值生产”，这是更高阶段的公共价值生产方式，特征是由国家主持建设的云智化重资产基础设施，产生的非价格公共价值、渗透到“私利价值”产品之中，而在中国的中古时代，也已经出现了其原始形态；第三条是“公权融资”，这是适应前面两条新生产方式的、独特的“公权机构”融资方式。至少在中国中古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公权融资”的初级形式（对独立、且自由的劳动资本资源的公共动员和调动）。
“劳动价值”，应分为“公共价值”和“私利价值”
人的需求催生价值，劳动是价值产生的必要条件过程，价值的生产、交换、转移、消耗，是价值的实现过程。劳动价值概念，概括了这个全过程。
人的需求分为“私利需求”和“公共需求”。
“私利需求”催生“私利价值”的产生。
“公共需求”催生“公共价值”的产生。
因此，劳动价值应分为“公共价值”和“私利价值”。
商品中体现的劳动价值，主要体现为满足“私利需求”的价值。即：商品是满足“私利需求”的价值载体。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围绕这个价值过程的经济体制和实现方式。《资本论》研究了这个过程。
“公共价值”当然是指“能够满足公众公共利益需求的劳动价值”。
而“公共价值”也必须通过劳动来产生，但“公共价值”并不能通过商品形式进行交换和转移，其价值转移，是“非价格价值转移”方式。这样，实现“公共价值”的劳动，也必须是一种“非价格价值转移”方式来组织和完成。逻辑上，这个过程在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之外。《资本论》没有涉及到这个过程。
大规模“公共价值生产”出现在至少5000年前的中国。其组织方式，便是“公权融资”实现的“公共价值生产”组织方式和生产方式。在商品经济出现之前，中国就已经出现了“非价格价值转移”的“非商品价值生产和价值转移”生产方式。
这样中国古代出现的劳动价值实现方式，就在客观上，把“劳动价值”分成了两类，一类是“能够满足公众公共利益需求的劳动价值”，即：可以简称为“公共价值”部分的劳动价值；另一类是“能够满足所有人、私人物质利益需求的劳动价值”，即：可以简称为：“私利价值”部分的劳动价值。
把“劳动价值”，分为“公共价值”和“私利价值”，显然具有重要的经济学和社会学意义。这样，把全人类创造社会价值的劳动，其使用价值，分成为“公共价值”和“私利价值”两类，这两类“劳动价值”，分别满足不同的社会及个人，其各自的需求范畴。
这样来分类，“劳动价值”概念，不再仅仅属于工人、农民的直接劳动的使用价值。那些属于政治、文化、艺术、社会工作等非物质生产性劳动，也具有了“劳动价值”。这部分劳动价值就属于“能够满足公众公共利益需求的劳动价值”，即：“公共价值”。而物质生产性劳动产生“能够满足所有人、私人物质利益需求的劳动价值”，即：“私利价值”。
对于社会来说，无论是“公共价值”、还是“私利价值”，都具有社会性，都是“社会价值”的一部分，都同等重要。在未来完全的“公权共享社会”实现之前的任何社会，都缺一不可。无论“公众公共利益需求”，还是“私人物质利益需求”都属于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即：“人本需求”。
在“私利价值”不能实现全社会普遍、均衡满足的历史阶段，“私利价值生产”占据主体地位。在“私利价值”基本得到全社会普遍、均衡满足的历史阶段，“私利价值生产”需求弱化，“公共价值生产”生产需求强化，“公共价值生产”及“人本需求非价格公共价值生产”就会逐步上位。
“公权机构”和“私权机构”
代表并组织、推动、保护“私利价值生产”的权力机构，即属于“私权机构”。
代表并组织、推动、保护“公共价值生产”的权力机构，即属于“公权机构”。
“公权制”国家和“私权制”国家
以代表并扶持、维护“私权机构”为社会主体利益导向的“国家治理制度体系”，可以叫做“私权制”国家治理制度体系。“私权制”政府为维护“私权机构”利益服务，抑制“公权机构”权利的合理扩大。
以代表并扶持、维护“公权机构”为社会主体利益导向的“国家治理制度体系”，可以叫做“公权制”国家治理制度体系。“公权制”政府，为维护“公权机构”利益服务，保护“私权机构”合理发展，同时，抑制“私权机构”权利的无序扩张。
“公共价值生产”和“私利价值生产”
