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 越来越野蛮？

作 者：陈志武 知名经济学家，香港大学冯氏基金讲席教授与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耶鲁大学原金融学终身教授，默顿·米勒奖得主。

来 源：笔记侠（ID：Notesman）

第一个重点要回答的问题是，人类过去到底是越来越文明了，还是越来越野蛮了。

首先给大家看一组数据，在这个世界上，大概在几千年以前，也就是原始社会时期，一年中每十万人大概525个会死于战争；到了16世纪，每十万人有250人死于战争；到了21世纪，从2000年到2008年，只有0.3个人死于战争。

几千年来，战争死亡率大概下降了1500倍。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文明化的进程，的确是非常了不起的，也是非常显著的。

每年每国平均战争数也在下降

除了战争这种有组织的暴力外，一般暴力死亡是不是也有非常显著的变化？

同样根据StevenPinker的书，原始社会时期，大概十万人里一年有600人死于一般暴力，到了20世纪，每年大概只有0.8人（10万人中）死于一般暴力。也就是，就一般暴力来讲，人类的文明化进程也是非常了不起。

原始社会与西欧自13世纪以来的命案率

（每年十万人中多少死于暴力）

所以当我们看到电视上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发生暴力的时候，我们应该记住，把时间轴拉长一点，可能人类的走向不是那么悲观，是在持续往文明化方向发展。

当然，除了这些数据，我们也可从人们对暴力的接受度或态度上看到类似进步。

比如，古罗马时期的斗兽场建于公元72年，当时罗马人最喜欢的娱乐就是看角斗士厮杀比赛，特别是看到一个角斗士砍掉另一个角斗士的头、血喷头落，或者是人跟野兽进行血淋淋厮斗。

现代人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那时候的人会觉得血淋淋残暴是最好的娱乐，这本身就说明从古罗马到现代，人们对血腥的容忍已经大为不同，不再欣赏残暴。这也表明文明化的确进步了。

图：古罗马斗兽场

在欧洲，特别是英国，另一种流行的暴力形式就是决斗。决斗的历史是非常悠久。根据历史学者的统计，大概在15世纪的时候，英国贵族男人有25%左右死于决斗场。

到18世纪，只有不到3%的男人死于决斗。所以，18世纪末期之前的几百年里，英国社会的确越来越走向文明，

说回中国，古代对残暴的容忍度也很高。大家应该听过一个二十四孝故事，叫郭巨埋儿救母。说的是唐朝时期，郭巨家境贫困，他母亲非常疼爱孙子，自己总舍不得吃，把仅有的食物留给孙子。

结果，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廋。郭巨出于孝顺，决定把自己的儿子活埋，节省些粮食供养母亲。这个故事后来竟被传成佳话，以弘扬孝道。

怎么没人去想：难道活埋儿子这种暴力就没有问题吗？怎么可以容忍这种残暴？我们今天在中国不会听到谁再去推崇这种极端的孝，今天的人们不会认为这种残暴值得歌颂赞扬。

总的来讲，人类社会许多暴力现象要么没有了，要么大大减少。在相当程度上，文明已经战胜野蛮。

但是，如果我们只去看一般的史书，可能对人类文明化进程的印象不一定那么强烈。

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大家都以“劳动生产率”（即劳动一年的平均所得）作为判断人类进步与否的唯一指标。

我们可以通过GregoryClark教授的这张图来说明：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2000年的三千年里，人类社会的年均收入，也就是劳动生产率，基本上没有变化。

尽管那三千年时间里，儒家文化、基督教、伊斯兰教出现并发展了，也大大改变了众多人的生活，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因为这些事情都对劳动生产率没有实质性的影响，所以，对于劳动生产率来说，这些创举都是无用功。你会接受这些结论吗？

全球人均收入三千年变迁史（1800年设为1元）

Clark教授说，整个人类历史只有一件事值得研究，其他的都是没有太多意义的细节；那件事就是工业革命。因为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的生产率几千年没变，而之后则发生了跳跃式的变化。

戴蒙德的定论也吓人，他说定居农耕的发明是人类至今为止所犯的最大错误，原因就在于农业之后劳动生产率反而下降，因为定居农耕之前男人的平均身高是一米七五，之后则跌到了一米六二；女人的身高从原来的一米六七下降到一米五二！

他的结论也是根据生产率作为判断人类进步的唯一标准而得出的。这一结论显然很难接受，也跟前面谈到的人类暴力长期下降所反映的文明化进程相悖。这些结论所基于的分析标准显然需要改变。

因此，我在《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博弈》里重点提出第二个判断人类进步与否的指标，即人类应对风险的能力，也就是“风险应对力”。

如果人类的某项创举没有提升生产率但改善了人类风险应对力，那个创举也是进步的，推动了文明化进程。

同样地，如果一种文明几千年没有提升生产率但改善了人们应对风险的能力、降低了暴力发生率，按照“唯生产率论”这个文明可能是落后的，但按照风险应对力的标准，这个文明却是先进的；儒家文明等传统文明就是典型的例子。

