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武汉重启了。76个难熬的日日夜夜，我的家乡终于活过来了，家人都安康。人总是善忘的，但我不能忘记。我将自己的经历写下来，只为多年之后，岁月静好之时，还能提醒自己，2020年的春节，我的家乡武汉病重，危难之时，贵人们拉了一把。
我是家中独女，和很多留学生的经历差不多，来美国读书后，工作，成家，留在了这里。去年，有了宝贝女儿，父母也特意来纽约帮忙照顾。
3代，5口人，第一次一起生活了半年。期间欢声笑语，当然也少不了吵吵闹闹，三个武汉人，一个香港人。我先生书呆子，性格温吞，国语又烂，基本上是无法跟得上武汉人的节奏。锅碗瓢盆，鸡同鸭讲，屁滚尿流，生活嗡嗡作响，一团乱麻。
6个月很快就到了，他们回到武汉了。我们相约2020年4月武汉见！2019年12月，我开始计划武汉之行，兴奋不已。有好几年没回去了，这次带着宝宝回去，家里还有84岁的老外婆，四代同堂，期待已久。
12月底，我订了皇家加勒比的邮轮，准备5月带着我爸妈，外婆和小女儿一起去日本玩。外婆还开心的说，我不会晕船的。
很快，所有的喧闹欢腾，在乌云逼近时，戛然而止。
12月31日，新年到来的头一天，先生的姐姐在香港给我们发来了一条短信。“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让我们多加注意。”我马上微信给了我爸妈，他们也在武汉朋友圈中看到这类信息。
1月3日，我在微信家庭群中，询问肺炎情况如何。爸爸回复，“看上去很平静，没听到事态扩大和严重的信息，但我们会注意的”
之后，武汉人继续忙年。爸妈做清洁，大扫除，大采购，妈妈参加舞蹈队的活动，烫头，腌鱼腌肉，忙的不亦乐乎。这个年，似乎与往年没什么不同。
1月19日，妈妈发微信“听新闻说新增了17例，不光是华南海鲜市场，其他地方也有了。马上要春节，会不会爆发啊。”这时，他们有点紧张了，但还没把自己当成主角。
这时，我们家庭群里，全部都是不明肺炎的新闻。不安和焦虑在蔓延。妈妈说，今年不走亲访友了，好吓人。
1月20日，我提醒他们赶紧去搞点口罩，采买一些东西。但这时口罩已经买不到了。我婆婆从香港给我爸妈发了短信，问他们要不要离开武汉，去别的地方暂避。情况不明，恐惧加深。
1月21日，我从英文Twitter上看到武汉恐要封城。爸妈觉得现在出去给人添乱，我们大武汉，几百万人留守，他们决定乖乖听话，呆在家。
1月23日10时起，武汉正式封城。
大年三十，爸爸，妈妈，外婆在家吃了有史以来最简单，最冷清的年夜饭。我们视频拜年。大家都要好好的哟。
1月27日，我发微信到家庭群，“你们还好撒？” 没有回应。视频通话，得知妈妈大年初二发烧了。但之后又退烧了。他们不想我担心，也就不想说了。
之后每天，我都在微信上询问，“还在烧吗，好点了吗？”这个非常时期，一个感冒都可以惊天动地。新闻说，“武汉医疗紧张，市民不是高烧，普通感冒，就在家。” 他们决定乖乖听话，不增加医院负担，在家吃点药吧。
因为他们已经很久没有感冒了，家中没有准备任何西药，只有一点中成药。爸爸开始担任起护士的角色，每天隔两个小时检测体温。怕不够准确，用水银和电子体温计做两次测量。记录下来妈妈的饮食，药量，反应，气色。很多天，妈妈的体温时高时低，但精神状态不好，也不太想和我视频通话。
情况不明，我担心爸爸被传染，建议他们两人分房睡。爸爸说不行，晚上要有人看着啊，万一有什么情况，也好有个照应。亲人哪里能真正隔离，不闻不问，就算明知道会被传染，会得病，也不愿意舍弃。
2月3日，爸爸传来微信，“妈妈已经有60小时不烧了”提着的心，落下了。这应该是好转了吧。
2月5日，整整96个小时没烧了。这真是个好消息，我告诉他们继续观察，因为65岁以上的老人是高危人群。而且家中只有3位老人，不能掉以轻心。
2月6日，我在家庭群里发了李文亮医生去世的消息。妈妈回复“我真的好心痛，他这么年轻，比你还小呢。”一整天，和很多人一样，为李文亮医生的去世而伤心。纽约那天，阴雨绵绵，我抱着孩子站在窗边，眼泪止不住的流。
2月7日 元宵节，原来噩梦才开始。“元宵节快乐” 无人回答，视频通话无人接达。出了什么事吗？外婆没有微信，亲戚都各自关在家。我开始焦躁不安。不会出了什么事吧。
妈妈再次高烧，这次烧得很高，喉咙肿痛，已无法进食，身体很虚弱，无法行走。84岁的外婆，吓哭了。爸爸开车拖着妈妈去医院发热门诊，不收。要先去社区医院开转诊单。
爸爸年近70，显然没有年轻时那么强壮，他背不起她。他拖着她辗转与各种程序，手续中。即使拖着，妈妈也太虚弱，坚持不住，她已经抗了两周，身体已经到达了极限。
爸爸把她留在车里，靠一靠，他自己出去跑。弄通了社区，可以去社区医院了。抽了血，照了X光，查了血氧饱和度。他们没有西药，也没有点滴。开了一点中成药，让回家等着。
“妈妈的症状很痛苦，吃不了东西，只能哭。你不要担心了，我们等着吧”