满足人民普遍的“人本需求”，是所有“公共价值生产者”、即：具有“公权意识”的政治家和社会工作者们的共同追求。他们不仅大力推动“公共价值生产”，满足广大人民的安全、民主、平等、公平需求。同时，也十分关注和推动“私利价值生产”，满足所有人、尤其是广大人民日益丰富的生活需求。
“人本需求非价格公共价值生产”
满足人民普遍的“人本需求”，就必须扩大“人本需求非价格公共价值生产”。
“人本需求非价格公共价值生产”，分为初级、高级两个阶段，或者说两种形式。
初级形式，即：让人民获得更多的、不需要另外支付价格的、共享、公用、共有的公共价值。主要方式是各种财政补贴。这主要表现为国家云智化基础设施投资尚未到位阶段，政府推动“人本需求非价格公共价值生产”的实现方式。
高级形式，即：到了云智化时代，由国家主持建设的云智化重资产基础设施，产生的非价格公共价值、渗透到“私利价值”产品之中，让“私利价值生产”通过工业互联网优化的现代产业链，也同时获得更多的公共价值。通过提高全产业链生产率，让“私利价值生产”产品价格更加低廉，内涵公共价值更高。显然，这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公权制”政府与“公权融资”
数千年前的古代中国，修建了许多巨型水利工程。不仅有两千多年前的郑国渠、都江堰、灵渠，一千多年前的大运河。更有5000多年前，在良渚城周边的南方水网地区、兼具拦蓄水和通航功能的巨大水利工程。关键是，这些工程的修建，不是通过强迫劳动，而是“公权制”政府，开展的“公权融资”方式完成的。只是融调的不是货币资本，而是劳动力资本，即：调动全体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来完成的。中国的长城，也是这样建成的。
深层理解
“公权制”与“天下为公”、“天下归仁”、“天下大同”
即使在数千年前农业经济时代，生活在“公权制”社会的“私利价值生产者”，在公权文化氛围中，在“公权制”国家治理制度体系下，也不能仅仅关心自己的“一己私利”，也必须照顾到广大消费者的支付能力和普遍需求，要自觉做到薄利多销、买卖公平、关照老幼妇孺。古人用“天下为公”、“天下归仁”、“天下大同”来归纳和描述。
“天下为公”、“天下归仁”、“天下大同”的超时代性
上述这些用现代语言描述的“公共价值”、“公共价值生产”、“私利价值”、“私利价值生产”、“劳动价值”、“人本需求”、“人本需求非价格公共价值生产”等等，并不是中国古人的概念和意识，他们虽然不具备这样的现代观念，但他们从基本人性出发、从“良心”出发，用古代语言，在数千年前的农业经济时代，就表达了几乎与现代理念相同的“天下为公”、“天下归仁”、“天下大同”理念。在中国以外的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没有这样的意识生产条件和意识生产成果。
中国的“天下为公”、“天下归仁”、“天下大同”的传统实践和文化和理念追求，并不是中国古代制度的产物，更不是小农经济的产物。相反，是古代劳动先民，从社会实践中体会出来的“公权”文化意识，产生了古代“公权制”制度体系。这种“公权”文化意识，推动了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市场经济的高度发达。推动了“大一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的“天下为公”、“天下归仁”、“天下大同”的传统实践和文化和理念追求，早已超越了时代、超越了制度、超越了生产方式、超越了民族、超越了地域。这些理念，不仅支持当时的社会需求，也满足现代社会需求，还支持未来社会需求的实现。
“心性”与外在“义理”应用形式
是古代劳动先人，独立思考、判断、选择和实践行动，创造了当时的政治制度、社会形态和经济模式。古代劳动先人的独立思考、判断、选择和实践行动是“心性”的内涵。政治制度、社会形态和经济模式是“心性”内涵的外在“义理”应用形式。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变化了，“心性”内涵会随之变化，政治制度、社会形态和经济模式等“心性”内涵的外在“义理”应用形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在应用上也需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时的变通，即：权变。这是儒家学说的精髓。
