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已经对奢侈品行业带来重重打击之后，知识产权保护专家警告称，仿冒制假现象可能会比过去更加猖獗。
中国上海——据央视财经9月初报道，上海警方破获了一起特大假冒注册商标案，抓获制售假冒奢侈品手袋犯罪嫌疑人62名，缴获制假设备30余台，假冒品牌包袋2000余只，涉案价值1亿余元。
该团伙被指控生产Louis Vuitton仿冒手袋，并得到了该品牌广州零售专柜店员的内部协助。报道称，该名店员将新款手袋提供给伪造者，让他们可以与门店同步甚至早于正品上市之前，就制作并销售这些精心打造的仿冒品。
上述“高科技”假冒产品还内置了NFC芯片，消费者扫描后将被引导至Louis Vuitton的官方网站。
虽然这么说可能听起来很奇怪，但与其他同样被仿冒的品牌相比，Louis Vuitton还算幸运的了。作为行业内最大的奢侈品牌之一，它有足够的资源来制止这种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并展开调查，将肇事者绳之以法。
在全球时尚企业因新冠疫情而备受打击的一年内，其他品牌却没有那么幸运。
如果今年没有这么多意外发生的话，Herry Luo应该会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打假”上，去追查那些活跃于中国南方的制假团伙——拥有众多鞋服制造厂的广东省可以说是假冒活动的温床。
然而，今年绝不是正常的一年。作为Roy知识产权法律顾问有限公司的总经理，Herry Luo已经很久没有接到关于“打假”的工作了。他表示，这并不是因为制假团伙不再活跃了，而是因为时尚企业受到疫情重创后，不再有条件或不愿意雇佣他进行相关调查行动。
“由于时尚品牌的预算正在减少，我们现在更多地关注于医药和食品领域，”Luo耸耸肩，补充说时尚行业的投资减少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假冒品的增加。
他解释道：“当品牌不再像以前一样致力于打假的时候，造假者们能够感知到，并且会更多地进行仿冒。”他指出，尽管像阿里巴巴和京东这样的电商巨头已经开始制止假冒伪劣现象，但假冒产品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抖音、拼多多等新兴电商平台中。
“很多年轻人正在使用这些平台，我们已经发现，像Supreme、Champion、Boy London这些在中国年轻群体中大受欢迎的品牌，其假冒产品正随着市场需求的上涨而同步增长，”Luo说：“鉴于市场上这些品牌的假冒产品数量在不断增加，我觉得它们在防伪方面的投入并不多。”
就在今年，Supreme终于在中国成功注册商标，其仿冒者Supreme Italia在上海淮海中路和爱琴海购物中心的门店相继停业，但疫情造成的大环境，使得警惕仿冒伪劣现象变得越来越困难。Supreme、Champion、Boy London这三个品牌都暂时没有对BoF的置评请求做出回应。
根据知识产权专家Toe Su Aung的说法，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现在这种欺诈行为变得更加容易并且更具吸引力。这不仅仅是因为企业和政府受到疫情打击从而削减打假预算的影响，还因为线上电商正在快速成长——这种渠道让造假者更易于销售他们的产品，消费者节省开支的顾虑也使得价格更低的假冒产品变得更加诱人，以及疫情带来的犯罪效应也正在影响包括个人防护装备及医药等多个行业。
“如今是这些实际性问题频发的高峰期，”在战略咨询公司Elipe Limited担任知识产权、数字、商业、人权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负责人Aung表示：“疫情即意味着更多的欺诈；欺诈又等于假货；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假货还会延续到疫情之后。”
常驻于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公司SIPS的Joe Simone表示，由于疫情及中美贸易战的双重作用，中国各地的鞋服工厂为了寻求更多的发展机会，正在达到前所未有的产能水平，这为造假者提供了进入的空间，也为工厂所有者提供了另一种收入来源选择。
“尽管受到疫情影响，但中国的造假者于国境内外都看到了在线销售背后的巨大机会。同时，对于仿冒者而言，他们越来越清楚地发现，知识产权所有者——无论规模大小，都在减少对打假调查的支出。这是一场完美的风暴，”他解释说。
今年7月，美国服装和鞋类协会（AAFA）与Trace It联合发布了一份报告，指出自疫情爆发以来，美国社交媒体上出现的欺诈性广告明显增多。售卖带有时装或奢侈品牌Logo的口罩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类产品。
“该报告还分析了许多无意购买假冒产品的消费者。他们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找到了一个网站，网站看起来很正式，上面有各种各样的照片和商标，于是他们就下单了，然后打电话给银行时，会发现那是一家中国公司，而他们不能取消已经付款的订单，”AAFA的品牌保护和生产计划负责人Christina Mitropoulos补充说，“这还影响了正品和品牌的名誉。”
鉴于全球假冒商品贸易的地下性质，很难得出准确的数字，但据估计，这一领域的年销售额为1.7万亿美元，其中有80％的假冒产品（包括时尚、奢侈品和美容产品以及许多其他类别）来自中国。
不过，AAFA总裁兼首席执行官Steve Lamar表示，中国服装和鞋类制造业的持续出口外包意味着，自疫情爆发以来，假冒商品的激增不仅仅是中国独有的问题。
“这个灰色地带已经在中国之外的地方实现了多元化，伪造者的商业模式是模仿别人在做的事情，并试图从中牟利，”Lamar补充说，仿冒者也已经证明自己在业务运营方面的灵活性。
他说：“如果中国封锁了，他们就会去其他国家，如果那些国家陷入停滞了，而中国重新开放，他们就会再次转移回中国，所以只要他们能找到用于仿冒的产品，他们就会这么做。”
对于时尚品牌来说，这种扩张甚至更加令人不安，因为尽管中国不是知识产权保护的天堂，但近年来该国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整个行业——比如聘请Herry Luo或Joe Simone这样的专业人士，都承担着监管任务，去调查和制止在此地发生的侵权行为。但如果孟加拉国或缅甸等国家也开始成为仿冒工厂的热门驻扎地，那情况就不同了。
大多数时尚品牌尚未在这些国家或地区分配知识产权保护预算，而且鉴于其中很多品牌在中国还在削减这方面的开销，它们似乎不太可能有余裕资金来在这些市场投入保护措施。更糟糕的事，在这些市场中，没有一个由当局政府领导的强大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这意味着造假者能够开展自己的工作，而不用担心受到像其他市场一样严格的管束。
“人们需要保持警惕，继续关注假冒仿制问题，这些问题并没有消失，反而有所增加，”Lamar说：“疫情加剧了这些现象的恶化。”
根据Simone和Aung等知识产权专家的说法，品牌可以通过互相合作来减轻制假行业的潜在危害——由于行业内各品牌之间的激烈竞争，它们往往不愿意这样做。
“我一直对这些品牌说：'是的，现在是艰难时期，所以让我们一起努力，尝试一种略微不同的方法，”Aung说。
Simone解释说，共享不仅具有集中有限资源的优势，而且还可以通过将品牌的政治力量置于首位，来帮助自己在当地市场取得更好的结果。
“在中国，如果你以一个团体的身份行事，你就会加入更多政治热情，这可能会让你居于行业前列——既能引起当局的注意，也能在整个过程结束时进行更严厉的惩罚，”他说。
“出于种种原因，集体联合起来是一个好主意。如果企业能够建立起长期合作的协议，那么当前的灾难之下，还可能会出现一线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