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截至5月10日，2022年以来离职的公募基金经理已超过100位，达到103位，也创出近几年来同期的新高。在众多离职的基金经理中，不乏像林森、董承非、周应波、崔莹、葛晨等明星大佬。个人以为，大佬奔私潮再起，不仅应该引起公募行业的重视，基金公司也须有应对之策。

从前几年同期离职的基金经理人数看，明显要少得多。比如从2019年至2021年，离职的基金经理人数分别为96人、77人、83人。尽管此前的人数亦不少，但涉及的公募明星大佬并不多。因此，今年一批明星基金经理的离职，既吸引了市场的眼球，其动向也颇受关注。

公募基金经理特别是明星经理公奔私已不算什么新闻了，此前就曾出现过。像当年华夏基金公司的王亚伟，在公募担任基金经理期间所取得的业绩市场有目共睹，其公奔私时不仅让市场“热闹”了一番，其创立的千合资本的相关产品净值，也常常让市场行注目礼。王亚伟的表现，也足以证明明星基金经理即使是离职后，也存在一定的市场影响力。

尽管众多基金经理的离职均表述为“个人原因”，但去向则各不相同。或加盟相关私募，像华安基金的崔莹加盟上海勤辰，董承非加盟上海睿郡资产；或创业创立私募公司，像中欧基金的周应波离职后创立了上海运舟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当然，也有基金经理离职后，告别这一行业的，而这样的例子亦不在少数。

自1998年公募基金诞生以来，20多年时间里，曾出现两次大规模的公奔私大潮。第一次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时，公奔私大潮悄然而起。虽然当时公募诞生已有10年时间，但仍然处于发展初期阶段，不仅相关制度建设不完善，基金公司对基金经理的激励机制亦存在不足，这是导致当年出现公奔私的最大原因。第二次公奔私大潮的出现，则发生于2015年前后。其时又有一大批明星基金经理离职，并奔向私募，以寻求个人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今年以来公募基金经理再现离职奔私潮，并且包含众多明星基金经理在内，确实不同凡响。

公募基金经理的奔私潮往往存在非常明显的特点。其一是人数众多，涉及的基金公司也较多。其二是奔私潮中，明星基金经理现身其中，并且受关注度较高。其三，每一次公奔私大潮的出现，也具有“择时”的特点。比如2008年发生了全球性金融危机，境内外市场一片风声鹤唳，上证指数从6124点下跌至1664点，股市处于低迷期。2015年前后，一轮牛市行情正在酝酿，并最终演变为“疯牛”行情。而步入2022年以来，沪深股市持续下跌调整，股市同样处于低位。

事实上，基金经理公奔私出现择时的特点，背后不乏考量。股市处于低位时，市场风险已大幅释放，像明星基金经理通过发行产品能够实现低位建仓，并为今后的盈利打下基础。私募行业讲究“成王败寇”，赚钱才是硬道理。通过做大产品净值，能够为今后发行更多产品创造条件，进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激励机制不足，以及寻找更大更好的平台是众多公募明星基金经理奔私的最主要原因。目前有的明星基金经理虽然年薪超千万，但仍然无法满足其“胃口”，为了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公奔私成为众多明星基金经理的选择。而且，相对于在公募公司“代人理财”，加盟私募、创立私募，更多是的为自己理财。更何况，相对于公募，私募机制更灵活，个人发挥空间更大，获得的薪酬有可能比公募多得多。因此，公募行业须在激励机制与平台打造上做好文章，以进一步提升对于行业人才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