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湖北记：76日后，更漫长的等待

2020年1月23日，900万人的武汉城选择筑起一道樊篱，阻挡突如其来的疫情继续扩散至全国。

76天后，城市重新开启，春天终于降临到这座50万株樱花竞相开放的城市。热爱过早的武汉人，在今天早上吃上了久违的热干面；着急离开的人则早早收拾好行李，在火车站机场等待零点到来的那一刻。

那是生活回归正轨的信号。那句划破深夜的凄厉的“妈妈”哭声，那行鼓励六旬儿子挺住的加油信，以及发生在这座城市里的更多生离死别，都留在了今年这个春天的记忆里。

这场灾难，它不是均匀地分割在每一个经历者身上 。而对于试图走出灾难的武汉乃至湖北人，接下来的考验或许同样艰难——它关乎人心，是超越疫情的更复杂的存在。

4月3日，晚间18时左右，北京西，这趟名为G4822的专列从始发站恩施而来，途经宜昌、荆州、潜江等地，9小时后抵达北京。

阔别两个月后，小添（化名）第一次置身于北京这块让他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上，快要谢幕的落日余晖洒在停于铁轨上的列车，以及站台那些匆匆而行的背影之上，暖意融融。

图片来源小添

小添有感而发，写下一条朋友圈：

这比他原定的返京时间晚了6天。

3月23日的晚间23时24分，户籍湖北天门的小添收到了一条来自北京疫情防控系统的短信，短信提示，填写相关信息后他就可以返京了。当即，他选择29日回京。

3 ⽉ 24 ⽇，北京市防控发布会上，北京市副秘书长陈蓓宣布“北京有序做好滞留湖北⼈员返京⼯作”。湖北人由此看到了希望，次日，第一批800人由鄂返京。

图片来源小添

据网友汇总，返京流程是先接收到短信通知，之后通过“京心相助”填写个人信息，在京所在地社区会核实相关信息，经审核通过之后，12306铁路系统才会开放选票，继而可以买票返程。

但小添所在地的居委会告诉他，“⽬前通知只接受滞留湖北的京籍⼈员。”

心一凉。

他还是选择继续操作。3 ⽉ 27 ⽇，“京心相助”提醒小添通过了“返京审核”，他再次看见希望，此时距离他上次提报 29 ⽇出发的计划线路，还有两天不到的时间，然而，他还没有收到订票信息。

3 ⽉ 28 ⽇，依然没有。他从网上查询经验，有已经成功返京的湖北人分享：通知短信一般在提前一晚的凌晨到来，需要两⼩时内⽀付完成。

距离29日越近，小添越焦虑。他反复拨打北京市民热线12345，得到的答案和社区工作人员口吻一致，“⽬前通知只接受滞留湖北的京籍⼈员。”他质疑，25日从湖北返京的人是如何通过审核的，但终究是无解。

那天，他拨打了50遍12345，后来，电话接起来，接线员的第一句就是“你好，你是XX先生吗？”

他不愿放弃，转而拨打 12306，被客服告知铁道部只是协助发票，需要收到相关部门名单之后，才能分配座位发布信息。湖北 12345则告诉他，湖北⽅⾯没有权限管理，只能由北京审核，北京通知。

时间如沙漏般流去，小添却无能为力，他也⽆法更改或预约其他乘车时间。

小添将自己的经历发在微博上，没多久就被推至话题页前三条，微博下的评论转发有百余条，他们是和小添有着相似经历的渴望返京却不得的人们。

29日来了，如同被时间遗忘的人，小添第一次返程失败了。

在家办公的日子，让他觉得琐碎又疲惫，他渴望早日正常复工。回到北京是通往正常的第一步，他却卡在了这里。

他不甘心，很快开始第二次增补返程信息。在手机上确认4月3日的时间后，他隐隐紧张了起来，这如同一场赌博，“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运气很好的一批人。”

12天后，他终于回到在潘家园的家。

但他加入过的群里仍然消息闪烁，“30日未能返京人员”“31日未能返京人员”“1日未能返京人员”……在这些群里，群友们互通信息，以求在信息不透明的世界里，找寻到一些慰藉。

朦胧的世界从午后开启。在家宅的两个多月里，小陈习惯晚睡晚起，因为这样，白天的时间可以被耗去大半。

4月6日，中午醒来的小陈在人民日报官微一篇【#还有2天，武汉又要见面了#】的推文下面留言，“能尽快出台离汉需要哪些材料吗？”

