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女店员骂游客穷鬼”事件持续发酵，先是涉事手鼓店被责令停业整顿，紧接着舆论一哄而上，“红衣姐”（女店员）最终还是被击倒在地，不过在其非正式的道歉中，“红衣姐”强调：“我很害怕，甚至不知道怎么来面对家人、面对公众、面对未来的生活，但逃避不是办法，现在我要勇敢地站出来，向大家说声‘对不起’”。

到此为止，“红衣姐”算是彻底摊牌，而涉事的俩游客正式进入舆论视野。从某种层面上而言，不仅水火无情，舆论往往也是无情的。很多时候就是如此，当所有火力都集中打击那个坏孩子时，只要坏孩子肯认怂，铁板一块也会瞬间坍塌。

要知道，“红衣姐”的“穷鬼理论”肯定是不对的，但她也只是借粗鄙直言行愤怒之气而已，而所谓的“穷鬼理论”其实一直存在。因为就国内的旅游认知来讲，一直都是“花钱的事情”，也就是“穷游”从来就不会被太认可。虽然，我们所说的“穷游”跟“穷鬼”毫无关系。

但是，真要是当回事儿去掰扯，其实也不太好讲清楚。就“穷游”来讲，可能更强调“游”的感受，也就是一切以游历为前提，衣食住行方面相对弱化一些。而“穷鬼”本身，其实就已经存在鄙夷之意，其中主要是以财富的多寡来论优劣，一般来讲，多是背后论是非的口头禅。

就以“大理女店员骂游客穷鬼”事件来讲，主要的纷争在于“红衣姐”已经付出应有的接待态度，而俩游客却以“想买”的方式让人家各种表演，这种情况下，但凡互动过程中存在不对等，就容易发生纷争。就目前已知的信息来讲，“红衣姐”觉得俩游客不地道先谩骂起来，而俩游客紧随其后，直到双方“恶言相向”，“穷鬼理论”和“无良商家”比翼双飞。

所以，用“一个巴掌拍不响”来解释这场纷争其实也是可以的。但是，当外围的舆论介入进来后，貌似简单的事情就被复杂化了。因为舆论在看待“穷鬼理论”的时候，更多会把“新仇旧恨”一起算进去。于是“红衣女”被群起而攻之，真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

不过回到事件本身，“红衣女”所存在的问题其实还是比较普遍的。对于很多商家来讲，总觉得自己付出成本，就一定要得到回报，这其实是一种霸凌逻辑。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商业性的回报肯定要有，但更多计算的是“平均成本”和“平均回报”是否对等，而非是以单独的交易案例进行评估。

这样的认知想必任何商家都是明白的，但是在旅游区中，这样的认知往往会被忽视掉。因为旅游区的生意相对好做，只要双方谈论的差不多，都能一拍即合。这导致很多商家被彻底惯坏了，于是当出现不太好接待的游客时，就容易心里不平衡。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红衣女”多半是受这样的逻辑影响。但是，她也忽视掉一点，俩游客其实不只是两个人那么简单，当人家把整个过程记录下来释放到社交媒体上时，就意味着她要面对成千上万人的言语指责，直到她认怂道歉为止。

不得不承认，社交媒体时代，交易双方的“主动权”貌似回到消费者手中。在很长一段时期，商场的店员都很强势，“强卖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但大多数情况下，因涉及的损失较小，很难引起社会的关注。但是，社交媒体时代就彻底不同了。只要能记录下来，就可能进入舆论中心，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然而这未必也是一件好事儿，因为舆论审视但凡介入进来，就容易失去控制。从某种层面上而言，俩游客可能也不想把“红衣女”怎么样，只是想借助社交媒体释放一下自己的情绪，关注一下旅游乱象，没想到事件走势会失控到“集体暴打奸商”的序列。

当然也要清楚一点，“红衣女”口中的“穷鬼理论”根本不是她的首创，这导致她所受到的围攻里，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属于“原始性的情绪累积”。毕竟对于很多人来讲，确实受够“穷鬼理论”的碾压，这种情况下，怎能不站出来“反咬一口”。

另外，“红衣女”说“我很害怕”，其实并非只是害怕承担所涉事件的责任，而是害怕事件外延所带来的长久负面效应。因为，舆论围观的终局里，最终只会凝结成各种负面标签。就“红衣女”而言，人们可能不太在意她为何会说出“穷鬼理论”，而更在意她谩骂时的“可憎嘴脸”，而这些却很容易让一个人“社会性死亡”。

毕竟“红衣女”除却经营手鼓店，还有基本的生活，这种情况下，她所面临的压力自然会很大。于此，就“我很害怕”来讲，应该属于一种真实的情绪反应，并非只是一些人所说的“假装道歉”，也就是虚伪的表达。与此同时，对于涉事的俩游客来讲，其实也应该出来走两步，毕竟，他（他）们在其中的表现也不怎么样。

甚至，从信息错位的滥用上，俩游客显得很不道德。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讲道理一定要站在信息全面的基础上进行。如果一方为争取更大的舆论支持而肆意遮盖部分事实，这很容易让舆论变成无头苍蝇横冲直撞。所以，很多时候并不是“事件反转”的问题，而是事件进入舆论视野时，就没有完全性地被打开，这是舆论推进者的问题，也是舆论本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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