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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草原」
居于彩虹的背后
神秘主义视角下的藏地女性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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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圣途中的牧区妇女》20世纪30-40年代
©️Blanche Greibe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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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拉康卓·贡桑德琼旺姆的塑像©️Antonio Terr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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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拉康卓·贡桑德琼旺姆》
20世纪，私人藏品
当作为王族后裔的色拉康卓·贡桑德琼旺姆（སེ་ར་མཁའ་འགྲོ་ཀུན་བཟང་བདེ་སྐྱོང་དབང་མོ་；1892-1940）离开拉萨时，她早已预料到自己将再也不会回到这个令她感到窒息的地方。在经历充满启示与神灵的幻境后，色拉康卓毅然决定参与到一群果洛朝圣者的团队之中。在经历被父亲逼婚和母亲去世这两个双重打击后，色拉康珠决定直面生命中的种种神秘预兆，包括她对来自果洛的上师赤美维色（དྲི་མེད་འོད་ཟེར་；1881-1924）那超越理智的崇拜与信仰之心（在其传记中描述为“完全是一瞬间的”）。在面对这充满戏剧性的故事时，我们仍旧需要谨慎地看待这种将“女性传统与神秘主义”相关联的固定情节。在《虔信正道》（མོས་པའི་ལམ་བཟང་）这一由色拉康卓所著的有关修行与伏藏的问答式著作中，她描述自身为“知识匮乏且肉身低贱”的女性，在修行过程中不具备“闻思修的智慧”，并常常因“懒惰的天性而分心”。在著作中，色拉康珠完全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去撰写文章，其甚至希望可以“舍弃不善身而投生为男性”；但在描述男性修行者时却又称他们为“见多识广的顽固分子”和“魔鬼的朋友”，而坚定地认为自己是莲花生伴侣益西措杰（藏地女性传统的标志人物之一）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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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西措杰》
20世纪，私人藏品
这种看似矛盾的心理活动其实呈现了藏地女性传统和神秘主义哲思之间微妙的关系：即女性在神秘主义的庇护下获得了一种某种超越性二元论的特殊地位（阴性力量与智慧），但神秘主义的权力结构又在时刻影响藏地女性传统的理论背景。正如色拉康卓的学生，第一世阿聪竹巴（ཨ་འཛོམ་འབྲུག་པ་འགྲོ་འདུལ་དཔའ་བོ་རྡོ་རྗེ་；1842-1924）所言：“如在日月同在的苍穹中出现的彩虹，智慧空行母（指色拉康卓）为彩虹背面阴凉处，而上师（赤美维色）则为彩虹正面闪耀处”。这种修辞层面的“暗示”几乎成为了藏地典籍中描述女性时（无论是宗教人物还是世俗女性）的惯用伎俩，不间断的“暗示”成为了区分性别的工具，一种实在不易被察觉的限制。萨迦派的“尼尊”（རྗེ་བཙུན་མ་；尼姑中的尊者）（Elisabeth A. Benard；2022）
