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老师，我的论文用了“文献研究法”

撰文｜罗东

把“文献综述”认作研究方法，在开题报告或毕业论文里一届接一届，年复一年，犹如一种无声的传统。这一场误会并非因为老师在课堂上是这样讲的。毕竟，极少有作为老师的研究者会认为那是方法。

我们在视频里提到截图里的吐槽“段子”——如果“文献研究法”算研究方法，那么，熬夜写论文要叫“熬夜法”，导师发飙要叫“发表法”——有意思的是，发截图的学生说来自老师朋友圈，而老师在朋友圈说，也只是他听来的“段子”。看来它流传太广。不如说，天下导师苦“文献研究法”久矣。当然，正如教育学者姚计海在《“文献法”是研究方法吗——兼谈研究整合法》（《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7期）一文中说的，确实有研究者认同“文献研究法”。他们的文献（document）包括历史档案、报刊、影像、书信，或关于学分、课程的记录，或书籍上留下的笔记、书架的磨痕等等，并不是“文献综述”的参考文献（literature）。即便如此，也不是所有的作者都会声称自己使用了“文献研究法”。这是因为任何一篇研究历史文献的文章，都在研究文献，倘若叫“文献研究法”，则无异于什么方法也没用。如果说这尚且存在争议，有人认同，有人不认同，那么开题报告或毕业论文中的“文献综述”连“文献研究法”也不是。

这一误会，或许还是因为整理和分析文献太难，费了许多精力，以至于得称之为研究方法才能与付出匹配。这几乎是潜移默化的选择。而这些反而意味着，“文献综述”在我们心中的地位终究不高。只是它在形式上最接近一篇学术论文的“模样”。

国内人口学者乔晓春长期主持开设一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暑期班，参加培训的包括学生和青年学者。他为此写过一本犀利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离科学还有多远？》，质疑研究者“想当然”太多，实证精神太少。人口学的专长是量化研究。他说的实证主要是指数据收集和统计分析。从事质性研究的研究者当然另有一番说法，也倾向于慎用“科学”一词。然而，无论他们怎样去意识形态化、抛弃主观臆断，关注焦点通常还是只在研究开始后的材料收集、分析和结论等环节。这自然有道理。当“价值中立”被普遍接受后，它指的也只是这些环节，而不包括如何选题、怎样发表。研究什么题、以论文还是演讲的形式公布研究，依然由个人偏好决定，是无法“价值中立”的。

不过，我们似乎不太关注文献综述的“想当然”。套用建构论的说法，文献综述也可以根据需要制造，选择参考什么，不参考什么，强调什么，忽略什么，怎样归纳一篇文献的观点。在毕业论文这里，最大的“需要”是研究被要求一定要创新，如若不能，改造文献综述也要自圆其说，以衬托后面的正文有所突破。

这样写下来的文献综述，确实也能给人一些信心，最难的部分完成了，白天泡图书馆，晚上熬夜憋论文，它看起来终于像一篇学术论文了。有不带情感色彩的专业词汇，也有分析概念和引证注释。

可是，我们为什么需要文献综述呢？它不是历来如此，它是学科专业化的特征之一，而在此之前，并无这样一个单独部分。有了它，并不能保证发现研究空白，然后去填补、去突破。一篇博士论文或期刊论文没突破或许说不过去，而对多数本硕论文来说未免有点难。

兼有文化批评家、社会学家等多重身份的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曾经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本质上都是且必须是一种历史性研究，以此建立历史感。这个说法同样适用于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只不过社会科学最缺历史感。毕竟，人文学科的写作一般有文化和历史积淀，自然科学通过前赴后继的实验证实证伪，让知识换代，形成革新史。

按照米尔斯的看法，历史感在撰写体例上最表面、最简单的体现方式便是“文献综述”了。检索、整理和分析研究文献的过程，容易使研究者产生错觉，仿佛置身于知识长河，就必然在参与历史对话。人们把文献这部分单列出来，好像就有了历史感，偷了懒，哪怕剩下的正文部分与此断裂，只是一些僵硬的、散碎的材料和分析。

文献综述的重要性原本毋庸置疑，可实际上它的地位也比较尴尬，这在“研究述评”上也可以体现出来。后者是指一篇完整的述评类文章。在知网搜索“研究述评”类论文，作者多为学生或青年学者，较长的学者少。从这里大概也能明白为什么说文献综述只被视为一种基础练习，一种快速发表论文的捷径，仿佛不值一提。从这里也能理解，只有当文献依附于一篇论文似乎才被认为有意义。到了毕业论文这里，还不够，似乎还得被述视为一种研究方法才行。当然，这其实也不是多大的失误，我们或许只是在写论文的过程中不小心忘记了这一点。但它真的不是一种方法。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罗东；视频字幕：黄丽钦；编辑：西西；校对：何燕。题图素材来自《围城》（1990）画面。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到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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