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祝总斌先生︱陈侃理：去祝先生家拿书

文︱陈侃理

祝总斌先生家在中关园一幢老式的单元楼里。园子里草木葱茏，红砖外墙上长满了爬墙虎，颇有年代感。墙上纵横几道钢筋水泥的加固框架，有些煞风景，听说是唐山大地震后加上的。

我来北大念研究生时，祝先生已经退休有年，平时不容易在学校里见到。我便求着陈苏镇老师，哪回去看祝先生时带上我，让我见识见识这位写出了《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的大学者、老教授，导师的导师。陈老师似乎有些为难，但还是满足了我的愿望。

祝先生家比想象中要小。老户型三居室，客厅只容得下一张饭桌。三个房间，两间朝南的有一间做了书房，大约十二平米的样子。正中摆一张书桌，一把转椅，四壁都是书柜，顶天立地。进门处靠墙放了两只不大的单人沙发，沙发前有张茶几，茶几旁还有把铝合金折叠梯。这样，屋子就基本上挤满了，人在里面都转不开身。书桌、茶几、梯子上都放了书，堆得老高，更显得空间逼仄。回忆起来，祝先生就像是坐在书堆里。

那次的谈话，祝先生娓娓道来，跟我们聊了很多。内容不全记得了，但还能想起说了不少早年借书、读书、买书的事儿。我们问祝先生正在读什么书。祝先生兴致勃勃地讲起他的《红楼梦》研究，听着是“索隐派”的路数。第二年，这篇《董小宛入宫说始于何时》就发表了。

坐在书堆里的祝先生

过了几年，我毕业做博后，搬到中关新园宿舍，离祝先生家仅数十步之遥。那时先生八十岁了。我跟他说，我住得近，有什么可以帮忙的，您随时叫我。

那两年里，祝先生从来没有找过我。

直到留校工作，搬离中关新园，大约是2013年的一天，陈老师给我打电话，说祝先生在找你。我说，哦，是什么事儿啊？陈老师说，祝先生那儿有书让你去拿。我说，啊，这么好！

到祝先生家，刚一落座，先生就指给我茶几上放好的几册精装书。有新城新藏的《东洋天文学史研究》、饭岛忠夫的《中国古代史と天文学》、能田忠亮的《东洋天文学史论丛》、陈遵妫的《中国天文学史》等，都是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史的名著，但内容专深，是大多数历史学者不会碰的。有的书出版年代较早，还是日文版，在国内已属罕见。祝先生说：“你研究天文历法，用得着。”那时，我刚开始学习一点粗浅的历法知识，所谓“研究”还毫无眉目。翻看着书中祝先生的划线和批注，我吞吞吐吐地问：“这书，您不用了？”祝先生声音响亮，说：“我过去想研究，现在研究不动了。把书给你，希望你用得上，写出好文章来！”

书后来真的用上了。可几年之后我写出文章时，祝先生行动已经很不方便。我实在想象不出他在昏暗的书房里读那些文字的样子，也始终没有鼓起勇气问一句：“祝先生，您对文章有什么意见？”

那回同去的还有文超，祝先生给他选好了秦汉简牍方面的书。另有一套自创刊号以下完整无缺的《古文字研究》，托我转交给出土文献研究所。我们拿上书，先生又带着我们到各个屋里转，一会儿说：“这里的书好，你们要不要？”一会儿说：“来来来，看看这儿有什么，尽管挑，尽管拿。”我们就不客气了，各取所爱，卷走不少。这次我注意到，两个卧室里能放书柜的地方都放着书柜，每个书柜都塞得满满当当——甚至经我们席卷过后，看起来仍是满的。

后来依旧很少到祝先生家去，算来总数可能不会超过十次。去得频繁，是在2020年末到2021年初。连续三次，都是祝先生叫我去拿书。

那个冬天，四壁书柜里的书开始松动了。原来放成两排的，显露出藏在后面那排，有些书搬到地上，码得有半人高，有的已经装进纸箱、袋子。祝先生坐在轮椅里，划着圈儿到处指着，说：“你去那儿翻翻，这是不是你有用的。……阳台上也有。……对了，去隔壁看看，那儿还有历法、科技方面的书。”

我带了宜家的超大购物袋去，再要往里装时却有点迟疑。因为药物副作用，祝先生抬头很困难，我就蹲下来，跟他说话。讲了不多几句，他又催促我：“快，再去找找，再拿几本！”我慢慢起身，站在书柜前出神。这时，祝先生用力转过脸，歪着头，带着笑，大声说：“红粉送佳人，宝剑赠英雄。拿去就对了！”

书柜一次比一次空了……

我明白，这是祝先生在预备他的告别。以学术研究为生命的人，书也是他的生命。他要在有可能的时候，给他的书最好的安排，把最看重的宝贝送给需要的人。

祝先生走了。但拿到他书的人，各自得到了他的一部分生命。

岂止是拿到他的书的人。

听过他课的人、读过他书的人、感受到他无私的爱的人，也都得到了他的一部分生命。

查了查记录。

最后一次去祝先生家拿书，是2021年1月11日。

陈侃理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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