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改变我们做改变的方式，否则，1989奇迹之年柏林墙的倒塌将毫无意义

理查德·罗蒂是这样评价布鲁诺·拉图尔的：“如果您喜欢一种反二元论式的哲学讨论，如果您想打破诸如主体与客体、心灵与身体、语言与事实之间的分裂，那么您肯定会喜欢上拉图尔……目前而言，在打破制造与发现、自然与历史之间的割裂以及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分裂上，拉图尔的工作是最出色的。”

睡前跟大家分享下拉图尔在其代表作《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结尾的“呼吁”：

……如果我们能够反思一下我们的过去，如果我们能够回溯过去并能明白我们根本从未现代过，如果我们能够将被霍布斯和波义耳撕裂为两半的符号重新黏合为一个可确认的符号，若能如此，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就仅仅是认可我们过去之所为。作为一半的政治在科学和技术中被建构出来，而作为另一半的自然则在社会中被建构出来。让我们将这两半重新拼合起来，这样，政治的任务就可以再次启航。

如果仅仅要求公开承认已经发生的事情，这一要求是不是太低了？我们难道不应该努力去获得一个更加荣耀、更加革命性的行动纲领，而非仅仅强调当科学家、政治家、消费者、实业家和公民参与到大量的社会技术争论（每天的报纸中都能读到这些内容）中时，在其共同实践中隐约可见的那些部分？本书自始至终都发现，官方的表征成效显著；而且，也正是在旧的现代制度之下，这种表征允许了杂合体的探险与增殖。现代主义不是一个错觉，而是一种积极的操作。如果我们能够勾画出一种新的制度，那么我们同样也会深深地改变拟客体的进程。另外一种制度将会同样有效，但是它将产生出完全不同的杂合体。表征的改变，目前看上去还只能是依赖于停留在书面层面且仅有只言片语的一种制度，对此我们是否寄予了太多的希望？或许是这样吧。不过，有时候我们也需要一些新的公文以召集新的议会。当我们的先辈们为公民创造出权利并且试图将工人们纳入社会结构之中时，他们的使命同样令人敬畏。在将比较人类学的那些分散主题归拢起来之后，我已经尽到了作为哲学家和制宪会议成员的职责。其他人将能够召集起一个物的议会。

我们别无选择。如果不对我们共同的栖居之所进行一些改造，对那些我们无法继续支配的文化而言，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将之吸收进来；同样，对那些我们永远都无法控制的环境而言，我们也将失去接纳它的可能性。自然和他者都不会成为现代的。必须改变我们做改变的方式，否则，1989奇迹之年柏林墙的倒塌将毫无意义，它给了我们独一无二的现实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