西方“启蒙”与中国传统实践和文化典籍
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显示，西方所谓的“启蒙”，其实那些最著名的“启蒙学者”，都是中国传统实践和文化典籍的热烈追随者和崇拜者。这些“启蒙学者”，将中国传统实践和文化理念，根据自己的理解，转换成西方哲学语言予以表述。才有了西方文化的“启蒙”，开启了现代经济和现代文化的进程。这充分说明，中国传统时间和文化理念的“超现代性”。也说明，中国传统实践和文化可以转换为体现中国传统实践和文化真谛的现代哲学语言来表达。
完成新一轮对中国传统实践和文化的现代语言深入表达
西方人根据自己的理解，在数百年前，完成了对个别中国传统实践和文化概念的、西方式现代语言初步表达。但西方的表达，是脱离中国社会应用实践体系的。当下，我们要根据中国传统实践和文化及其社会应用实践体系，完成新一轮对中国传统实践和文化完整的、体现中国传统实践和文化真谛的现代语言深入表达。
西方永远无法学到中国传统实践和文化的精髓
西方启蒙学者，可以将部分中国传统实践和文化理念、以西方式哲学语言传播到西方各国，为西方现代化奠基。但个别理念的移植，并不能全面体现中国传统实践和文化的真正精髓。学不到中国传统实践和文化的精髓，就不可能改变西方文化中最狭隘的“重利轻义”的顽疾。西方那种，只有利、没有义，只有私权、没有公权。这样的“劣根性”，使得西方人永远无法理解中国传统实践和文化的精髓，即使实现了对中国某些理念的语言描述“现代化”，也永远在利益冲突中纠葛，最终走向衰败。
中国传统实践和文化的精髓在于“君为轻、民为贵”；在于从政与从商在行业上完全区分和分离、分割；在于“官不与民争业”、剥夺官员从商牟利的权利；在于把人看作是思考的主体，人民有独立思考、判断、选择和行动的能力；在于把“官以外”的人群看做一个整体性的“人民”；在于“义”高于“利”；在于“天下为公”、奉公抑私。这是西方文化完全不能学到，甚至完全不能接受的。
中国传统实践和文化不受时代的局限
中国的“天下为公”传统实践和文化，并不因现代工业时代、云智化经济时代的到来而失去活力和社会价值。相反，只有中国的“天下为公”理念，才能让中国和世界，摆脱狭隘的“私利价值意识形态”局限。让新时代，在“公共价值”、“公共价值生产”的发展中，让世界更加丰富起来，更加丰满起来。
“公共价值生产”不排斥“私利价值生产”
“公共价值”和“公共价值生产”的壮大和发展，并不会影响和限制“私利价值”、“私利价值生产”，而是能够为其输出更多的公共价值能量，让“私利价值”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获得更低的生产成本，让“私利价值生产”产品，获得更强的市场竞争力。
中国劳动人民具有独立思考、判断、选择和行动的能力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并没有“劳动价值”、“公共价值”、“私利价值”、“公共价值生产”、“人本需求”、“人本需求非价格公共价值生产”这样的哲学概括。却有本质上属于“公共价值生产”、“人本需求非价格公共价值生产”的成功社会生产实践。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在古代中国，每一个劳动者都是独立的生产者，他们自主生产、自由经营。乡村集市，就是自由经营的市场经济雏形。西方没有这样的独立自主经营的农业生产者。因此没有创造出这个历史阶段的自由经营、自由买卖的市场经济。中国从来没有西方那样的奴隶制。因此，中国劳动人民具有独立思考、判断、选择和行动的能力。西方的农奴形成了顽固的依附性。西方的思维者是受过高等教育贵族。中国的思维者首先是全体劳动者。这样形成的文化和文明，必然具有完全不同的两种特质。
在中国，优秀的思考者是对劳动者思考和实践成果的总结，并在再实践中，接受劳动者的监督和检验。经验性，是中国传统实践和文化特征之一。“公共价值生产”、“人本需求非价格公共价值生产”，早已存在于中国古代的生产实践中，中国社会和人民均因此而受益匪浅。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只要从“亲资本”归回到“亲民本”路线上来，自然就可以大力发展“公共价值生产”和“人本需求非价格公共价值生产”。
在中国“亲资本”是暂时，“亲民本”才是历史主轴
