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井彰夫：“全球化（Globalization）已经结束”，3月下旬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美国贝莱德（BlackRock）掌门人拉里·芬克（Larry Fink）的这句话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他指出，由于俄罗斯进攻乌克兰，至今的全球化已经无法持续下去。
与此同时，美国著名智囊团“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Adam Posen）也发表了题为《全球化的终结？》的论文。这篇论文虽然在题目中加上了问号，却同样分析了全球化的僵局。表示全球化倒退的“逆全球化（Deglobalization）”和表示全球化减速的“慢球化（Slow Globalization）”成了欧美媒体竞相使用的词语。
新兴国家也置身其中的现代全球化的起点，应该是1989年柏林墙倒塌导致东西方冷战结束，以及中国加快改革开放路线的90年代初期。
冷战结束后，东西方的隔阂消失，人员、货物、资金开始在世界各地自由流动。随着世界贸易组织（WTO）等不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企业纷纷瞄准全球工资最低、环境最完善的地理位置，推进了生产基地的国际化。这为俄罗斯及东欧等原共产主义阵营以及中国等新兴国家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契机。
在摆脱巨额国防费用负担的美国，还出现了“和平红利”的说法。从军事技术中诞生的互联网、全球定位系统（GPS）等技术向民间开放，成了信息技术（IT）革命的原动力。
资金也被放开，流向全世界。低通胀和低利率带来的丰富投资资金，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率，流向世界各地。对此起到支撑作用的是轴心货币美元，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RB）实质上以世界中央银行的身份君临天下。
但随着中美对立、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的出现，在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以往的全球化迎来了巨大考验。疫情下口罩供应短缺，中国防疫措施造成供应链混乱，乌克兰危机导致能源和粮食供应不稳定。
减少手里的库存并重视效率的“Just in Time（实时管理）”式经营抵御危机的能力十分脆弱，因此需要在思维上转变为防备紧急情况的“Just in Case（以防万一）”模式。
“新版本的全球化不仅需要高效率和低成本，还需要韧性”，5月2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代表戴琪在美国智囊团主办的演讲会上呼吁，全球化已经出现问题，需要进行升级。
罗夏咨询公司(Rorschach Advisory)代表Joseph Kraft作为应对新环境的方法，提倡“分离经营”。
这是不将人才、数据、供应链集中在一处，而是分离开来的方法，主要目标已由原来的削减成本转向降低风险。Joseph Kraft指出，特斯拉等美国实力企业正在美国和中国推进供应链分离，“在中国扩大业务的日本企业也需要尽快应对”。
国际金融世界也将改变。由于乌克兰危机，俄罗斯被剔出美元资金结算网。自年初以后，外国投资者还加快卖出中国股票和债券。全球资金也出现了分裂的迹象。
全球治理（国际统治）的制度疲劳也很严重。联合国对作为联合国安全保障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的俄罗斯的暴行也无能为力。WTO的功能持续失灵，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国家沟通渠道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建立的二十国集团（G20）首脑会议也已面目全非。
港口的货船（资料图）
在没有系统能将世界统一起来的背景下，有意愿国家正加速进行局部联合。美国除了日美欧七国集团（G7）外，还重视与英澳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以及与日澳印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
另外，美国总统拜登计划5月下旬访日时创建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IPEF）。而中国去年11月，申请加入由新加坡、新西兰等提倡的“数字经济合作关系协定（DEPA）”。
复合世界(multiplex world)是印度出身的美利坚大学教授Amitav Acharya提倡的新型国际社会。他将世界比作在一家商业设施中并设多家电影院的多厅影院。在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动摇的背景下，预计全球化将变得更加复杂。
代表最近20多年全球化的词汇之一是取俄罗斯、印度、巴西、中国首文字的“BRICs”。这是根据2001年高盛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发表的报告命名的一词。他关注的不是预测BRICs的高增长，而是提出有必要建立囊括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新兴市场国家的世界框架。
当笔者问吉姆·奥尼尔：如果你今天重新写报告，你会以什么标题来写。吉姆·奥尼尔回答说：“全球化没有结束，但样子已变”。
本文作者为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日经中文网）论说委员长 藤井彰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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