小陈今年大四，家住武汉，在黄石读书，在成都实习。

武汉确定4月8日解封后，他就开始准备回成都实习。但“想”和“行”之间隔着很多山。

首先，根据社区通知，离开武汉前，需要先去定点医院做核酸检测。成都那边，因为是合租，小陈的室友并不同意他回去，所以他需要自己去集中隔离点参加隔离。而学校那边规定的答辩日期是5月20日，回学校答辩前，他还要先经历新一轮核酸检测加集中隔离——这意味着，他可以留在成都的时间只有十几天，最早4月22日开始实习，最晚5月5日结束。

核酸检测和集中隔离都需要自费，这对于一个没有收入的大学生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花费。

而旷工快3个月，对于一个实习生来说，意味着失去机会。“我还挺喜欢这份工作的，我想留在成都。”

但疫情之中，他并没有太多选择的机会。这届毕业生很难，他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

家在湖北孝感的小林，为了生存已经回到北京，“再不回来就没工作了，而且我也快没钱了。”她乘坐的高铁在4月3日中午12点发车，但上午10点时，她还不知道到北京后要住在哪里。

她要参加集中隔离。

在《北京日报》和北京本地宝发布的消息上，对由湖北返京的人员提出的要求是“居家隔离的人员原则上要实施单人房间的隔离。”她自认为符合要求，但社区认为，合租不行。

酒店也不好找。小林联系了家附近的几家，对方开始都表示可以隔离，隔离期满也可以出具隔离证明，但听说小林来自湖北，马上就拒绝了。

于是，购票后那几日，她每天都和社区沟通解决方案，但见效甚微。领导的电话要不到，街道也给不出什么答案，直到出发当天早上，社区打来电话：可以为她联系到750元一晚的酒店。

她粗略算了一下，隔离14天，花费近1万——她三月的工资到手只有5400元。

电话里她忍不住哭了，她想不明白，为什么只是想正常回去复工，却要承担这么大的代价。

电话那头的工作人员也有点慌。三个人轮番上阵，试图安抚她。最后，距离发车还有2个小时，她确定了落脚处：一间150元一晚的公寓。

到达北京的那一晚，她提前拜托合租室友把被褥带来。这间陌生的公寓里，什么也没有。一切都来得那么迅速且狼狈。

4月7日，武汉解封前一晚，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介绍，目前北京全市共设置了280个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具备同时隔离医学观察2万余人的能力。为了做好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工作，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特别编制的《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的设置标准及管理技术指引》已经公布了3.0版。

在车里蜷缩一夜后，睁开眼已经是7点多，这道光很熟悉，哺乳期的小羽曾经在许多个这样晨光中醒来。眼下不同的是，身边没有了那个小人。

4月5日，凌晨12点，小羽和老公一行自驾从黄冈出发，一路都很顺利，十几个小时后，地图显示距离北京只有100多公里。此时，导航里的道路变成深红色，小羽眼前所见全是一片橙红的尾灯。

堵车了。小羽决定改走国道。

他们也没有太多选择。出发已经1000多公里，行车近24小时，这时候不能也不允许他们返回。

到河北固安，他们准备找进京口，却发现已经关闭，此时已经是11点多。他们当即决定，就地找酒店住一宿，第二天再启程。

但打遍了附近所有酒店的电话，他们得到的答复都一样：不接受湖北人。拨打了110 后也是无果。

电话里这些礼貌而冷冰冰的回复，如同一堵铜墙铁壁，树在“湖北人”的身份面前。

小羽只能反复试。他们沿着国道，围着近在咫尺的北京一圈圈的打转，几个小时，绕了200多公里。疲惫与焦虑掺杂涌来，最后，她都忘记误打误撞在哪个进京口，登记显示他们是白名单，可以进京。

小羽有些紧张。工作人员表示要联系社区是否接收，但当时已是凌晨，社区办公电话已经无人接听。在拨通社区工作人员的个人手机号并得到明确答复后，小羽终于被放行。

从入京口到所在社区，小羽只用了半个小时。但在进京口的等待，用了5个小时。

4月6日凌晨2点，他们到达久违的小区门口，在车里等待着明早8点半前来核验的工作人员。

小羽庆幸自己没将宝宝一起带来，20多个小时的车程，5个多小时的堵车是老人小孩都受不住的，但更为真实的原因是，社区规定，房间里再多一个人，他们全家就要去集中隔离了。

走的那一天，是小羽宝宝最后一次喝到妈妈的母乳，小孩现在才5个半月。

“谁想把孩子这么小就丢在家里面？”

4月8日，汉口火车站，武汉解封后，首趟列车于6点25分发车，高铁上一句广告语瞩目“更好的时代，值得更好的你。”

（注：感谢小李、小文、小小对本文亦有贡献，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受访者皆为化名）

注：作者系新浪创事记常驻作者。你还可以在大风、企鹅、头条等平台找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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