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周光辉：大一统中国何以越千年？
自秦代以来，中国实现了对超大规模国家的有效治理，且被打破后仍能重建，成为世界政治史上的奇迹。如此独特的国家韧性从何而来？中新社“东西问”近日独家专访吉林大学教授周光辉就此进行解读。周光辉：世界史上，统治广土众民的大帝国并不罕见。在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迭起兴衰的同期，西方世界存在过罗马帝国、查理曼帝国等一统帝国，中东地区也出现过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等，都是不逊于古代中国的超大规模国家。但在农业时代的交通、通讯和组织技术条件下，超大规模的物理空间带来了沟通和控制上的难题。如果仅依赖中央政府发号施令，国家决策和行政成本则十分高昂。此外，过长的行政控制链条会引发严重的委托—代理难题。因此，尽管许多古代国家在建立之初都试图形成一套中央集权的制度架构，但在历史发展中，为了维系有效统治都不得不将军事、人事和财政权力下放到地方，从而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间接统治的政治与行政体系。例如波斯帝国的各大区总督在军事、行政管理及对外交往上具有自主权。但这种权力下放也客观造成了古代帝国在中央集权和官僚体系建设的虚弱，为帝国瓦解埋下了伏笔。中新社记者：大一统体制演进过程，如何造就中国独特的国家韧性？周光辉：在大一统体制与大规模治理的张力结构下，所谓国家韧性就是中国古代国家长期维系其大一统国家形态的特性。农业文明时代，大一统体制的自然趋势是走向分崩离析。与大部分前现代大型国家相比，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独树一帜，以具有强烈中央集权和科层制色彩的国家形态在历史上长期存在。首先，秦代推动形成了文字的统一。“书同文”为大一统国家凝成具有历史连续性的文化共同体提供了初始条件，也为古代中国形成跨地域的文化知识精英阶层提供了可能。相比之下，即便辉煌长久如罗马帝国，一旦拉丁文的书面语与口语脱节且口语出现地方化的演变，就再未能在分崩离析后重建。2019年，“湖南龙山里耶秦简文化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中新社发 潘旭临 摄其次，中国古代形成并长期维护以“大一统”为核心的文化叙事。以儒家为基底的“主体叙事”，将“定于一”作为“天下恶乎定”的答案，主张“隆一而治，二而乱”，并通过教化等实现再生产。这种叙事通过对人的影响而深刻作用于国家命运。即便王朝有所更迭，新王朝也倾向于建成一个典型的中华大一统国家，哪怕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不例外。2021年1月，参观者在辽宁省博物馆参观 “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中新社发 黄金昆 摄
最后，士大夫集乡绅、官吏和知识精英三重角色于一身。自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国策并创设太学后，知识和权力形成了制度化的联结渠道。特别是隋朝实行科举制后，以知识见长的士人源源不断进入官僚体系，为完善科层制官僚体系提供了人力资源。西方直到15世纪大学体系发展后，其科层体系建设才有了人力支持，因此相对“晚熟”。此外，士大夫阶层深受以大一统为核心的“主体叙事”浸染，是大一统国家形态的坚定支持者，而在动乱分裂年代则为重建大一统做舆论和组织上的准备。中新社记者：从文明发展角度来看，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在推动国家韧性形成方面起到的作用有何异同？周光辉：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具有鲜明的制度性宗教色彩，而中华文明虽包含佛教、道教等宗教流派，但仍是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世俗性文明。儒家学说形成了对古代大一统国家合法性的系统性证成，对中国古代国家形态的影响最为深远。相比之下，西欧、中东等封建王国所依赖的合法化系统来自基督教、伊斯兰教等超验的一神教。汉学家费正清指出，“在世界上大多数帝国统治者主要依靠宗教权威的时候，儒家给现政权的行使权威提供了一种理性上的和伦理上的依据。这是政治上的一大发明。”“2021儒家经典跨语言诵读大会年度盛典”在山东济南举行。来自47个国家的中华文化爱好者同诵儒家经典。中新社记者 吕妍 摄
作为具有强烈宗教色彩的文明，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国家都存在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的“大一统教会”，而中华文明的世俗性决定了其国内并不存在能够与皇权相提并论的教权，也不存在具有高度组织化的教会。所以，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发生宗教战争。历史社会学家艾森斯塔德总结说：“中国没有组织化的教会。唐代的寺院与集权式教会体制最为相像，但它与欧洲的天主教会仍然毫无共通之处。没有一种中国宗教变成了充分组织化的自主单位。”因此，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发展并不全然依附于某种国家形态，相对更依托教会及信众，而中华文明的长期延续则主要表现为一种特定国家形态的长期延续，也就表现为人们所观察到的国家韧性。中新社记者：延续千年的大一统体制给当代中国留下了哪些重要历史遗产？周光辉：自秦汉至晚清的大一统国家形态是中国历史上最持久、最重要的国家形态，也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起点。大一统国家形态深刻塑造着当代中国的领土空间、族群结构、价值观念和治理模式，为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历史遗产。这使得当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治理措施既有面向现代化发展的普遍性，又体现着自身文明发展的独特性，例如古代大一统中国独具特色的教化政治。2021年3月30日，在江苏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儿童剧院，师生在对诵《德润春风 教化有道》。中新社发 徐慧 摄
教化是将道德、文化与教育相结合的治理手段。由于古代大一统中国不存在主导精神世界的“大一统教会”，因而国家承担起了传播主流文化、塑造文化共同体的职责。通过教化，大一统王朝所倡导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社会风俗得以彰显和推广。在维护古代大一统中国的稳定上，教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国家的文明传统会对其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和进程产生深远影响，中国几千年以来教化政治的历史遗产，也为我们观察并理解当代中国的治理实践提供了一个可供参照的视角。例如在学校教育中，明确要求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古代中国在教化政治中所采取的一些有益内容和方式值得借鉴，与过去的教化相比，当代中国的教育与宣传要面向现代化、国际化，体现现代性的价值。在中国现代化发展变革的关键时期，教化传统在凝聚人心士气、维护国家安定与发展上仍将发挥积极作用。（周光辉教授的博士生赵德昊对本文亦有贡献）周光辉，法学博士，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暨吉林大学社会公正与政府治理研究中心、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教育部高等学校政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8年被评为国家级教学名师，2011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计划，2014年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学理论、当代中国政治。赵德昊，法学博士，2016年入选吉林大学本硕博贯通式培养计划，2018年入选“亚洲校园”计划，赴韩国成均馆大学交换学习。主要关注国家建设和古代中国国家形态发展演变问题，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