在中国“亲资本”只是一时的现象，“亲民本”、“亲人本”，才是历史的主轴。因此，在中国存在从“亲资本”归回到“亲民本”、“亲人本”路线上来的必然性。而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在社会层面，从来没有“亲民本”、“亲人本”的历史传统，只有“亲资本”的社会主轴。对这些国家来说，从“亲资本”到“亲民本”、“亲人本”需要一次革命性的“跃升”，社会结果不发生巨大变化，就没有、“亲民本”“亲人本”的机会。
社会财富普遍的“公共价值”属性
世间所有价值财富，从“存量”状态来看，均包含着“公共价值”和“私利价值”两部分。而从“流量”状态来看，“公共价值”大大高于“私利价值”。甚至可以说，所有流转和积累中的价值财富，无论是否“私有”，都具有“公共价值”属性。“私有”只是一种暂时的“存量”状态。
突出“私有产权”、“私利价值”是狭隘的
因此，西方意识形态，强调私有产权，突出“私利价值”，无视甚至否定“公共价值”，是狭隘的、短视的。在西方“私权制”社会中，“公共价值生产”、“人本需求非价格公共价值生产”，必定会受到限制。这样就大大限制了社会财富的创造总量。西方的“跛脚型经济”，必然不断进入失衡状态，最终爆发各种危机循环。
否定中国传统实践和文化，是西方摧毁中国人文化自信的手段
西方意识形态制造出“文明出自西方”，“中国只有愚昧落后没有文明成果”，这样的奇谈怪论，来打击中国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由于“五四”运动期间兴起、受日本文化影响的“新文化运动”，提出“砸烂孔家店、不读线装书”，“仁义道德虚伪礼教，字里行间只有吃人二字”。一时间，国内很容易接受西方否定中国传统实践和文化的说法。
中国传统实践和文化是“由思维模式决定的社会运营模式”
其实，仅仅从字面含义谈中国传统实践和文化，就永远无法理解中国传统实践和文化。中国传统实践和文化不仅仅停留在文化艺术层面，在上万年的传承中，中国传统实践和文化早已深殖于社会机构层面。中国传统实践和文化永远意味着一种“由思维模式决定的社会运营模式”。中国传统实践和文化是一种社会“大一统”文化，是一种社会文明。这种中华文明不局限于生产力水平、不局限于农业经济、不局限于政治体制，任何生产方式和政治体制，只要进入中国，就会沿着“中国思维模式决定的社会运营模式”运转。
文明对比
“公权制”国家与“私权制”国家运营结果差别
西方“私权制”国家做不到的，未必“公权制”中国做不到。“公权制”中国做得到的，未必西方“私权制”国家做得到。一穷二白的“公权制”中国，实验成功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用时都比西方“私权制”国家短。这就是中国传统实践和文化、中国思维模式决定的“社会运营模式”的威力。“公权制”中国可以做到“疫情清零”，而西方“私权制”国家只能“与病毒共存”。这就是文明差别、就是“中国思维模式决定的社会运营模式”的差别。
美国的医疗实力、财力、物资筹集能力，都高于中国。但为什么“公权制”中国仅仅二个月，就做到了“疫情清零”，承受住了各种变异毒株的攻击，短期内就从个别传入城市和地区彻底封杀掉？而“私权制”美国却因疫情死亡80多万人，两年了还控制不住疫情再度爆发？
“公权制”才是中国传统实践和文化的最高成就
可见，“公权制”才是中国传统实践和文化、“中国思维模式决定的社会运营模式”的最高成就。“公权制”并非新中国的首创，5000年历代王朝都实行的是“公权制”，只有蒋家王朝背离了“公权制”，实行西方的“私权制”，短期内就走向灭亡。只有“公权制”可以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举国协同，战胜一切困难。这样的意志融化在每一个没有被西化的中国人心中，这就是“中国思维模式决定的社会运营模式”。
“私权制”是西方发展的枷锁
同时，“私权制”是西方意识形态国家文化的集中体现。“私权制”以“利”为核心的社会结构，必然是充满利益冲突的社会，“私权制”体制无法将社会意志统一起来，“苟以利合必以利分”，无法形成“抗疫合力”，因此，抗疫必然失败。
在西方，若想大力发展“公共价值生产”、“人本需求非价格公共价值生产”，几乎是做不到的。在中国，就是自然而然的必然结果。这就是中国价值财富在数十年内赶上，甚至超过西方列强的根本原因。西方国家只追求“私利价值”。而中国是“公共价值”与“私利价值”共同增长。才具有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