爸爸也开始发烧了。
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我们开始了远隔万里的自救。
我心里害怕极了，从未有过的害怕，眼泪止不住的流。晚上，哄宝宝睡觉，很晚也睡不着，很怕看手机，就怕手机里出现我不想面对的事。
手就不由自主的老想去拿。凌晨3点，宝宝突然呜呜的哭，闭着眼睛，像是做了什么噩梦。我心里更是乱极了，一夜未眠。
我开始找各种求助方式，武汉市长热线，人民日报求助，微博超话，发送微博。手不由自主的在抖，我写下第一篇求助微博。我的微博一般只发美食，从不涉及隐私。
我想到有好几个朋友都在组织美国华人对武汉捐赠的活动。我私下联系了纽约知名投资人陈教授，他也是微博大V。他毫不犹豫的帮我转发了微博，并且介绍了北京投资圈的朋友。那位朋友又介绍了武汉的医生朋友。
总之，所有人都在把自己能想到的资源统统贡献出来。武汉医生朋友回复，“现在武汉医疗资源极度紧缺，还是得找社区。”
我的微博经过几个大V转发后，阅读量居然到了800多万。很多人转发留言。大部分都是好心人，但我实在没有时间去回复一般性的问候，只能搜寻实实在在的救治信息。
即使这么多人转，但类似我这种情况的人可能真的太多太多了。床位真的就是这么紧张。我的心好像沉入了海底，大声疾呼，却没有人能听得见。我绝望极了。我对着先生和宝宝，大哭起来，“我们该怎么办，没有人能帮我们了”
待我心绪稍微平复，我想，没有药，也没有医生，也不能干等着啊。不能就这么等死，太不值得了，4月我就会回去，还要一张四代同堂的全家福呢。
我和先生兵分两路，我用各种中文社交媒体，寻找身边朋友，继续求助。他联系MIT的旧同学。他正好有一个同学，现在是美国顶尖医院的癌症重症专家。虽然平时联系不多，但年少求学情谊，加之医者仁心，他虽然在参加婚礼，马上就和我们通话讨论病情。毕竟，新冠病毒是全人类面临的难题和灾难，不止是中国。
他看了我父母在社区医院的X光，他觉得就像素不太高的片子来看，肺部感染情况不算很糟糕，但他也无法断定是否是新冠。他马上找到了他的学长，哈佛医学院毕业的放射科医生一起看片。两人都觉得，就目前情况看，避免交叉感染是第一要务，很多轻症病人是可以痊愈的。而且，很有可能只是一般流感，只是没有药物，病情加重。另外，要赶紧弄药。
这些话，让我们紧张的神经，放松了一点。开始第二步，弄药。
武汉药品实在是太紧张了，完全买不到抗病毒和消炎的药。之前纽约投资人陈教授介绍的一个朋友是医生，在海南。她也是我们湖北老乡，非常热心，在药品紧缺的情况下，从她小师妹手里拿了几盒药，要寄给我父母。但武汉封城，很多地方都不寄武汉了。
药是弄到了，但寄不出去怎么办呢。她急得团团转，找到了顺丰海南的领导，“这是寄到武汉的救命药啊，一定帮帮忙”两天后，我父母收到了药。她还告诉我们服用方法，注意事项。
救命之恩，无以言表，我发了两封红包给她。一天后，红包退回。“我是医生，治病救人是天职，希望你父母能尽快好转。”
但药只能维持3天，还得继续弄药啊。无奈下，我发了两个朋友圈，跪求药，跪求邮寄，很多同学，朋友都在想办法买药，寄药，但很多地方都寄不出去。
我找到了纽约好闺蜜Allison和NY coffee club群主Angelene,我知道她正在组织为国内捐献医药物资的事情，已经忙了很久。她真的很热心，她让我把求助信发到群里，看有没有人可以搞到药。很快，群里的罗女士和Charles私下联系到我，他们找朋友，找亲戚，帮我买药，寄药。群里的朋友纷纷问候，打气。
陆续，第二批，第三批药都寄到了。父母上海的朋友帮忙买到药，但寄不出去。我微信上的朋友知道后，又拜托其他人，像滚雪球一样，大家都来出力。
不知道是不是心里有了希望，妈妈的情况开始好转了，吃了药后，精神一天天的好起来。爸爸也不发烧了。他们平时就很爱运动，注重保养，硬抗了近两周，竟也慢慢完全恢复了。
这一个月以来，我虽然住在纽约，但我生活的全部就是武汉疫情。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
我感恩所有未曾蒙面，萍水相逢的好心人，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有人说，疫情就是一面照妖镜，你不知道人与恶的距离是这么近。其实，人与善的距离也很近，这些善良的灵魂，在我们摊上倒霉事的时候，拉了我们一把。(文章写于2月24日)。
这是我今年上半场的故事，在记录这些时，我还不知道我要经历下半场。现在纽约成为了新的疫情中心，我们现在经历着武汉前期经历的一切，医疗资源缺乏，我们躲在家，半夜网购抢菜，祈祷平安。
2020年很难，但总有勇敢的人保护我们，总有善良的人帮助我们。武汉已重启，相信纽约也会。待世界安好时，不要忘记这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