面对诠释和叙事
藏地女性传统产生的“反侵入”行为
当我们现在认为“性别”（Gender）本身是一种滑移不定的比喻手法时，就必须注意到一直以来影响这种比喻手法的正是那如太阳光芒般无法触摸的权力结构。正是因为存在那“永恒的，永生的和天生的“意志，才让本土的或南亚而来的神秘主义成为了女性对抗那一类“永久根基”的有力武器。神秘主义的固有模式令掌握诠释权的男性也必须默认或接受类似“女性同样拥有一半智慧”（Janet Gyatso and Hanna Havnevik；2005）的预设，而正是这样的预设得以让藏地的女性同样可以参与到殿堂上的哲理思辨之中。一套文法（语言形象），一类图像（艺术形象）和一类叙述（故事形象），这三点常被认为是过去历史中男性用以弱化或平面化女性形象的三种方法（常常是共同被使用的）。需要肯定地是，在神秘主义庇护下的藏地女性传统中仍旧会存在被上述三种方法侵入的痕迹，如作为宗喀巴大师弟子的喀觉旺姆（རྗེ་བཙུན་མཁའ་སྤྱོད་དབངམོ་；14世纪）最初被认为是男性（甚至认为其从男性变成了女性）。在面对这些生产意义的机器时，女性传统（女性传统并非单纯的“女性的传统”）仍旧保持了自身的主体意识，“反侵入”的踪迹到处可见。“反侵入”的举动使得神秘主义中去中心化和去色情化的因素被不断强调，且女性得以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利用自身的社会角色来树立权威（家庭主人—政治主角—宗教社团的领袖）。生活在13世纪的明妃曼莫（ཇོ་མོ་སྨན་མོ་；1248-1283）被认为是五位早已被莲花生大士选定的五位幻身明妃之一。根据部分传记作品的记载，明妃曼莫与她的两个修行伙伴最终升入了莲花生的净土世界。在后世为明妃曼莫构建的语言形象中，“曼莫”（一种专门占据年轻女性身体的阴性灵怪）一词的选定似乎产生过较大的争议。当在白玛措吉（པད་མ་མཚོ་སྐྱིད་；明妃曼莫的俗名）在放牧时，其在梦中被神灵给予灌顶和开示。当人们得知白玛措吉的事迹时，人们都称其为“明妃曼莫”，即被“曼莫”的精神占据的明妃。我们几乎可以明确的一点是，这个称呼（指明妃曼莫）并不是一个带有善意的称呼。当女性修行者在讨论自身的神秘主义经历时，男性视角的解释则将其认定为“鬼怪”作祟的产物。一个来自藏地女性传统的“反侵入”的举动在于她们保留了这个称呼，正如色拉康珠将自身称呼为“贱生”（སྐྱེས་དམན་；一般指女性）一样。集体性概念转换的行为使这些充满性别暗示的词汇得以产生开放的意义链，生理和心智层面的刻板形象被戏剧性的倒转过来，并成为了女性引以为傲的语言资本。《西藏尼姑明久白珍：拥有权势的女性》封面，2022 ©️Alison Melnick Dyer有关敏竹林寺创建者伏藏师久美多吉（འགྱུར་མེད་རྡོ་རྗེ་；1646-1714）的女儿尼尊·明久白珍（མི་འགྱུར་དཔལ་སྒྲོན་；1699-1769），和藏戏《囊萨雯波》（སྣང་ས་འོད་འབུམ་）的主角囊萨雯波（可能是11到12世纪之间存在过的真实人物）的叙述似乎为我们呈现了藏地女性传统对于故事形象的“反侵入”行为，即选择在生死存亡时刻脱离原有的身份并获得新的权威。当敏珠林寺被准格尔人摧毁，家族中的男性领导人被杀害时，逃离到锡金的明久白珍开始计划重新修建敏竹林寺并组建寺院的领导集团（常常被男性成员恐吓与威胁）。在这个过程中，她似乎察觉到了自我身份所具有的双重意义：她既可以作为久美多吉的继承人以获得父亲的社会资源和私密关系（考虑到女性在继承法中的弱势地位），同样也可以利用“伏藏教法传承者”的身份来获得殊胜的宗教身份并积赞信众。女性不再只是家族发展中的背景人物（母亲—女儿—妻子），而是同样参与权力结构的至尊候选人。如果说明久白珍的生平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其先天的出身优势，那么出生贫贱的囊萨雯波则需要更形式化和具体化的神秘主义手段来获得相似的结果，而这个手段被部分西方研究者有趣地称呼为“亡者归来”（Elena Pakhoutova；2021）。在被夫家诬陷并孽待致死后（作为事件始作俑者的姑姑更像是一个“被男性视角侵入”的工具人），“复活者”（འདས་ལོག་པ་；藏地民俗中的一类智者）囊萨雯波得以遵从自身意愿并成为一名世间修行者。对于如囊萨雯波一般的普通妇女，她们急需一种足以脱离父权制社会的“重生术”。这种“重生术”足以让她们在遇到压迫的时候获得精神力量，她们得以认清自身在家庭中的实际地位。![]()