“公共价值财富实力”是最大的财富来源
中国不仅有战胜一切困难的意志和意愿，更有组织举国力量的“公共价值财富实力”。西方缺少的就是这个“公共价值财富实力”。这个“公共价值财富实力”也是社会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未来社会中，会越来越成为最重要的财富实力。
这个“公共价值财富实力”看似无形，实则有形。存在于“公权制”国家的政策合力、组织合力、及民间“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意志合力之中。是国家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看不到这部分“公共价值财富实力”，必然判断失误。美国和其他西方“私权制”国家每每战略判断失误，在战争中，在竞争中，每每受挫，就是看不到、或者不承认“公共价值财富实力”对世界经济具备决定性影响的结果。朝鲜战争如此、越南战争如此、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还是如此。中国抗击疫情的能力更是如此。
为满足资本需求、体现资本价值而设立的GDP统计指标，仅仅计算了国家“私利价值”交易增量，不包含国家“公共价值财富实力”合力总量。如果未来有一种国家财富计算公式，包含了“私利价值”和“公共价值”财富增长的合力总量。未来的世界经济实力排序格局，一定会大不一样。
“私利价值”增量，仅仅是“劳动价值”增量的一部分，未来一定会仅仅是一小部分。“劳动价值”增量更大的部分，一定是“公共价值”增量。尤其是“人本需求非价格公共价值生产”增量，才具有改变格局的力量。
“人本需求非价格公共价值生产”增量，改变世界格局
“人本需求非价格公共价值生产”，即：由国家主持建设的云智化重资产基础设施，产生的非价格公共价值、渗透到“私利价值”产品之中，目标是提高所有劳动者购买力增量，大幅度提高社会总需求，同时，降低社会生产总成本。大量的“劳动价值”以非价格方式为全民共享，“价格消失”范围逐步扩大。
而“价格消失”的结果，就是“交易和分配消失”，“交易和分配消失”，就意味着产权变得没有意义。当产权不再是交易和分配的前提。人们不再关注“私有产权”总量，而是关注共享财富总量。“私利价值生产”的社会地位，就开始让位于“公共价值生产”。社会经济结构格局，就会发生本质性的变化。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就必然会发生。
发生这一切的根本性前提，就是“公权制”国家治理制度体系，和支持这个体系的“公权文化”、“公权文明”。最深层的则是中国传统实践和文化中对人与人的关系的定位。
在中国人与人的关系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义”的层面，一个是“利”的层面，中国讲求“求同存异”，即：在“义”的层面求同，在“利”的层面“存异”（蔡子曰）。这样才能达到意志的统一。万年来，中国人民在各种斗争和冲突中，总结了众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价值认同的价值资源。这是中国的“公共价值”宝贵资源。也是世界文化中的宝贵“公共价值”资源。
而西方只有“利”，没有“义”，因而只有弱肉强食的争夺，没有“义理”层面的统一。于是不能形成广泛认同的公共价值资源，不能实现“公共价值财富实力”的有效积累。
西方，虽然并不乏追求“公共价值”、值得学习的高尚个人和小团体，但整体上却由于“利益区隔和坚守冲突”，难以形成广泛共识与统一行动。因为与高尚个人和小团体同生的是凶恶无比的黑恶势力。这样的社会结构无法向“公权共享社会”平稳过渡。
西方国家之所以无法消灭“黑恶势力”，因为在“私权制”体制下，在所谓“三权分立”国家机构中，保有“黑恶势力”的代表，立法执法权利体系中无法消除“黑恶势力”的影响。这是“私权制”国家结构性毒瘤，这种“中世纪”遗毒不除，就不可能进入真正的文明世界。
高级阶段
“公共价值生产”、“人本需求非价格公共价值生产”的初级形式，早在“公权制”中国的远古时代就已经出现，即使在其他“私权制”国家也有各种显现形式的表达。反应出这些生产方式，都属于人类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
