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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燕生（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网易研究局专栏作家）
张燕生
“新消费”和“新投资”带动经济新增长
前三个季度GDP由负转正，全年经济实现2%左右的增长基本上可以确定，全年经济增长是世界主要国家中唯一不但保持正增长，而且保持2%左右增长增速的经济体。
2020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关之年，同时也是下一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开局之年，这个年份对中国有着历史转折点的重大意义。从目前的宏观增长态势来判断，中国在处理疫情防范常态化、全面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和推动经济社会秩序的正常化等方面，较好做到了平衡协调有序推进，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态势变得越来越明确。
第四季度很大程度有两个指标需要加把火，一是前三季度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了7.2%，虽然降幅比上半年收窄4.2%，到第三季度的增速已经转正，9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是3.3%，但新冠疫情首先是打击需求，而需求中对于消费需求的打击最大，因此第四季度就会涉及到宏观政策怎么能够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消费指数持续向好在四季度有一个明显的支撑，这是着力点之一。
另一个是固定资产投资因素，虽然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了0.8%，年内首次由负转正，但基础设施投资增长是0.2%，投资支撑作用还比较弱，制造业投资虽然比上半年收窄5.2个百分点，但制造业投资仍下降了6.5%。即投资方面，基础设施投资和制造业投资这两个指标一个微弱增长，一个仍收缩了6.5%。所以四季度在投资需求方面如何发力，需要一些政策思考。这里的思考可以分几个角度。
一是短期年度经济实现稳是大局，能够使今年宏观经济保持基本稳定，如果四季度经济保持2%左右的增长，实现稳是大局的目标经过努力还是可以做到。
换一个思路来思考，2020年既是收关之年，又是开局之年，是一个经济转折时期。这就涉及到是用前40年经济发展的传统模式来思考问题还是从新时代新起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如果从前40年的宏观稳中向好的思路来思考，基础设施的四梁八柱架构已搭架起来，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依然严重，再扩大投资会产生边际收益递减和资源浪费。四季度沿这个路往下走，中国已经是全球亮丽的、唯一的保持经济正增长的国家。如果从新时代新起点新要求的角度来思考，可能要思考未来30年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的需要出发，新投资、新消费、新需求的发展空间依然很大。未来的”新消费“究竟是什么？
比如年轻人的消费更趋近个性化、多样性、有较多的主观体验的消费，他们对网络、信息、数据、文化、娱乐、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消费可能会比较突出，而且对生活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的新需求很旺盛。如数字化转型所形成的新消费，服务化转型所形成的新消费和城镇化转型所形成的新消费，这个新消费不仅仅稳定，而且中间包含了深化供给结构性改革的成分。
从投资角度来讲涉及到“新投资”，新投资是为创新投资、绿色投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投资。从这个角度来讲，比如刚刚批准的粤港澳大湾区城际轨道交通的规划就十分重要。从传统投资的角度，四梁八柱基础设施投资的架构搭成，到哪儿都有高铁、有飞机、有高速公路，从这角度来看基础设施投资的峰值已基本结束，但如果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的新投资来看，投资需求发展空间仍非常大。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每次从北京到广东都是坐飞机飞广州，然后再坐2-3个小时的汽车去肇庆、中山等周边地区，或到深圳再坐2- 3个小时去惠州、河源等地。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的快速轨道交通的需求是极其迫切的，但长期没有得到满足；再比如我今天上午从昌平坐地铁到永定门上班，坐了2个小时地铁，昌平线倒13号线，倒8号线，倒6号，倒5号，倒7号，再倒8号。高峰时刻连站着都很困难。如果把昌平看作是北京的一个卫星城，为什么不能有一个直达城里的快速轨道交通呢？这样可能只需要1/3的时间，即40分钟左右到达。回龙观、天通苑的年轻人五六点钟起来坐地铁，第一班车可能就没有座位，到了上班高峰期光进地铁就要排队三四十分钟，再坐两个小时上班，因为北京城里的房价太贵了，像这样的交通基础设施的需求远远没有得到满足。现阶段人才对时间的界限是超过一个小时就不可忍受，最好不要超过半个小时。现在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可能需要两小时上班、两小时下班，四小时在路上。
