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贵君轻”出自四书中的《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其意指，民是最尊贵的，“社稷次之”。“社”是指土地神，“稷”是指谷神。在中国古代，上至统治者，下至百姓都尊崇和祭祀土地神和谷神，所以经常用“社稷”来代表国家，意为国家次之。而“君为轻”则是强调君主较国与民而言，是最轻的。朱熹曾对此作了阐释，他指出“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轻重如此”。

       对于“民为贵”思想还常见于许多古籍中，西汉贾谊的《大政》中这样讲：“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对于一国之政来说，相较国家和君、官等群体，民处在根本地位。《说文解字》中指出“木下曰本”，“本”，即树根。“民本”，即是将国家喻为大树，民等同于树根。树的生命力由根决定，而国家的兴亡是由民决定的。

       对于“君为轻”，中国古代的一些正统思想家认为，君权不是依靠暴政或者严刑峻法就能得到的，而是“天与之，人与之”。正如《文子》中指出：“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养其欲也；圣人践位者，非以逸乐其身也。为天下之民强陵弱，众暴寡，诈者欺愚，勇者侵怯，又为其怀智诈不以相教，积财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齐一之。”纵观中国古代历史，每个朝代的兴衰存亡都与当时统治阶层和百姓的关系息息相关。如果无视百姓的生死，靠暴政统治天下，最后都会导致朝代覆亡的结局。因此，在《孔子家语》上有一句话，唐太宗李世民经常引以为戒，就是“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在中国古代传统的政治观念中，基本把君、官、民之间看作是同体相系、安危共存的一体关系。一体的本源在于“道”。道既是万物的本源，也是万物运行的根本规律。万物一体是为正道，依道而行即是有“德”，德者，得也。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群书治要·魏志》中记载：“昔夏、殷、周历世数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则？三代之君，与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忧也。秦王独制其民，故倾危莫救也。夫与人共其乐者，人必忧其忧；与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意思是说，夏、商、周每个朝代都延续了几十世的繁荣发展，但秦朝只经历二世就灭亡了。这是因为夏、商、周三代的君主视民如腹心，能与天下百姓共享幸福、共担忧患；而秦朝的统治者却视民如草芥，独裁专制、残暴无道，所以一旦国家倾危，就无法挽救了。

       “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历史已经证明，统治者得到百姓支持的方法就是为政以德、施行善政。而何为政德？《典语》上说，执政者之所以能获得稳固的政权，就是因为他的君德是合于天道的，执政者能像天地覆佑万物一样，无私地爱护群生，才能受到万民的敬仰登上王位。如若君主不能护佑百姓，德不配位，必然会失去支持政权的力量。何者又为善政呢？《尚书》中大禹指出：“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君王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养民。养民的关键，就在于执政者要正己之德、利民之用、厚民之生。正己之德则能正己化人，利民之用则能兴利除弊，厚民之生则能丰衣足食。这三件事和谐了，就是所谓的“善政”。

       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中国古代历朝的治乱兴衰中可以得见，民心所向决定了国家统治的稳固性和长远性，用管子的话概括最为简洁，即“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它生动地阐明了“民贵君轻，政在养民”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