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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岁的博士生刘龙最初感到求职压力大，是在一次面试现场。候场区里弥漫着一种紧张的气氛，男生穿着西服，女生纷纷在补妆，他们带着简历、电脑，在准备即将开始的面试，“真的每一个岗位都是竞争很激烈的。”
刘龙是今年高校毕业生的一员。据教育部统计，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076万，同比增加了167万人，就业压力加剧。与此同时，在疫情和经济下行的冲击下，企业招聘需求却大幅缩减，今年也成了名副其实的最难就业季。
文｜程静之
本科生、硕士、博士：各有各的困境
23岁的李洋本科毕业已经一年了。此前他从未想过，自己找工作的经历会这么一波三折。他就读于浙江省一所本科学校的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以往，他的学长学姐们大多去了两个行业，一个是外贸公司，一个是教培机构。
李洋记得，大四上学期，也就是2020年秋天，他去学校招聘会现场，二三十家企业竖着广告牌，像摆摊一样一字排开，有许多学生带着简历去感兴趣的摊位咨询。李洋前后看了一圈，没有投递出一份简历。李洋想去互联网大厂，但他的学校是非985、211，这类公司不会专程过来校招。
2020年，在武汉光谷某商圈写字楼內，某培训中心老师在房间内进行线上教学。（图｜人民视觉）
李洋有自己的打算，大三暑假，他在新东方实习，做助教。疫情过后，他从线下教育转到线上，在学而思做过售后管理，在网易有道做过用户运营，“岗位不一样，但是教育赛道的总方向是一样的。”在三份实习中，李洋能感觉到线上教育正快速扩张，也能感到竞争越来越激烈，一起实习的同学要么是名校的研究生，要么是国外回来的留学生，企业给的薪水高，招聘门槛也高。
李洋学历上不占优势，决定放弃大四的秋招和春招，把时间用来不断实习，给简历增色。他的付出是有回报的，实习期的李洋表现不错，三个月里业绩排团队前三，leader很看好，不出意外，他将如愿转正进入自己梦想的大厂。
不巧的是，李洋最后一份实习结束，已经是2021年7月份。在那之前，从2021年4月起，“双减”就已有风声，但他埋头实习，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消息。对李洋来说，“双减”政策的通知是一夜之间下来的，紧跟着，公司就发了文件，说“只出不进”。原本许诺过给李洋这一批实习生的入职名额都被切掉了。
（图 | 视觉中国）
不久后，连新东方、学而思这样的线下机构也开始裁员，李洋朋友圈里的教培行业老人都纷纷跳槽，转做产品运营或者销售。那时，李洋已经毕业，错过了大四的最后招聘。行业的急剧变化让他感到一种不确定性，“感觉没有路可以走了。”他想过换一个赛道，重新考研，跨到法律专业，“总要掌握一门别人不能轻易替代的那种职业。”
但即便是研究生，找工作也并不容易。25岁的杨怡就是一名计算机专业的研究生，即将从北京一所重点师范大学毕业。2019年本科毕业时，那些没有继续深造的本科同学，基本都进了大厂，年薪三四十万。如今，杨怡自己研究生毕业，想再去找三年前那样的岗位，发现变得很难了。今年的大厂，不但岗位饱和，难以找到好工作，甚至还迎来了一波裁员潮。
2021年的秋季招聘会上，杨怡更多关注的是银行、研究所，以及其他的国企和事业单位。去年10月，她手上还没有收到一个offer，这在一个著名学校的热门专业里，并不常见。之后有半个月，她都处在焦虑中，“（害怕）自己会不会一个工作都找不到。”
《小欢喜》剧照
