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期间，人们的学习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中小学学生居家网课，各大高校也实行了更为严格的封闭管理措施，对学生群体心理健康产生了一定程度影响。
疫情之下青少年容易产生哪些心理健康问题？如何进行调节？如何解决矛盾？北京安定医院抑郁症治疗中心病区主任，精神科主任医师、心理治疗师沙莎接受了新京报记者专访，分析了青少年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并基于以往经验给出实用建议。
沙莎在心理危机干预方面有丰富经验，曾参与“5.12”汶川地震、北京“7.21”暴雨等多起突发事故的心理危机干预，2020年，她作为北京市属医院援鄂医疗队队员赴武汉抗疫一线奋战两个月，负责医疗队队员及重症新冠肺炎患者心理状态保障工作。
沙莎介绍，在心理发育上，25岁之前都可被称为“未成年人”。这是因为，虽然人的进行情绪感受和记忆管理的大脑边缘系统在15岁左右已经发育完成，但负责理解和控制这些情绪感受的大脑前额皮质一直到25岁左右才会成熟。神经发育的不均衡性会造成这样一个结果：孩子虽然和成年人一样能够感知情绪、情感，却没有成年人控制情绪和行为的能力。因此，无论是家长，还是学校，首先要知晓孩子们产生的各种情绪和行为问题的生物背景，明白他们的“身不由己”，然后在“求同”上花时间，让他们感受到被理解和尊重。
北京安定医院抑郁症治疗中心病区主任，精神科主任医师、心理治疗师沙莎。受访者供图
疫情状态下，青少年抑郁情绪发生率升高
新京报：在疫情防控期间，青少年容易产生哪些心理健康问题？
沙莎：先从应激源说起，应激事件就是应激源，应激源根据种类不同产生的后续效应也不同。我们可以将应急源粗浅的分为两类，一类是常规应激事件，持续时间短，暴露人群固定。比如火灾、亲人去世的重大创伤，此类危机事件影响的人群通常是固定的，暴露人群的应激反应通常都是由重到轻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可预测的。
另一类应激源作用是持续的、不可预测的。现在，新冠肺炎疫情就是持续的不可预测的压力源。新冠的感染源明确，但传播途径隐匿诡谲，难以防范，任何人都可能会成为暴露者。而在这样的持续且不可预测的压力作用下，人们有焦虑紧张等情绪反应就可以被预测。
从数据分析看，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时候，北京安定医院做了疫情下青少年心理健康情况调查，研究纳入了1100多名11岁~18岁的青少年，研究结果显示，存在抑郁情绪的人达到40%，有明显抑郁症状的人达到了30%。需要注意的是，研究所调查的是抑郁情绪不是抑郁症。
新京报：这个数字是高是低？
沙莎：对青少年抑郁情绪的调研缺乏全国权威流调，没有发生新冠疫情的时候，15%左右是业内比较认可的一个数据，就是说，100个青少年中有15人左右可能情绪上会发生异常反应，甚至达到疾病状态。
通过数据对比可以看出，疫情状态下青少年抑郁焦虑状态的发生率要高于非疫情状态下。当然，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可能有多重因素，其中包括疫情作用、感染的可能，居家导致的行动受限、居家产生的孤独感、以及与父母近距离接触产生的家庭矛盾、学业压力等。另外，网络使用也增加了孩子的非现实感，让孩子产生情绪，没有办法在真实世界中进行消化。
关注孩子学习成绩、睡眠、食欲等的变化
新京报：青少年出现心理问题前是否有“信号”？
沙莎：这种预测本身就是困难的，我尽量从经验角度给大家提供一些实用的方法。
从学习效果上判断，如果孩子学习成绩明显下降，家长就要关注了。有些家长觉得自己的孩子做事拖沓，学习效率不高，学习态度也不积极，但成绩没下降，家长就不要让自己太焦虑，可以再多一些观察和了解。
从症状层面上判断，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是睡眠问题，睡眠是居家状态下最容易被观察到的信号。首先，要观察的是睡眠本身的症状。孩子晚上入睡困难、失眠、容易醒（正常人醒来2次~3次可以接受）、醒来后无法再次入睡。其次，要观察日间功能状态。如果孩子夜间失眠但睡醒后精力体力很正常，这样的情况可以不给与干预。相反，如果孩子不仅失眠，白天醒来后也困倦乏力，精力差，注意力不能集中，以上两个标准都符合，说明孩子睡眠出现了问题，家长要关注。部分躯体症状，比如食欲出现明显的减退或增加，也要关注。
新京报：如果发现孩子出现心理问题，家长可寻求哪些方式解决？
沙莎：当发现孩子出现一些很可疑的苗头，建议家长先冷静，从多方渠道进行确认。可以与陪伴孩子的其他家庭成员进行沟通，老师也是非常重要的渠道。老师从上课互动、作业情况、作业中逻辑的表达、学习成绩等都可以发现端倪。