人类生产方式总是要向更高阶段发展，现代计算机、区块链、宽带高速网络等技术，提供了这样的生产力条件。在“私利价值生产”继续发展的同时，生产和向社会提供了大量的“非价格公共价值”。为了适应和充分发挥这样的生产力、价值生产的新模式，合理使用、占有、分配海量的“非价格公共价值”，防止这些“非价格公共价值”被私人资本吞噬、利用，造成“非价格公共价值”私有化、制造出实现资本野蛮增长的“经济怪兽”，损害国家、“公权机构”和消费者的利益。在这里，需要改变的是生产关系。更需要把“新价值形态”的生产、占有、管理、分配，纳入法律的“新规则”。
然而，这样的生产关系调整，对“私权制”国家来说，是最难实现的。“公权制”国家比较容易分辨“非价格公共价值”这样的“新价值形态”。“公权制”国家强调“社会生产力要素”的协调发展，在资本、土地和劳动三项“自然生产力要素”之外，特别加入了“社会关系结构”作为“社会生产力要素”的关键要素。因而总能从社会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出发，对“社会关系结构”、即“生产关系”，这个“社会生产力要素”及时进行调整和改变。
虽然“私权制”国家，客观上“社会关系结构”、即“生产关系”，这个“社会生产力要素”，也具有重要地位。也进行适当的调整。但是，“私权制”国家的使命，就是保护私有资本的发展。当“非价格公共价值”这种“新价值形态”出现以后，一定会首先成为资本侵占与吞噬的对象，阻止任何不利于增强私有资本利益、而改变生产关系的努力。
生产力的发展不会停止，生产关系是否随之改变，决定着各个竞争对象们未来竞争地位的变化。能够顺应历史趋势改变生产关系的国家必然获得领先优势。否则必然走向衰败。这就是当下中美之间竞争地位变化的本质。焦虑、遏制、打压，都无济于事。问题不是中国发展太快，而是美国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改变，无法全面、即时跟上历史发展的脚步。
需要特别讨论的是：原本用于提高跨国企业内部产业链组织效率、产生于“私权制”美国个别跨国公司的工业互联网，在“公权制”中国，将不仅仅用于提高个别跨国企业的竞争力，而是广泛用于所有产业、整个社会。由国家，即：“非价格公共价值”主要产地的“公权机构”，主持建设云智化重资产基础设施，成为“非价格公共价值”的核心管理者，将产生的“非价格公共价值”、随着各种类型的工业互联网优化的现代产业链，渗透到全行业、跨行业、全社会、全覆盖的“私利价值”产品之中，让全国各类“私利价值生产”产品价格更加低廉，内涵公共价值更高。提高国家所有高质量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惠及全球消费者。这就是中国正在推动和发生的进程。
这个进程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超越“私权制”国家的生产关系局限，更在于，这样一种“人本需求非价格公共价值生产”，大大推动了“价格消失”的进程，促进共同富裕，全面淡化产权、所有制的重要性。是通向未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公权共享社会”的必由之路。中国的实践显示出，这个演进进程已经正式开始，而且发展速度一定会大大超越人们的一般预期。
这样一种“人本需求非价格公共价值生产”全方位组织能力和未来进程，只有“公权制”国家可以实现和开启，“私权制”国家无法实现这样全社会范围产业升级的组织力，更无法开启走向未来“公权共享社会”的进程。在这里，再一次体现出“社会关系结构”、即“生产关系”，这一“社会生产力”要素的改变，产生的巨大生产力潜力。这一进程是无法阻挡的。唯一受到限制的就是国家的财政能力。而“公权融资”恰恰能够完全化解国家财政能力的局限性。
未来展望
现代世界社会问题需要“人本需求非价格公共价值生产”来平衡
历史反复证明，只有“公权制”中国，才能有效治理重大灾难频发的自然灾害问题和社会治理问题。如今，工业革命带来的产业链分工与合作问题，产业链分布问题，云智化经济时代网络安全、有效服务与投资负担问题，工业智能化与劳动被排挤的问题，制造业与资本经济失衡的问题，以及全球均衡发展问题等等，都需要依靠社会治理能力来处理，更需要发展“公共价值生产”和“人本需求非价格公共价值生产”来平衡。尤其需要根据“非价格公共价值”的增多，及时调整“社会生产力要素”中，“社会关系结构”、即“生产关系”，的监管、分配关系。