刘龙的焦虑感也是从去年秋季开始的。他是北京一所重点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的博士生。和许多博士一样，从读博开始，刘龙就规划进高校。按一般惯例，国内好的高校都要求海外留学经历。2019年，刘龙开始全力争取出国的事，“刷一年经历再回来。”意外的是，疫情来了，刘龙的留学计划泡汤。综合考虑下，他放弃了高校求职，开始寻找其他机会。
最初，刘龙一门心思想去高校以外的科研院所，“初期找工作还是比较乐观的，会选一些很高的平台。”2021年6月，他去了一个部级直属的单位实习，专业对口，领导对他的表现也满意。当然，要进入国企系统，还是得走正式招聘流程，参加笔试、人力面试、专业面试、以及高层领导面试。不过那时，刘龙丝毫没有焦虑，“感觉有很大把握。”实习结束，他一边专心忙毕业论文，一边安心等待这家单位的招聘信息，根本没太关注别的工作。
但等这家单位出了正式的招聘信息，他发现，招聘要求英语六级证书，而他没有， “一个硬性条件没有达标，才慌张了。”好在当时2021年下半年的英语六级考试还能报名，他立即参考了考试，等顺利拿到证书，距离这家单位的招聘已经过了一个月，“再给人家打电话，人家程序已经走完了，没办法的。”
《半泽直树2》剧照
那时，大部分企业的秋季招聘已经接近尾声，刘龙心里紧张起来，开始搜集各种工作信息。他关注了所有能找到的招聘公众号和网站，并用一个本子把各个岗位的截止时间记录下来，按照顺序投递简历。岩土、矿山、铁路、公路、建筑，但凡是跟土木相关的岗位，不管要求博士学历，还是硕士学历，他都会去尝试，一共海投了近50份。
一开始，刘龙收到的反馈特别少，这让他在一段时间内焦虑得经常在半夜醒来。后来他知道，当时已到年底，很多单位只是暂无反馈，而不是刷掉了他的简历。即便如此，经历了这一轮招聘，刘龙还是意识到，找一份满意的工作已经变得很难了。如今，刘龙养成一个了习惯，就是每天晚上12点关电脑之前，把各个网站再翻一遍，看看出了什么新的招聘信息。
更少的岗位，更多的毕业生
李洋、杨怡和刘龙的困境并非个例。程华是武汉一所重点大学的就业指导中心主任，做这份工作5年来，他最大的感触是，“（学生就业）越来越难了”。
2017年刚工作时，他负责做学生生涯规划的课程，一年开两三个课堂，每个课堂200多人。后来，他发现课堂容纳不了了，开始扩大，2018年做了15个，下一年变成了30个，现在一年有40多个课堂，学生还是选得很满。另一个例子是，就业中心会给学生做个体咨询，原来咨询量特别少，一个礼拜就一两个，现在每个星期有20个咨询额度，“放出来后是秒光的，就证明学生有困惑，有需要。”
除了学生工作之外，企业的服务工作也不好做了。程华说，以前到了招聘季节，他只需要简单组织一些线下招聘会，等着企业进学校，“有一种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的感觉。” 但这两年，为了沟通顺畅，程华找来了100多个学生主管，从企业打电话要来做宣讲会开始，学生就跟着 hr，帮助进校预约，报备招聘会，现场主持，一直送企业走，“采取一对一的服务”。即便如此，入校招聘的企业还是少得多了。
《白日梦想家》剧照
程华提供了一组数据，以他所在的学校为例，2021届毕业生就业招聘活动中，共有16000多家企业进入学校，其中线下参会单位5000多家，已经比疫情前的2019年少了近2000家。到了今年春招，形势更加严峻，因为疫情，3月中旬校门才开放，春招已经耽误了一段时间，程华赶紧去武汉当地的企业做邀约，得到的答复大都是，“招聘的指标很少，或者说已经招得差不多了。”
即使进校的企业中，招聘岗位也减少了20~30%，变化最显著的行业是教培、地产和互联网。“比如说恒大，万科、万达、碧桂园，原来建筑类的大中型企业，基本上一个不漏的要来招聘。今年几个老牌的大型企业都没来，有些来的（建筑企业），指标也少了，要求高了。”程华说。
反应在更大的行业数据上，智联招聘对本刊记者表示，根据他们的分析，2022年春节后第一个月，教育/培训/院校行业的招聘职位数较去年同期下降近50%，跌幅最大。房地产行业虽然在去年底放松了信贷政策，但房企风险尚未完全解除，今年首月招聘职位数同比下降30.3%。