新冠疫情对需求的打击大于供给，但如果换个角度，从新时代新需求的角度考虑新的消费和新的投资，这方面还有很大需求缺口。满足新需求，就会带来更好的效率、更好的福利、更好的幸福感。在这种情况下，第四季度有没有可能从新消费、新投资的角度考虑怎样既稳定既有需求，同时能够为新消费、新投资、新需求腾挪更大的发展空间，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落在实处呢。
当前的项目储备是没问题的，新增量开支的钱从何而来？现在美国、欧洲、日本等世界各国都在拼命搞经济刺激方案，而中国从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状况看在世界主要国家中是较健康、较稳健的。这方面应该开始为未来的发展考虑，主要城市群都建多层次、快节奏、综合性快速轨道交通体系。这些快速轨道交通体系和网络不但是我们这一代人要用，子子孙孙也要用。
如果是跨际的，它投资的负担就是老年人负担一部分，青年人负担一部分，子子孙孙负担一部分。这就涉及到跨际资产和跨际负债如何匹配的问题，也涉及到金融体系改革，这仍然是综合交通运输基建的负债。目前国家提出新基建是信息的基础设施、融合的基础设施和创新的基础设施，这些跟高精尖相关的。而出行便利是跟老百姓生活工作直接相关的。城市之间快速轨道交通方面的基建严格讲不是新基建，还是传统的基建，传统基建会涉及到跨代跨际的长期资产负债结构如何匹配，现在遇到的最大风险是长期资产没有长期负债结构相匹配，债券市场改革和金融市场的改革这些方面需要提上议事日程。
中国在国家资产负债表很好的情况下解决这些问题，既能解决今年四季度投资和消费的增长，能有更坚实的宏观经济支撑，同时它又解决了开局之年可能会面对新需求、新消费、新投资、新融资结构方面的问题。
三大转型助推新的就业增长点
第二个问题是就业问题，前三个季度城镇新增就业898万，虽然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99.8%基本已超额完成了，但和正常年份城镇新增就业相比，我认为还是少增加了100-200万新增就业岗位，这里涉及用什么办法创造更多的城镇新增就业的问题。
另一个方面是农民工就业问题，农民工外出务工前三个季度比去年同期减少了384万人，一个农民工外出打工就能维系一家人的生计，384万个农民工外出务工人员的减少就是384万个家庭的生计，如何创造农民外出务工劳动力的增量和去年同期持平？
第三个方面是新毕业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今年要毕业800多万大学生，接近20%的大学生现在仍然还没有找到新的工作岗位，怎么能为新毕业大学生创造更多机会，需要就业市场更加市场化。
要创造更多新增就业机会，就涉及三个方面的转型：数字化转型、服务化转型、城镇化转型，这三个转型如何加快推动创造更多新的就业，数字化转型说得较多，而服务业转型涉及到生活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和公共性服务业的发展，这方面的发展严格来讲是滞后的。
生活性服务业以北京为例，北京人吃早饭、理发、擦鞋、修鞋都不是很便利，也就是说北京的生活性服务业还远不够，而且新冠疫情打击的是旅游、文化、娱乐、餐饮、住宿等生活性服务业，如何尽快摆脱新冠疫情的冲击，恢复百姓生活正常化，同时也是正常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增长的需要。生活服务业存在严重缺口，这部分有巨大的就业需求空间。生产化的服务业，比如研发服务、技术服务、设计服务、资讯服务、人才服务、专业服务以及物流服务、商流服务、资金流服务、信息流服务，人才流服务方面的互联互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既可以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又可以增加大学生就业。
公共性服务业也存在大量机会，像职业教育、公共卫生等。这样一来，无论是数字化转型、服务化转型还是城镇化转型，都蕴藏着巨大的就业增加的空间。核心的问题是怎么能够既用前4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关的思维惯性来思考新冠疫情对我们冲击的应对策略，也可以从未来3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角度思考面向未来如何抵消新冠疫情的影响。这里面既有稳定大局的工作，也有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还涉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来重新解决现在的需求不足、就业不足及老百姓的收入增加等问题。
前三个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名义增长是3.9%，扣除掉物价以后实际增长是0.6%，同年首次转正，这里涉及到怎样能增长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问题。这个问题也可以用“收关之作”和“开局之年”来思考。居民的收入能够持续增加，中等收入人群能够持续增加，城乡区域和社会差距能够持续缩小，我觉得短期的宏观稳定应该和中期的结构调整、长期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再分配改革相配套，短中长期综合设计、协调发力，来解决当前新冠疫情对居民产生的冲击和影响。