若发现问题，沟通还是家长首先要做的事情。家长可以与孩子聊一聊最近的状态：是不是不开心？发生了什么事情？愿意跟我分享吗？家长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是“邀请”孩子沟通，而不是强迫沟通。如果孩子出现明显的症状，比如发生自残行为，要寻求医生帮助。
不能简单粗暴制止，要在“求同”上花时间
新京报：疫情居家上网课期间，父母与孩子相处的时间增加了，在手机使用上产生的亲子问题比较突出。你对化解双方矛盾有什么建议？
沙莎：即使没有疫情，家长和孩子也对手机使用有不同的理解，也常因此产生亲子矛盾。应该说，疫情下的居家状态让矛盾更激化了。
冲突的本质是“因异求同”，因为我们有不同意见，才需要通过激烈的沟通达成一致，所以不要害怕冲突，但也不能激化冲突。一些家长采用命令的方式告诉孩子：你手机使用时间太长，你要收起来，甚至有的家长言语中带着粗暴，青春期的孩子是很难接受的。
在心理发育上，无论是儿童、中小学生，还是大学生，25岁之前都可称之为“未成年人”。这是有科学依据的，从神经发育角度来看，人的进行情绪感受和记忆管理的大脑边缘系统在15岁左右已经发育完成，但负责理解和控制这些情绪感受的大脑前额皮质，却是大脑中发育最晚的区域，一直到25岁左右才会成熟。
这种神经发育的不均衡性会造成这样一个结果：孩子虽然和成年人一样能够感知情绪、情感，却没有成年人那种控制情绪和行为的能力，所以面对孩子们无法自控的激烈情绪和行为问题，简单粗暴的制止和缺乏理解的主观评判，效果显然都不好。因此，无论是家长，还是学校，首先要知晓孩子们产生的各种情绪和行为问题的生物背景，明白他们的“身不由己”后，然后在“求同”上花时间，让孩子们感受到被理解和尊重。
人的精神发育是动态的，不仅是“未成年人”，就是成年人也不可能永远成熟，在某一刻情绪好时还挺理性，但当遇到压力打击时，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退行。
新京报：如何才能做到“求同”？
沙莎：在“求同”这件事上，家长要有耐心，要花时间，要坐下来和孩子谈，问问他对手机使用的看法，用手机主要干什么，学习占多大比重，娱乐占多大比重，他觉得使用多长时间是合理的。然后家长再说说自己的看法。交流的目的是了解各自想法，各自让步，对于手机使用达成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契约，包括手机使用的目的、时间等，并对契约的落地执行双方都可进行监管。可对违约和履约进行一定的惩罚和奖励措施。这种趣味又平等的方案我们在临床上比较推荐。
家长可能会觉得沟通麻烦，但孩子会感受到被尊重，感受到民主，且通过履约和违约实施过程也可对孩子性格起到塑造作用。
对于大学生来说也是如此，在校园封闭管理期间，学校也要给大学生更多表达合理诉求的空间，让他们感受到被理解和尊重，这需要智慧。
写情绪日记、运动，让生活规律起来
新京报：网上有一种说法“大学四年，疫情已经占了近三年”，疫情之下，高校严格封闭管理，大学生该如何进行心理调适？
沙莎：自我调节的前提是先做好自我科学有效的防护。然后还可以尝试增加对自身情绪状态的识别，可以写情绪日记，比如我今天情绪怎么样：愤怒了，焦虑了，我有什么话要对自己说，把问题罗列出来，这些都是直接进行情绪管理的方法。
扩展到行为方面，大学生首先要让自己的生活规律起来。近二三十年来，生物节律紊乱和情绪障碍高度相关越来越被医学所印证，现在一些药物和治疗方式都是基于恢复生物节律。居家学习、学校封闭，熬夜玩手机很容易造成生物节律紊乱，因此，大家可以先让生活规律起来，制定行动计划，做好时间管理。第二，运动是很好的减压方式。除此之外，听音乐、看书、看电影，包括整理收纳，都可以起到调节情绪的作用。
如果出现极度焦虑，还可运用“蝴蝶拍”进行自我安抚，“蝴蝶拍”是心理稳定化技术中的一种方法，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尝试。最后，可以利用社会支持系统寻求帮助，学校、社会都有心理咨询热线。
还需要注意的是，大学生生活在一起，彼此交流倾诉，互相帮助解决问题个人情绪问题是可以的，但要做到有界限。举个例子，大学生封闭在一起，关系好的同学总是找你处理负面情绪，这种行为本身没有问题，但如果某一天，同学发来自残的图片并让你帮忙保密，这种情况在青年人当中时有发生。我们可以尝试安抚同学，不过心里一定要清楚，这不是我们能解决的问题，这是精神科医生的专业范畴。
新京报：在现实中，有些人谈到去看心理医生、精神科医生比较忌讳，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沙莎：实际上，精神疾病受重视的程度远远晚于对躯体疾病的重视，各个国家都有这样的问题，目前西方国家情绪障碍的就诊率为20%~30%，患者对自己疾病有内疚感，大家对不熟悉的东西有恐惧心理，是可以理解的。
作为精神科医生，我们要做好科普，消除大众误区，让公众了解抑郁症、了解精神类疾病的不同种类，它是可以被治好的。所以，当青少年出现自残等严重行为的时候，一定要主动寻求医生帮助，不要有病耻感。
新京报记者 苏季
编辑 缪晨霞 校对 柳宝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