但企业岗位紧缩背后，却是高校毕业生数量再创新高。根据教育部公布信息，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首次破千万，同比增加了167万人。首都经贸大学副教授毛宇飞从2015年开始，就在做与中国就业相关的课题研究，之后兼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的副研究员。他介绍，今年多出来的毕业生，和国家的扩招政策是相关的。而国家扩招，原本正是为了缓解就业形势。
（图 | 视觉中国）
毛宇飞分析本届高校毕业生的来源，其中既包括2018年入学的四年制本科生，2019年入学的三年制专科生和三年制硕士研究生，这三部分，本就在逐年正常扩招。另一部分毕业生，则来自2020年的扩招。毛宇飞说：“那时正好暴发了疫情，就业也比较严峻，国家出台了一些政策，以专硕为主的硕士生扩招了18多万名，增幅达到了20%。同时，本科生找工作也难，490多所高校、3400多个专业发布招生简章，发布了第二学位招生简章，规定的学制是两年，这批人也是今年进入就业市场，所以导致了数量的增加。”
另外，招聘方式也会带来招聘市场的细微变化。比如今年年初，因为新一波局部疫情，线下招聘很难举行，只能转到线上。但根据毛宇飞的观察，线上招聘的周期会延长，没有线下效果那么好。”根据2022年第一季度的大学生就业景气指数来看，毕业生在线求职人数上升，明显高于企业的需求。“可能会让大家感觉到内卷化更严重，学生就会焦虑。”毛宇飞说。
在就业难的大形势下，教育部办公厅近日发布通知，要求学校书记和校院长拜访用人单位，原则上新开拓单位不少于100家，促进“校企合作”，拓展就业渠道。程华也在加紧做这个工作，“校长都100家了，院系也要100家。”程华说，他对自己的要求是，每个月要带队走访一个企业。院系层面上，院领导班子每年也要带队走访10家企业。
程华所在的学校是重点大学，专业基础强，从近两年的数据来看，“校企合作”差不多能为学生提供13万个岗位，按照毕业生的比例算，相当于一个学生可以选择10个岗位。但程华估计，其中只有3万个是学生愿意去的，因为学生的择业观已经发生了变化。
《花束般的恋爱》剧照
供需结构性错配：有人找不到岗位，有岗位招不到人
做学生就业工作5年来，程华见到了太多企业的风风雨雨，“有些企业这个学期还牛得不得了，多少学生都要，待遇很好，到明年再问，垮了，变化非常大。”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疫情防控和经济下行的双重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学生倾向去国企和事业单位了。
程华所在学校，2021年有超过300人录用为选调生，比上一年增加100余人，“这个数据看着不大，实际上很说明问题。”因为程华所在的学校是工科类，学生动笔能力弱，考公务员原本没有很大的优势。但是现在，程华说，“学生不管有没有优势都要考，并且今年考不上选调生，明年接着考公务员。”为了配合学生的发展需要，程华所在的就业中心不得不开始做选调生与公务员笔试、面试的常态化培训，“这个事可不是一个学校在做，很多学校都在做。”
近两年，公务员扩招，对大学生就业压力起到了一定缓解作用，但实际上，扩招力量主要来自市(地)级及以下直属机构。据中公教育网统计，在2021国考招录中，市(地)级及以下直属机构计划招录5683人，占总人数的22.09%，比上一年增加了2297人。此外，还采取降低学历要求、放宽专业条件、不限制工作年限和经历等措施，鼓励应届毕业生深入基层，为基层一线补充鲜活力量。
然而，让程华感到矛盾的是，有些学生去了国企以后，会感觉到体制僵化，待遇低，不受重视，“并没有像之前想象的有那么好的发展，有可能一辈子个就混个研究员。”程华说，“我们有时候觉得，学生在基层也很可怜，但是从校友发展的角度来讲，我们还是希望有学生要到这些国企央企里去。”