出口方面，当前有三个基本事实，一是全球化在倒退和收缩，二是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在倒退和收缩，三是全球贸易投资在大幅倒退和收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货物贸易前三个季度还是保持了0.7%的增长，增幅由负转正。其中一般贸易的比重为60.2%，民营企业进出口的比重是46.1%，这都是历史新高。一方面贸易方式、贸易结构、贸易主体都在进步，另一方面确实存在中美贸易战对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所产生的冲击和影响，外资企业进出口比例进一步下降的幅度非常大，反过来讲民营企业的比例上升就非常快，所以民营企业进出口上升的比例上升包含了外资比重大幅下降，这个影响可能不是短期而是长期的，因此这里会涉及到下一步怎样改善投资环境、改善营商环境，改善市场环境，能够稳定外贸和稳定外资，这些都变得非常重要。
另一个方面，推动新型全球化前行很重要，推动新外贸新外资增长很重要，推动供应链价值链产业链合作很重要。这里也同样存在新常态和旧常态思考问题的差异。新常态下有三个事实，一是全球化进入下半场，出现了超级全球化的倒退收缩，新型全球化的前行和发展，虽然比重仍很小。二是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在新冠疫情和保护主义的冲击下的收缩倒退，但东亚生产网络、生产方式、产业链合作在深化。三是全球贸易投资在新冠疫情冲击下收缩倒退。WTO预测今年货物贸易量的增长是-13%至-39%，联合国贸发组织预测今年全球直接投资的规模可能会低于1万亿美元，1万亿美元只是2007年全球直接投资的一半。在这三个基本的事实条件下，可以看到中国推动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经贸发展格局，很大程度上中国会构建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因此，如何推动新型全球化向数字全球化、服务全球化和 人文交流全球化转型；新型贸易方式包括跨境电商、离岸贸易、数字贸易、绿色贸易、普惠贸易等方面的推动，如何推动中国经济和东亚经济、中国经济和“一带一路”经济、中国经济和欧美生产网络经济的相互促进，这就是一场拔河，少数极右分子要脱钩，但绝大部分的美国企业、欧洲企业、日本企业还是愿意跟中国建立起更加合理、更加公平竞争的商业往来经贸关系。
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的投资、贸易、产业合作仍然是在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情况下进行。新常态的开放和旧常态的开放有什么不同？
第一方面旧常态开放会比较重视出口，比较重视招商引资，其中招商引资更多还是制造业，新常态的对外开放会比较重视商品要素的流动型开放上台阶，即比较重视进口、比较重视服务业的贸易和投资；第二个方面的对外开放会比较重视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现代化，也就是制度型开放；第三个方面会比较重视创新、知识、人才的跨境交流合作，也就是知识型开放。从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到制度型开放、知识型开放三位一体协调发展，构建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阶段。因此这旧常态和新常态对贸易、对投资、对开放所提出的要求和发展的重点是不一样的，比如直接投资，过去招商引资70%是制造业，现在70%以上的外资是服务业，尤其是研发服务、技术服务、资讯服务、咨询服务、人才服务等。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做形势分析时一定要在旧常态和新常态不同视野下观察问题。
四季度经济预计正增长6%
今年1、2月份，中国的新冠疫情专家们预测新冠疫情对中国的影响是短期和局部的，短期比如2月25日绝大部分省份新增病例归零，3月19号武汉新增病例归零，4月8号武汉解除封城。即以4月8日武汉解除封城为标志，中国的防疫已经转向了疫情防控常态化 ，即科学防疫，大数据、云计算、专业知识、专业人才和各地防疫主管部门相互协作，而后来的疫情都是风险点的爆破。
一个方面是有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一方面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对新冠病毒这种自然界的疾病有一种天然的风险防范意识，中华民族形成了一些集体对风险防范的意识和行动。中国经济GDP一季度增长负6.8%，二季度正增长3.2%，三季度正增长4.9%，四季度有可能会达到正增长6%。从这个角度来讲，新冠疫情这场冲击既考验了中国，同时也验证了中国人民的优良品质，武汉既是疫情的重灾区，武汉也是英雄的城市，武汉人民也是英雄的人民，表现在抗击疫情中市民素质之高，所表现出来的战胜疫情的信念之强。
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全世界还在新冠疫情的斗争中，中国一方面是如何防止输入性病例的冲击，一方面是如何与全球共同抗疫，像疫苗、药品、口罩、呼吸机、防护服等防疫物资，这些方面的合作非常重要。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要低调地多给世界创造需求，多给世界做出贡献，一方面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一方面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做货真价实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