根据历史事实，可以断言，西方“私权制”国家，无法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只能强化问题冲突的严重程度。因为“私权制”突出的是利益争夺，而不是“求同存异”。西方思维永远是迷信与僵化伴随左右，无法做到“世易时移、变法宜矣”。也完全没有实现各方求同的公共价值社会资源。更排斥“公共价值生产”和“人本需求非价格公共价值生产”。如何处理得了日益强化的现代经济内部矛盾？
“公权制”国家要靠“公权机构”管理“非价格公共价值”
“非价格公共价值”主要生产和输出机构，一般属于国家“公权机构”。如果这些“非价格公共价值”相对平均地输出到一般“私利价值”产品上，不必对这些“非价格公共价值”实施特别的管理。但如果“非价格公共价值”集中性地输出到私人资本投资的互联网平台的话，就需要特别管理和分配了。
比较方便的做法可以是：国家建立基于未来网络、面向全球用户的“数字中国”、“云上中国”统一平台，即：国家一体化算力网络系统，面向全球提供未来无限算力网络定制化服务架构、国家级网络安全和用户信息保护系统。民间公司购买定制化服务空间、运营专业服务系统，降低社会投资成本。
这样一种架构，确保互联网平台享受的“非价格公共价值”输入，掌握在国家“公权机构”手中，通过定制化服务，向民间专业服务商输出“非价格公共价值”，并制定相应规则，保障终端客户获益，不被私人资本独占公共价值资源，扩大社会贫富差距。在走共同富裕道路的中国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
只有由国家“公权机构”主建国家“数字中国”、“云上中国”统一平台，即：国家一体化算力网络系统，才能保障国家网络安全和用户信息安全。让国家、产业和客户数据资源得到最有效的低成本运用。整体上降低运营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
国家“数字中国”、“云上中国”统一平台，即：国家一体化算力网络系统，面向全球提供未来无限算力网络定制化服务架构，民间公司购买定制化服务空间、运营专业服务系统，也能够保障服务的多样性、普遍性，有效防止数据资源的流失。
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
商品房国有土地地租利得私有化，在极短的时间内有力推动了商品房产业的发展，提高了银行信贷规模的信用资产支持，拉动了钢铁、建材、家电等产业的社会需求，提高了GDP增量。但同时房地产业的金融化扭曲了社会投资走向，脱实向虚、推高房价、投机炒作等市场沉渣泛滥，形成有房阶层和无房阶层的收入鸿沟，撕裂社会、扩大贫富差距，国家不得不强力压制房价上涨，“房住不炒”综合措施遏制了不良势头，但也限制了金融资产的有效积累和充分利用。
事实证明，无法依靠“国有土地地租利得”私有化形式，走商品房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理想社会。
家庭承包集体土地、即：集体土地地租利得私有化，曾经一时激励农民全力发展生产，但市场经济并不根据农民劳动付出的努力程度定价，城市劳动力价格吸引走了乡村青年劳动力，农资价格上涨速度超过农产品价格上涨速度，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无法承担和应对市场风险和成本，许多农户放弃农业劳动成为“食租者”。
历史证明，无法依靠“集体土地地租利得”私有化形式，依靠市场经济消灭绝对贫困、实现乡村振兴。
最大系统性经济风险来自经济发展失速
“三去一补一降”，本质上是对市场功能局部过旺的行政性调降措施。市场与调控是经济管理的两手。市场调降需要控制节奏，否则会造成经济发展持续失速，失速增大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果倒置就会失去补救机会。
供给局部过旺更要靠扩大需求化解
“三去一补一降”是做空措施，扩大需求是做多措施。做空得空、做多得多，做空必先做多，保持疏大于堵，保护市场投资热情。多空两者配合、保持市场“双向期待”，就能保持经济增速。市场功能局部过旺是“私利价值生产”过剩、“公共价值生产”不足。发展公共价值生产就是扩大需求。扶贫攻坚战以及乡村振兴战略，就都是扩大公共价值生产、扩大需求的措施。
