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的话：历史叙事的火种永远不会熄灭

历史叙事的火种永远不会熄灭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

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

暑假里陪儿子背诵校本古诗，其中之一是孟浩然这首《与诸子登岘山》。对于三年级的小学生来说，自然不能理解这苍凉深远的诗意。即使是直白的白话文翻译，孩子也不能准确理解。七八岁的孩子，记住文字，准确背诵就完成了任务。萦绕耳边的稚嫩童声，却引发了我的情感共鸣，以至于带孩子去颐和园等处游玩，多次不自觉地脱口而出。其实这首诗自己儿时也背诵过，但是没有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人到中年，再遇见这首诗，才体会到它的意蕴，不由自主地生发出感慨。

这首诗也让我想到了这一集的主题——历史叙事问题。人事代谢是人类自然的现象，谁也逃不掉自然规律。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命运，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历史。山水无语，春秋有声。一代又一代人的过往，无论是功名煊赫，还是平凡寂寥，本身并不能自我言说。是文字，尤其是赋予历史含义的文字，让这些成败兴衰、悲欢离合长留人间。也就说，“往来”成为“古今”，需要凭藉《羊公碑》上的文字。没有文字，就没有书写。没有书写，就没有历史。

历史叙述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居于核心地位。 司马迁提出的“述往事，知来者”，前提是“述”。没有历史叙述这个前提，往事就会如烟云一样消散。没有历史叙述这个基础，“来者”就不可知。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古代史家反复指出“述”之重要。前有孔子“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中有刘知几“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后有章学诚“事必籍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将中国古代关于“良史”的评价汇集，可以发现刘知几所言不虚。古人称道的“良史之才”，首推“善述序事理”，其次才是秉笔直书。换句话说，如果不把历史写得让人读之津津有味，即使做到秉笔直书，也不一定被人称誉为“良史”。中国传统史家为何如此推崇历史叙事呢？主要源于古人对于史学功能和价值的认识。

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世界中，历史叙事的力量是无穷的。“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是对这种力量最简练的概括。《羊公碑》虽然寥寥数语，却记载了羊祜仁声远耀、深谋远略、行为世范的事迹。恬淡自如的孟浩然读到碑文，依然泪洒衣衫。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像孟浩然与羊祜这样超时空对话与共情的例子不胜枚举。穿透时空的是羊祜的事迹与精神，承载这些事迹与精神的是历史叙事。中国文明能够浩浩汤汤，绵延不绝，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借助于高度发达的历史叙事，将一代代前人的兴衰成败、悲欢离合记录下来、叙述出来、传播出去，被一代代后来者知晓、接受、理解、内化，达到了“述往事，知来者”的效果。

“述往”何以“知来”？根源在于中国文明诞生之际就出现的历史鉴戒意识。无声的历史事实通过历史叙述，成为后来者的精神资源，通过鉴戒转化为历史创造的因素。“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是从王朝国家这样宏观的角度认识历史经验教训如何转化为历史创造的因素。“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是从重建和维护政治伦理秩序这样中观的角度揭示历史书写转化为历史创造因素的路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从个人感悟和情感这样微观的角度体现历史观念如何影响个体在时代洪流中选择。“古人日以远，青史字不泯。”一代代中国人坚信通过历史可以继承成功经验，汲取失败教训，褒奖丰功伟绩，记录邪行罪恶。“寓褒贬于叙事”的皇皇青史，虽然不能杜绝所有人的人性之恶，但是的确让更多人知戒惧、存敬畏，用毕生之精力去正道直行，去养浩然之气，去建功立业。

历史叙事传统如此悠远，写作技巧如此精妙的中国传统史学，在现代化过程中，受到了严重挑战。过去一般都认为传统史学的衰微是源自梁启超发动的“新史学运动”。随着认识的增加，人们意识到这种看法或许有进一步检讨的空间。因为无论是梁启超还是其他参与者，都不反对、不排斥历史叙事。在中国新史学孕育之时，就有史家指出所谓“良史之才”一定要“落笔必雄奇超妙而要其大体则不失真且正”。梁启超不仅依靠那支威力胜过十万雄兵的魔力之笔，书写古今中外的历史，还注重对中国史学进行革命性改造。梁启超倡导“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的“史界革命”，要实现“新国民”的目标，自然离不开动人的历史书写。也正是这个缘故，他还在“史界革命”之外提出了“小说界革命”，排在第一位的是“以恢奇俶诡之笔，代庄严典重之文”的历史小说。

历史叙事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过程中走向衰微，核心原因可能有二。第一是西方强势学术文化标准席卷世界，科学主义对中国人文学科的影响在民国初年确立了主导地位。历史学从“别真伪”与“明是非”兼顾，明显向“别真伪”之学倾斜。经得起科学实证检验的研究才是学术，经不起检验的都是玄学。已经专业化学院化的学术工作者要先在学术机构立足，都要做“科学家”，不能做“玄学鬼”。基于这样的意识，民国时期专业科研机构的史学工作者，主流都是在“研史”，而不是“写史”。但是中国传统史学的流风余韵尚在，所以还有愿意写史之人。第二是改革开放以来学术评价标准的绝对化。四十余年来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基础是明确分工的专业机构。专业机构的职称评审、水平评价就要有客观的依据，追求客观依据势必走向量化导向和评价标准的单一化、同质化。绝对化的学术评价标准，转而影响了史学从业者努力的方向，影响了知识生产的要素投放。四十余年来，学术评价标准越来越绝对化，中国历史研究知识总量急剧增加，但是历史叙述的衰微程度也前所未有。历史叙述的衰微又显著消减了历史学的社会参与度，影响了历史学的健康发展。

不过也不必悲观。从历史学发展的宏观视角来看，数十年来中国现代史学对历史叙事的轻忽，应该是一个相对短暂的阶段，不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从当代世界史学发展来看，历史叙事的复兴，是一个显著的趋势。从当前中国史学情况来看，一些学术素养深厚的前辈大家、一些超越了学术评价体系的中年学者、一些勇于遵从内心的青年英才，已经投入了历史叙事的实践。近些年来，学术与文采兼具的历史叙事作品不断涌现，同时获得了大众和学术界的认可。从历史学自身来说，缺少历史叙事的历史学，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历史学，即使可以发现所有的历史知识，也不能融入人民大众的生活，也不能很好地转变为历史创造的因素。当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史学从业者意识到了这一点，对这一现象进行反思，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从各个角度进行实践。中国历史叙事的复兴，已经在路上。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谨慎地给出一个判断：历史叙事的火种在新时代中国不仅不会熄灭，而且最终会获得它应该获得的发展！

姜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