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百年，重新认识这些荷兰艺术顶流

提起荷兰画家及经典作品，你第一个想到的是谁？ 

是梵高的《星夜》?

还是维米尔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荷兰作为文化底蕴浓厚的艺术大国，孕育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艺术家，给子子辈辈的荷兰人留下了旷世杰作。 

7月15日，是荷兰著名画家伦勃朗诞辰415周年的日子。这位荷兰历史上久负盛名的艺术家穷尽一生为艺术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擅长把控光与影之间的平衡，利用色彩和光影娴熟地展现人物、风景中的细节，为世界艺术宝库留下了一幅幅价值不菲的绘画作品。

在伦勃朗所处的17世纪，荷兰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大量的移民和先进的国家意识，在贸易和科学领域取得了飞速的进步。与此同时，荷兰富裕阶级的增加及社会的繁荣驱动了绘画界的蓬勃发展。 

处于21世纪的我们，或许无法切身地感受到当时社会的动荡变化和生活环境的飞速转变，但或许通过细细品鉴古典艺术家所留下的珍贵绘画作品，我们也能从中窥探出荷兰艺术家们丰盈的内心世界，及其为当代艺术留下的深刻思考和见解。

任何一个时代的艺术作品，都具有其鲜明的特点。那么荷兰绘画艺术百花齐放的17世纪，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荷兰知名大画师维米尔、哈尔斯、伦勃朗等人的作品都典藏于荷兰国立博物馆的荣誉画廊中，是众多艺术家的圣地。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爆发让博物馆在一夕之间变得空荡了起来。博物馆为了让受困在家的民众依旧能够感受到艺术的魅力，推出了荣誉画廊在线导览视频。 

《夫妻人像》 – 约1622 弗兰斯·哈尔斯 图片由荷兰国立博物馆提供

没有了往日川流不息的游客，博物馆显得格外宏伟壮丽。沿着台阶拾级而上，墙柱上的凤凰和栏杆尽头的恶魔雕像引领我们一步步叩响17世纪的古典绘画世界。 

不似当时风靡全欧洲的巴洛克风格画作，荷兰当时的绘画作品更贴近早期尼德兰画派的现实主义风格。在此时，荷兰多数艺术家更多地将画笔投向日常生活、人的情感及周边的自然景色。 

在荣誉画廊中，有一幅维米尔的《情书》。在挽起的窗帘中，我们透过敞开的房门，看见一位手握信件的妇女闲适地坐在椅子上，正扭头与一旁站立的女佣对视。画面中处处彰显着维米尔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把握：脱在门口的鞋子、门边放置的扫把、衣篓里随意摆放的衬衣……与此同时，妇女耳上戴着的耳环，在光的照耀下散发着熠熠光辉，成为画面中的一大亮点。 

《情书》 – 约1669-1670 约翰内斯·维米尔 图片由荷兰国立博物馆提供 

珍珠耳环，是维米尔在绘画中最常使用的元素之一。其最著名的画作《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便着重突出强调了珍珠耳环的存在。在画家的画作中，珍珠耳环通常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它代表着纯洁和美。因此，在《情书》一作中，维米尔不仅展现了平凡的现实生活，更突出了女性的美好品质。 

事实上，在维米尔的绘画生涯中，他将大部分的绘画主题聚焦于女性，描绘了女性倒牛奶、写信、弹琴等日常生活。她们或站或坐，她们沉思、微笑、凝视。画作中的每一位女性，不管是少女还是家庭主妇，都展现着最自然的状态。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  约翰内斯·维米尔 公共领域协议图片由荷兰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提供 

17世纪，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荷兰人开始重视家庭生活，女性也因此成为艺术作品的重要主题。生活观念的转变使得人们普遍将女性视为依附于男性的存在。在其他的绘画作品中，女性通常被塑造为忙于做家务和养育孩子的家庭主妇，以强调家庭生活的美德之处。 

然而，与大流的艺术家不同的是，维米尔并未将家庭、孩子和老人作为画作的主题。在他的作品中，你也很难找到壁炉、橱柜、摇篮和床。在他的世界里，女性毫无疑问是占据中心的主角地位，是自尊、平等、独立的纯洁象征，而不是传统上从属于男性的角色。 

曾有人猜测，维米尔画作中大量出现的女性和所突出的正面积极形象是受到其婚姻家庭的影响，更有甚者猜想维米尔或许是个“妻管严”。直到今天，也没有人知道其画作中的女性们到底是谁，但在观赏这些画作时，我们总能产生一种亲切感和熟悉感。 

她们可能是你，可能是我，也可能是世界上的每一位女性。她们平凡、普通，又温柔、自尊自爱，她们不再是谁的母亲，也不是谁的丈夫，她们从来不是谁的附属品，她们只是她们自己。

在伦勃朗所处的17世纪，“看到什么画什么”是大多数画家们遵循的首要绘画原则。因此，该时代的画家们所留下的作品大多反映真实的社会生活。而对于21世纪的我们来说，探索古典画作的其中一大意义便是从中挖掘历史背景及现实意义。 