出现市场功能局部过旺说明“私利价值生产”与“公共价值生产”结构失衡，本质是财政投资调控能力不足、调控措施不及时。重点是创立“社会化非资本融资能力”，强化财政投资及政府主导的“信托投资”能力，扩大需求、化解过剩，保持经济增速。
走共同富裕道路要靠“公共价值生产”
“房住不炒”要靠重新发挥商品房国有土地地租利得的“公共价值生产”来实现。居者有其屋要靠扩大公租房供给来实现，现有商品房国有土地地租利得私有化结果，也要靠国有土地地租利得公共价值的再生产方式，将已经私有化了的部分国有土地地租利得完成证券化，向全球提供可无限循环增值的国际公权储备资产证券化产品——国土证券，改变财富持有方式，加强投资流动性，让高房价壁垒化解于无形。
这就需要社会提供非财政、非资本、非债权、非股权投资，公共价值生产融资资源；需要政府完善“公权融资”无限循环增值机制，创立和培育“社会化非资本融资能力”，开发社会融资资源，开展围绕全球公众、现代“货币资本”的“公权融资”，进行信托化公共信用投资，弥补财政投资不足，解除因财政不足对国家意志实现进程的制约。
扶贫攻坚、振兴乡村，靠的还是“公共价值生产”。国家承担乡村公共开支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乡村振兴需要更多财政投资和非财政、非资本、非债权、非股权投资，公共价值生产融资资源；同样需要政府完善“公权融资”无限循环增值机制，创立和培育“社会化非资本融资能力”，开发社会融资资源，开展围绕全球公众、现代“货币资本”的“公权融资”，进行信托化公共信用投资，弥补财政投资不足，解除因财政不足对国家意志实现进程的制约。
“公权融资”效应如下：非财政、非资本、非债权、非股权投资，公共价值生产融资资源（社会化非资本融资能力）+政府完善“公权融资”无限循环增值机制=“公权机构”融资能力的极大扩张=政府主导的“信托投资”能力扩大=“公共价值财富资产”控制范围的迅速扩张=“私利价值”对社会生产力的束缚范围迅速缩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迅速实现。
“公权融资”弥补财政收入不足的投资缺口
发展“公共价值生产”和“人本需求非价格公共价值生产”，需要大量“非资本投资”来源。在现有经济结构中，只有财政能够承担这个投资责任。但是，财政的来源实在有限。当今世界，民粹盛行，世界已经失去了实行北欧高税制制度的条件。世界需要一种更好的扩大“公共价值生产”和“人本需求非价格公共价值生产”的融资体制。
数千年前，中国“公权制”政府发展“公共价值生产”和“人本需求非价格公共价值生产”，不是靠税收，不是靠财政投资，而是靠对“劳动力资本”的“公权融资”。劳动者的付出，为的是未来获得公共基础设施长期带来的“公共价值”增值。
新中国建国初期，资本匮乏、外部封锁，“公权制”政府，也靠围绕劳动资本的“公权融资”来调动全体人民的劳动积极性，战胜了无数困难，创造了无数奇迹。
进入新时代，人民收入有了较大提高，人民具有获取“资产性收益”的迫切需求。使得中国“公权制”政府，有机会创造围绕全球公众、现代货币资本的，新形式的“公权融资”体制，低成本地获得人民投资，“公权制”政府为国内外投资人提供“可无限循环增值的国际公权储备资产”证券化产品“国土证券”。短时间、大规模获得“公权融资”投资货币。投资人通过“国土证券”的可无限循环增值机制，获得交易套利收入。
“公权融资”不属于“债权融资”，无需还本付息。也不同于“股权融资”，无需提供分红。发起“公权融资”的“公权机构”，只要建立“公共价值生产”和“人本需求非价格公共价值生产”对公共土地的未来预期现金流贴现价值实现无限循环增值的机制。投资人就可以从“国土证券交易市场”上获得增值收益。
可见，世界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已经开始从“劳动价值生产”向“公共价值生产”、“人本需求非价格公共价值生产”、“公权融资”三位一体方向发展，构成世界快速进步的新引擎。这个发展进程将根本改变世界格局。其中最具创新价值的一个环节，就是新时代的“公权融资”。现代金融与货币，在这里大有可为。这个进程，不仅改变世界，也改变自己。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