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三十日也就是上周星期四下午四点多钟，我正在给同事讲课，突然接到我三表叔的电话，心里非常奇怪。因为我三表叔耳背，他是从来不给我电话的，有事都是发短信。所以看到他的手机号码给我打电话，我就很好奇的接了一下。这是违背我的原则的：做手术和讲课的时候，是从来不接电话的。
    果然，是一个非常悲痛的消息。原来三表叔已经去世了，这是他儿媳妇用他的手机来通知我，告之这个悲痛消息的。
    我的第一反应是非常的悲伤和镇静，准备把课讲完了，再决定是否回上海。讲了几分钟，心里实在是难受得很，根本就讲不下去。在办公室里坐了几分钟，还是决定回上海。
    一旦决定回上海，我就请假，并通知了家人。
    我自己开车前去蚌埠南站。车入蒙城不久，就下起了瓢泼大雨，能见度不到50米，根本看不到路。除了前车的双闪灯以外，其他什么都看不到。既不能离前车太近，也不能离前车太远，只能以每小时四十到六十公里的速度，跟在前车后面。内心非常焦急，但是毫无办法。接近四方湖服务区时，雨才小了下来。我用手机买了最后一趟回沪的高铁。
    在虹桥火车站，我觉得非常奇怪。以前从南门出站口到北门出租车停车场，从来没有人问我是否要坐车。这一次短短的几百米的路上，大概有五个人问我是否要乘车。后来想了一下，这些人应该都是跑黑出租车的人。以前在虹桥火车站，是看不到这种现象的。
    由于大场镇文华苑有阳性的病人，被列为高风险区，所以不敢直接回家，就在普陀附近找了个小地方住下。哪知次日起来，同事把上海市内的“高风险区”给我一看，整个宝山的高风险区全部解封了。后来我看“上海发布”也证实了这一点。
    七月一日上午九点多钟，我起床去位于奉贤西渡的表叔家。大体在我到达他家之前刚刚移走。与表弟和表弟媳妇聊了一会，等他们收拾遗物。收拾好遗物后，我们就去奉贤火葬场。
     本来火葬场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坐的，但是为了避免与他人接触，我们就在外面找了一个树荫的地方，坐了一会儿。直到三点多钟，我才与遗体告别。
    我这个表叔是什么时候去世的，现在也不清楚。周一下午，他说头痛。表弟问是否要去医院，他说“不用”，但补充了一句“你们不要关机”。周二、周三没有联系，周四过来一看，发现人已经走了。
      告别时，我才覆盖颜面的布上，发现有淡淡的血迹，还有一个苍蝇。我判断人肯定不是周四走的，应该比这早得多。不然，大体不会坏得这么快。
    在盖棺的最后一刹那，锤子怎么都锤不正。我的手一直在颤抖。
      我叔命苦。
       过几天，等我安静下来，我来专门写一下他的这一生。
    从火葬场出来，把骨灰送到奉贤海湾陵园。那里真是一个环境非常优美的地方。只是没有任何心思，去欣赏大自然的美景。
    从奉贤回来，经过A4高速公路。虽然是周五下午的下班时间，但是路上并没有多少车。在沪闵高架桥上，小堵了几分钟。在中环上也只小堵了几分钟，只有两处黄色拥堵。这在以前的周五下班高峰，是不可想象的。以前这段路，在周五的这个时段，经常要两个多小时。
    周六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这是疫情以来，一家人第一次团聚。沪人不幸，家家都隔离至少接近两个月甚至以上。我家万幸，除了我爱人在医院上班以外，其他人都不在上海。所以我不知道当时隔离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我叔走的这个时间很不好，天气非常热。但是我表弟告诉我，现在好多了。疫情期间，他们小区有好几个老人去世，根本就没有车来小区把大体运走，很多人每天要不得不面临亲人的大体发愁。这次我表叔在被发现的第二天，就能运走火化，在他们眼里算是“造化”了。
    一家人团聚，本想到好一点的店子去吃饭。但是家人都反对，说怕哪个地方冒出一个阳性，我又走不成了。所以就在小区下面的一个小店吃了一餐饭。在店子里一坐下，服务员就来告诉我们，说“很对不起，很多菜都没有，因为菜场对还没有开放，很多原料也买不到”，建议我们将就点。并把能够提供的菜谱写在一张A4纸上。菜谱虽然不如平时菜单豪华，但也还够我们点，只是比平时贵了大约20%-30%。