作为欧洲国家的少数族裔人群，黑色人种在历史上通常受尽压迫与剥削。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黑人都是扮演着奴隶的角色，其社会地位相当低下。受到此现象的影响，大多数的画家通常都将黑人描绘成贫贱的负面形象，以此来突出画中白人的权力和财富，极大地忽视了黑人的个体存在意义。 

《新乌托邦从这里开始：赫米娜·豪斯沃德》 – 2019 艾瑞斯·肯斯米尔 图片由格特·扬·范·罗伊拍摄，费迪南德·范·迪滕事务所提供

17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大量的黑人涌入荷兰，居住于阿姆斯特丹。在彼时的荷兰，奴隶制仍是被严令禁止的，黑人的形象也还未被刻板定义为“奴隶”。因此，许多的荷兰画家将大街小巷的黑人作为画作的主题，呈现了当时生活在欧洲的黑人们背后的故事。 

《戴头巾的男孩》 – 约1635 格里特·杜 图片由汉诺威州博物馆提供 

伦勃朗之家博物馆举办了《这里：伦勃朗时期的黑人》主题展览。该展览汇聚了伦勃朗时期诸多以黑人为主题的画作。在伦勃朗的《两个非洲人》一画中，两位身着罗马风格服饰的黑人透过画作传递着自信的眼神。博物馆的网站对该画作的描述为：生活在阿姆斯特丹的自由人。 

《多姆·米格尔·德·卡斯特罗肖像》 – 1643 加斯帕·贝克克斯或杰罗尼姆斯·贝克克斯图片由丹麦国立美术馆提供 

由于受到刻板印象的影响，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黑人的社会地位长期低下，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也通常很单一。在许多的画作中，黑人人物通常不会作为画面的主角。无论画作中其所呈现出来的效果是否生动，他们通常也只是不足为道的众多无名氏们。 

然而，在该展览中，我们能够看到许多以名字命名的黑人肖像画，从中领会黑人在该历史时期的存在意义，了解黑人在社会中所承担的不同角色，并窥见他们的独立和自由。在这些画作中，他们可能是水手、军人等等别的角色，而不仅仅只是被明码标价售卖的“奴隶”或“仆人”。

《卡斯帕国王》 – 1654或1659 亨德里克·赫尔肖普 图片由柏林国家博物馆普鲁士文化遗产局提供

艺术领域的蓬勃似乎反映着17世纪荷兰的繁华与富足。然而，现实世界真的如画作一样美好吗？艺术在那个时代真的有足够的自由吗？ 

事实上，当时的荷兰与世界上的其他诸多国家一样，也受到了贫穷、内战和奴隶制的冲击。在看似无限光明的背后，也隐藏着数个权力相争的黑暗角落。 

1642年，伦勃朗受到阿姆斯特丹市市长及城市自卫队队长班宁·柯克的委托，为其射手连队创作一幅集体肖像画，以彰显其显赫的社会地位及阶级地位。为了更好地呈现画面中人物的立体感、真实感，伦勃朗突破了传统集体肖像画的表现手法，摒弃了将所有人物以平行或扇形排列的分布方式。他将画作的中心放在队长和副队长身上，并运用巧妙的光影对比使得画中人物跃然纸上，通过精心刻画了每个人物的表情和动作让画面更加栩栩如生。 

《夜巡》 – 1642 伦勃朗·范·莱恩图片由荷兰国立博物馆提供 

但这样一幅人物分布错落有致，明暗对比强烈，色彩层次分明的画作却在交付之初便惨遭批评与指责。在《夜巡》（又名《守夜人》）中，伦勃朗一共画了34个人物，其中只有16个是自卫队的成员。且伦勃朗在绘画的过程中更注重追求画作的艺术效果，忽略了队内不同成员的地位差异。一些地位相对高的人被画在画面的暗处，而身份低微的普通射击手却被画在突出位置。这一点引起了自卫队成员的强烈不满，为肖像画平摊酬金的成员认为每个成员的权益都应该受到保障，便强烈要求伦勃朗修改画作，将人物按照等级和地位依次排列。 

艺术创造与商业规则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但伦勃朗仍坚守着艺术的初心和自由，不愿盲目迎合商业需求。然而，在艺术市场化的大背景下，他的自傲和坚持并未赢得民众的支持。《夜巡》的“失败”让他遭受耻笑和诋毁。1715年，画作在转移至市政厅的过程中因尺寸过大受到裁剪。 

由于长期无人赏识，画作被随意地置放在自卫队的基地中。这副原本描绘白天巡逻场景的作品，在环境的侵蚀下，不复昔日的鲜艳光彩，光线愈发暗淡，场景似若夜间，因此被后人命名为《夜巡》。 

经历了数百年的研究，人们早已恍悟该作在构图、光色、情节和人物刻画上的完美之处，无数的艺术后辈也接踵而至，前来学习其绘画技巧。为了更好地保存《夜巡》，使其重现原貌，荷兰国立博物馆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巧妙地复原了缺失的边角，使原作的气势磅礴再次生动地展现在人们眼前。

《夜巡》修复期间，Tastenlöwe CCBY-SA 4.0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