当然，我不是说完全以风险应对力这个指标取代生产率，而是这两个指标同时要考虑、要兼顾，否则的话，我们关于人类文明的判断只会是片面的，会把人类做出的很多积极贡献否定掉。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研究把人的暴力行为、战争行为跟风险事件的发生关联上，道理很简单，就像《三字经》说的，“人之初，性本善”，人本身是很善良，只是后来意外的事件（即风险）发生了，使人们活不下去了，逼着他们计算一下从暴力能得到的好处以及要付出的代价，如果暴力的收益大于代价，那么，人很可能会去行暴，甚至发动战争。

如果人类自古就只生活在“正常”状态，就不会有苦难、暴力和战争；可是，现实并非如此，恰恰是那些不断出现的偏离“正常”的事件把人类逼上苦难绝路，带来暴力甚至战争，让“人之初，性本善”的人类变得野蛮。

原始社会以来，气候变化、地球异动、季节轮换，都会把人类打入“不正常”，由此造成的苦难迫使人们寻求降低天灾人祸冲击的办法，尽量使风险事件不至于影响生存。这就是风险催生文明创举的逻辑。

大家都知道长城的建立是为了防范北方游牧民族攻打中原。那么，游牧民族什么时候更可能攻打中原呢——旱灾时期。

旱灾一旦发生，人所依赖的食物链上的植物和动物都活不下去，北方游牧民族知道中原人在屋子里用坛坛罐罐储存了很多东西，所以打到那里肯定能抢到粮食，可以让他们得到一条活路。

人类应对“不正常”即风险的能力一旦提升，那么“人之初，性本善”中“善”的这一面就更能表现出来，人就会在文明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换句话说，今天的人更文明了、野蛮更少了，倒不一定是我们这些人本质上更善良了，而是因为风险应对力发生了很多变化，让我们做“好人”的选择多了。

所以，人类文明发展史是一部努力提升生产力的历史，也更是跟风险博弈的历史。

人类有哪些创举尽管没有帮助提升生产率但改进了人类的风险应对力呢？

第一类，迷信。

在中文里，“迷信”本身是有很强的贬义，我们以往对迷信的负面认知是需要调整和纠正的。“迷信”实际上是人类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一种反应，是多种发明创造。

想象一下，几千年前没有科学，先人也不知道世界上到底是谁决定哪里有瘟疫，哪里有旱灾，哪里发生地震；但是这些事件一旦发生，就威胁人的生存。

面对这种局面，当时的人有两种选择，要么觉得环境太恶劣了，不如选择死亡，要么就是靠聪明精英编一些虚构的故事，跟大家说：天上有雷公，雷公是掌控所有事情的，他整天在看着你是不是在做坏事，你如果做坏事的话，雷公要通过打雷劈你。

于是，就给人的社会带来了一些秩序，迫使人们守规矩、讲信用，强化人际跨期互助合作，包括共享资源、分摊风险，以此提升每个人应对风险的能力。

另外，迷信还起到了一个壮胆的效果。为什么沿海省份比内陆省份的人更加迷信？比如，广东、福建人远比我们湖南人迷信，尤其推崇妈祖、天后。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沿海居民靠打鱼谋生，但是人们不知道海上什么时候刮台风或出现其它“不正常”，所以，有人就虚构一套故事，说“如果出海之前举行仪式祭祀天后妈祖，你们就不用担心海上的风险”，于是，渔民出海前需要搞很多迷信仪式，以得到心理安慰，让自己有一种掌控的幻觉，出海时心情就会很平和。那真是“信则灵”！

从这个意义上，人类最早建立秩序离不开迷信的贡献。迷信的出现尽管不一定抬高生产率，但对于建立早期文明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促成早期的暴力下降。

第二类避险创举就是农业的发明和国家的起源。

尽管戴蒙德说农业的发明是人类到目前为止所犯的最大错误，但是，人类进入定居农耕后，不仅是驯化动物和植物，而且更是激励农民发明坛坛罐罐，去跨期跨季储存食物。

原来没有定居下来的时候，游牧生活的人是不可能制作那些又笨又重的坛坛罐罐的，不利于搬迁。

一旦定居下来、之作坛坛罐罐了，就能通过储存食物防范未来的“不正常”；这样一来，灾祸年份大家不至于为了求活路而去抢劫或攻击其它部落，文明就又迈出了一步。

传说中的“大禹治水”也是进入定居农耕后的中原人为了应对水灾风险。大禹把困惑中原人半个多世纪的水灾给治好了，并由此建立了夏朝。

如果真有这么一回事的话，那么中国第一个朝代——夏朝也是因规避风险而建立的。我在书中给出其它的研究和案例说明这一点。

第三类创举就是人类婚姻的发明。

大家可能都知道，人类原来是没有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婚姻的，男女杂居，只有性关系，但彼此间不存在婚姻的权利与义务；到原始社会后期，松散的男女婚姻开始出现，为“一妻多夫”的母系社会；定居农耕后，转向“一夫多妻”的父系社会。