    吃完晚饭后，他们建议我去做核酸。我本来不想做，因为上海发布已经明确宣布了像我这种情况，不需要做核酸了。但是坳不过他们，我只好去做。一家人散步到汶水路上的一个核酸检测点，很快就取了样。取样的是个小伙子，他把棉签在我的两颊点了一下，取样就算完成了。如此不合格的取样方法，竟然堂而皇之地每天监测着上海的疫情。
    之前我在上海做过一次核酸，那还是二月中旬的时候，我在同济医院取样。同济的那个小护士妹妹不仅在我的咽喉部取了一棉签，而且还在我的鼻孔里捅了一棉签，让我酸爽了一个多星期。
    今天我进虹桥火车站的时候，根本没有人检查核酸码。
     今天下午在蚌埠南站出站的时候，遇到了一点小小的情况。不知道是些什么人在那里，发现凡是行程码上有“上海”的，都要拉到某地去隔离。我跟他们解释，“我只是路过这里（蚌埠），我的车就在地下停车库，我要隔离的话，也应该到亳州去隔离”。但是根本不容我解释，有个小伙子说“你再说，就把他拉到警察局去”。说着真的来了几个警察，把我簇拥到了大巴上” 。有个警察对我说，“你不用担心，到了那个（隔离的）地方，如果你真的是这种情况，登记你的手机号码，你的姓名和车牌后，你就可以走了”。看到这些人一脸蛮横的样子，我也懒得跟他们讲道理，就被大巴拉到了一个所谓的隔离点。这里是一家酒店，我还没有进酒店，外面就有很多人，都是不愿意进去的人。
    在这些人当中，还有一个大约怀孕7个多月的孕妇，也站在烈日下暴晒。我把我的情况向那个接待的年轻警察讲了一下，他请示了他的领导，说“要我等一会”，然后把我再送回蚌埠南站。事后发现，一共有三个人，是拉错了，都应该是在南站转车或者是像我这样，到地下室取车的人。反正这次蚌埠南站给我的印象，只有一个字，就是“差”。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很差”。
    但是在等候的时候，也是内外有别的。有个持缅甸护照的妇女，讲了她的情况，警察就用大奔把她送走了。剩下的人，如果是怀远的，就用大巴送去怀远。听说去阜阳的人，也会用大巴送去阜阳。我不知道那么远，该怎么个送法。如果家里有人去接的话，就可以从那里把人接走。只苦了一些外地回乡打工的人，他们根本没办法，没有人来接，也没有车接，只能在那里苦等。有个五十多岁的民工愤愤地说，我们在外面挣了一点辛苦钱，政府把我们骗回来买房。我们在这里买了房子，没有人来接，我们就没办法回去了，这是什么道理？
    有个小姑娘很倔，一直在跟警察怼。这个小姑娘应该是经过世面的，她是常州人，去过上海，现在来蚌埠，要去一家酒店，警察就是不让她去。也不准私自打车走，否则警察伺候。小姑娘质问那个警察，“谁给你这个权利，限制我的人身自由？”那位年纪比较大的警察根本答不上来，只能横蛮地说，“我就是要限制你的自由，你能把我怎么样？”我当时真想把这个情景录下来，但是后来一想，这个警察马上可能就要退休了，如果我把这种事情搞出去，他这一辈子就完了。心一软，我就放下了手机。
    等了大概半个多小时，警察才找到车，把我们送回蚌埠南站。车上只有我们三个被拉错了的人。其实警察根本就没登记我们的姓名、电话号码和车牌号。在蚌埠南站就这样耽误了一个多小时，对此，我真的是感到很难理解。在回蚌埠南站的路上，我感叹到“这个地方穷，主要是管理混乱”。一直默默开车的师傅马上接过我的话说“先生，您这句话说的太对了！这个城市被他们折磨得不成样子”。我平时路过蚌埠，觉得这个城市很漂亮，也不知道师傅的这个“不成样子”，到底是啥情况。
    到了立新东下来后，又被警察拦下，说必须在立新北下，“那里有集中检测点”。没有办法，我只好又开上高速公路，来到了立新北。
    这里警察让我等了很久，才来了一辆警车，把我们几辆车带到了立新县中心医院。路上没有什么人，又没有什么车，这个警车却开得很慢，最快时开到20-30公里/小时，还有N个红灯。连警车一起也就四辆车，好几次我却差点被红灯拦住。到了检测点门口，又要我们等了半个多小时，才让我们一行人进入医院检测。
    所谓检测，其实就是做一个核酸检测，然后取样做一个抗原检测。我原来只以为上海的那个小伙子不专业，到了这里，发现小姑娘取样的时候，在我的舌前三分之一部位点了一下，就算完成了任务。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却把我折磨了一个多小时。这样取样，有用吗？
     现在，我终于回到了我住的家。记下这四天的所见所闻，也算我对历史的一种责任吧。
    谢谢几位朋友的问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