女性供养人（局部）15世纪 ©️纽约鲁宾博物馆比起语言形象和故事形象，艺术形象对于女性身份的“涂抹行为”可能更为明显；因为在藏地传统的艺术传承中女性并没有占据重要的位置或者出现极为重要的女性艺术家（女性艺术赞助人无法改变这一现状）。在讨论关于女性的艺术形象时，最好不要将女性神灵（或阴性神灵）的存在看的极为重要，在本土和南亚的神秘主义传统中，女性神灵与女神崇拜为女性身份获得智慧的行为的确赋予了文本和仪式层面的支持，而当我们将这种对于阴性力量的崇拜移情到日常生活时，针对女性的功能建构（“女性是什么”和“她们需要做什么”）也将有条不紊地进行。与上述情况不同的是，一部分曾经真实存在过的女性在藏地的艺术创作中成为了核心主题，她们一般具有两种身份：护法神与大成就者。当女性作为护法神或大成就者出现在图像中时，她们的个体经历就会变的格外重要，而男性角色将不得不成为固定背景。作为直贡噶举派最重要的护法神，阿吉·秋吉卓玛原先为直贡噶举派创始人吉丹松贡（འཇིག་རྟེན་གསུམ་མགོན་；1143-1217）的曾祖母。当这位生活在11世纪的女性修行者成为护法神时，其作为家族守护者和教法捍卫者的形象被融为一体。从家庭到更丰富的意义场，女性身份颠覆了产生权威的那个发源地（因家庭而固定的权力关系），而恰恰是权威赋予了某种奇妙的位置互换。这种位置互换的情况将明显地呈现在藏地哲人与南亚女性大成就者的关系之中。在这种关系中，藏地哲人们不得不完全臣服于女性足下；因为破坏了女性大成就者的形象就意味着破坏了他们关于“智慧与神圣”的起源神话。在香巴噶举派的起源神话中，创教者琼波南觉（ཁྱུང་པོ་རྣལ་འབྱོར་；1050-1127）的两个根本上师都是女性，即尼古玛（ནི་གུ་མ་）和苏卡悉地（སུ་ཁ་སིདདྷི་）。在某种程度上，介于女性神灵和一般女性修行者之间的女性大成就者为藏地之后的女性传统提供了一个中间区域（某种中性身份），即在日常生活中获得绝对权威的可能性。这样的可能性将会对父权制产生了致命的打击，因为女性可以“随时抽离于固有生活之中”（Glenn H. Mullin,and Jeff Watt；2003）。我们仍旧需要关注两个较为重要的问题：神秘主义视角下“反侵入”式的藏地女性传统是否应该在现当代的语境中更为灵活，以及它该如何灵活起来？毕竟，我们现在所需要关注的对象已经不单单是传统视角下的女性，而与性别问题相关的现实困境也在变的更为复杂。
编辑/排版：萍措卓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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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朗旺青
索朗旺⻘，独⽴撰稿⼈、牛津大学研究助理、⻘年美术评论家，毕业于伦敦⼤学亚⾮学院历史和哲学学院，⻓期主持⼈⺠⼤学藏史研读班并在微博与公众号发表⽂章。⻓期坚持研读原始资料，学习古希腊⽂、拉丁⽂、古希伯来语、 ⻄夏语、梵语，满语、蒙语和古藏⽂。2017年，参加联合国教科⽂在俄罗斯组织的“关于史诗与⺠族-雅库特”专题会议。2018年，获得“⻘年美术评论家”称号，代表作品有《图像，⼀种⽣存修辞术——古典图像和城市图像分析》。2019年，参与了国家级项⽬——《⻄藏历史地图集》 译注的 《藏史纲要》全四册已定稿；曾参与《藏⽂辞海》的编写，并担任常务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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