在就业市场的挤压下，更多的高校毕业生只能选择体制内的基层单位。但另一方面，从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就业研究所报告的数据来看，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这些行业的优质岗位并没有减少。根据智联招聘介绍，今年春节后第一个月，计算机软件、通信/电信运营、增值服务和电子技术/半导体/集成电路行业的招聘需求，还同比分别增长40.7%、22.8%和19.5%。
这些变化与程华的观察十分相符。他说，在今年春招中，武汉的一些芯片行业的招聘量很大。他还感觉到，一些传统的制造业，比如海尔、海信、长安汽车，原来只是做冰箱、洗衣机、汽车，现在也做智慧交通和智慧家居了。“这些新的行业变化确实给学生带来了机遇。”
在毛宇飞看来，真正的问题在于，一些产业正处于结构升级阶段，但毕业生因为信息不对称，不具备用人单位需要的技能。“供需结构性错配下，学生高的岗位去不了，可能会转入一些低技能的岗位。”
为了改善这一问题，学校大多采取“校企合作”的办法。程华拿芯片行业举例，学校的老师会参与企业的芯片研发，或者做一些研究工作，下意识地培养芯片行业所需要的人才。另一方面，学校会邀请企业人士进课堂，给学生分享行业最前沿的技术。不过，在智联招聘的研究中，大多数的校企合作效率依然有限。“双方受制于资源、信息与精力有限，校企合作需求与效率的矛盾仍比较突出。”
《我，到点下班》剧照
对于毕业生而言，目前还没有出现一个成熟行业，能够替代互联网、教培行业，能吸纳大量人才。在就业问题上，他们依然需要寻找出路。其中，不少同学选择了灵活就业。毛宇飞曾做过一个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研究，统计了3万个样本，大概有10%的毕业生选择了灵活就业，包括自主创业，做电商直播。“学生基于个人兴趣，喜欢自由自在，并希望发挥自己的专长。”
在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冯帅章看来，对毕业生就业问题不应该过于悲观。“对于千万这个数字，不要恐慌，就好像说毕业生太多了，导致就业问题，我自己不是这样看的，国家人才越多越好，只要培养的是真正的人才，就能够创造出新的行业，新的机会。”
尾声
本科生李洋已经毕业一年，去年考研失利后， 2022年他预感到考研会再次失利，在老家吃过年夜饭后，就去上海找工作了。经过一个朋友的推荐，他如今在一家MCN公司做带货主播，李洋大学当过班长，参加过演讲比赛，能说会道，很适应这份工作。
他说，这份工作比较自由，一天直播四五个小时就够了，最大的缺点在于熬夜，时常播到凌晨一点才下班。虽然跟原先的教育赛道背道而驰了，但李洋也很享受在摄像头面前展现自己，在很多个瞬间，都有一种登上舞台的感觉。
《一点就到家》剧照
研究生杨怡在2021年11月如愿收到了一家银行的offer。之后，她在网络上查找了许多关于银行的职场信息，发现里面可能“狼性文化”较重，这让她感到恐惧。到了今年春招，她另外找了一家研究所，属于事业单位，“没有银行那么卷，不存在竞争。”
博士生刘龙海投了一轮简历之后，陆续都收到了回馈。他去面了一个矿山安全的岗位，很快收到了offer。这时，他反而感到犹豫起来，博士期间，刘龙虽然做过矿山的研究，但主要方向还是铁路和桥梁。“做了很多年自己的东西，可能会有一点执着，感觉去了是不是实现不了自己的价值。”后来，刘龙再三思考，还是拒绝了对方，“害怕不好再往回跳了。”他还在继续找工作。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李洋、杨怡、刘龙、程华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