再到后来古罗马时期，法律上开始只允许一夫一妻的婚姻形式，今天多数社会也只允许这种婚姻形式。

那么是不是也可以用风险逻辑解释婚姻制度的演变呢？

我给大家讲一个简单的发现：耶鲁两位经济学教授在80年代末期做的研究发现，在印度农村，父母喜欢把女儿嫁到很远的地方；而且越是有女儿外嫁远方的家庭，一旦发生灾害，那么这些家庭受到的影响会越小。

这背后的风险逻辑很明显，因为两个村庄相隔的距离越远，同时遭遇同样灾荒的概率就会越低，那么通过跨越两个相隔甚远的村庄建立姻缘关系，把两家人捆绑在一起、建立跨期互换的信任网络，两个宗族应对风险的能力就提升很多。

也正因为婚姻背后的这些利益，众多族人的利益，传统社会原来只有包办婚姻。年青人会认为“婚姻历来是爱情的结晶”，这当然是年青人和小说家的浪漫化想象，但从来不是现实，因为以前的婚姻首先是要解决生存挑战即风险挑战的需要，通过婚姻形成更广泛的跨期交易、风险互助的关系。

如果说“养儿防老”是农业社会的普遍风险保障手段的话，那么，婚姻是得到这一手段的前提。

第四类创举是宗族。

人类自诞生以来就需要彼此间跨期互助，因为单个的人是很难存活下去的。

人类最早是基于血缘关系建立跨期信任体系，血缘关系的天然性和不可改变性给人们提供了一种长久的、永恒的、不能改变的属性，基于血缘关系进行的跨期互助就有了互信的基础，尤其在儒家伦理规范之下，就不用担心对方会不会违约了。

但是，仅仅通过结婚生子是不够的，古人的死亡风险非常高，即使生20个孩子，可能好多个活不过5岁，所以，家庭内部的风险互助能力其实非常有限。

因此，你还是需要跟更多的人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资源共享、风险互助等跨期交换，这就是宗族背后的风险逻辑。

宋代儒士通过有组织地建祠堂、修家谱、仲月祭拜祖先等行为，加上族田义庄，把宗族凝聚力、宗族势力牢牢地建立起来；这样一来，把宗族转变成基于血缘体系的内部金融市场，通过儒家的名分等级秩序、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孝道文化，把宗族关系变得非常牢靠，族人间的互助变得可靠。

我们的研究表明，至少在明清时期，中国儒家宗族越发达的地区，暴力命案率就会越低，农民起义暴动的次数就会越少，灾害时期人相食的频率越低，这些地区的文明化程度就会越高。

长期发展下来，其人口密度比其他地区也会高很多。通过这些具体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文化发展两千多年，对中国社会提供的安身立命、风险保障的贡献的确非常大，也非常具体。

所以，通过引入风险视角，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的生产率提升没有直接的贡献，但是对于改善中国人应对风险能力的贡献是非常突出的，在这个意义上儒家文明在农耕时期是先进的。

另外，就是宗教创举，特别是关于宗教的保险价值。就像我前面说的，根据生产率是判断人类进步的唯一指标，不管是犹太教、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都像儒家文化一样，看不出来对生产率的提升有什么贡献；但是，通过这些共同信仰建立的信任网络，在本质上帮助信徒们实现教友间的风险互助。

芝加哥大学的几位学者在2007年发表了一篇研究发现，美国信教家庭在受到风险冲击的时候，要比那些不信教的家庭受到的冲击少40%左右，也就是说宗教参与可以带来40%左右的保险效果。

之所以宗教组织在西方社会和其他社会能带来这样的“避险”效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宗教组织有定期的礼拜、频繁的祷告聚会，使教友之间能够更好、更频繁地相互了解，交换信息，这样能够更好地避免搭便车、降低教友互助带来的道德风险。

结语

最后，我想强调一下，金融市场在八百年前左右出现，这对于提升人类应对风险的能力，迈出了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最大的一步，因为金融解决的是跨期价值交换，可以精准地解决风险挑战、避免“不正常”带来的冲击。还有就是商业市场的发展也贡献很大，因为商业市场解决的是跨空间的商品交换问题。

以前一旦有大的旱灾，北方游牧民族攻打中原的概率大大上升，因为原来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社会之间没有商业运输网络，所以旱灾会引发北方游牧民族攻打中原的暴力行为。

但是今天，即使是中亚社会发生大的旱灾，生活在河南、山西或者陕西的人也不用担心，原因就是今天有了跨地区的商业网络，帮助实现跨空间的互通有无，这种也大大提升不同地区的人应对灾害风险冲击的能力。

人类历史虽然时不时会出现一些倒退，让野蛮重新抬升、战争重新出现，但是，人类长久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并不缺乏规律，那就是文明最终会战胜野蛮，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正能量，也是长久的大历史告诉我们的。

从风险的角度解读文明变迁，让我们重新认识人类过去方方面面的创举，尤其是看到人类做的很多发明创造尽管没有提升生产率本身，但却帮助改进了我们的生存能力，亦即提升了风险应对力。

所以，一如我在《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中提出的，人类历史也是一部与风险的博弈史——文明发展史不只是生产力上升的历史，更是风险应对力提升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