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设计派”的创新与传承——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侧评

以米尔格罗姆、威尔逊和埃尔文·罗斯（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等人为代表的“市场设计派”，也许已经发展成了当代微观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一个流派；同时，一个以这几位学者为核心的“经济学豪门”，也已隐约可见

文｜贾拥民

202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米尔格罗姆（Paul Milgrom）和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理由是他们“改进了拍卖理论并发明了新的拍卖形式”。

米尔格罗姆和威尔逊此次获奖，乃是实至名归之事——他们“陪跑”诺贝尔奖已有多年。尤其是米尔格罗姆，20多年来一直都是诺贝尔奖当仁不让的候选人。而且，这两位学者对经济学的贡献，远远不限于拍卖领域。笔者认为，以米尔格罗姆、威尔逊和埃尔文·罗斯（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等人为代表的“市场设计派”，也许已经发展成了当代微观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一个流派；同时，一个以这几位学者为核心的“经济学豪门”，也已隐约显出雏形。

对于米尔格罗姆和威尔逊在拍卖领域的学术贡献及其现实意义的介绍上，坊间已有众多文章谈过，本文重点不是重复这些内容，而是着重从另外一个角度——经济学“门派”的形成，来对本次诺贝尔经济学奖作一评述，顺便讨论一下“经济思想的借用和创新”，最后冒昧地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未来走向提出一点预测。

威尔逊和米尔格罗姆在202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他和他门下的弟子，已经有四个人获得了诺贝尔奖。此前分别于2012年和2016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埃尔文·罗斯（Alvin E. Roth）和本特·霍姆斯特罗姆（Bengt Holmström），也都是威尔逊的学生。至此，威尔逊在经济学界的地位，当不下于张三丰在武林的地位。

威尔逊是“博弈论四人帮”之魁首。在经济学界，有博弈论“三大家”“四君子”“四人帮”之说。“三大家”指约翰·纳什、约翰·海萨尼和莱因哈德·泽尔腾，他们三人于199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四君子”指罗伯特·奥曼、肯·宾摩尔、戴维·克莱普斯以及阿里尔·鲁宾斯坦，其中奥曼于200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四人帮”指威尔逊、米尔格罗姆、戴维·克莱普斯和约翰·罗伯茨。从威尔逊开始，他的门下个个都精通博弈论。许多人似乎有个刻板印象，擅长博弈论的经济学家，肯定都是数学家，而且往往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黑板经济学家。确实，威尔逊和米尔格罗姆这两师徒也都是数学家，但他们肯定不是黑板经济学家。

罗伯特·威尔逊1937年出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高中毕业后荣获哈佛大学全额奖学金，于1959年获得了哈佛大学数学学士学位。1961年和1963年，他相继在哈佛大学商学院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加入斯坦福大学，一直任教至退休。

威尔逊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的老师是霍华德·雷法（Howard Raiffa）。在那个时候，博弈论的基本概念虽然已经基本确立，但对经济学和商学研究影响并不大。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与奥斯卡·摩根斯坦（Oscar Morgenstein）在1947年出版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中提出了合作博弈的解概念，约翰·纳什在1950年和1951年的重要论文中提出了纳什均衡概念，但是这些论著的数学气息过于浓重。对经济学界产生了最直接、最广泛影响的，其实是雷法和邓肯·卢斯（Duncan Luce）于1957年出版的《博弈与决策》，揭示了博弈论在推动社会科学发展方面的潜力。

雷法来到哈佛大学，是因为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哈佛大学举办了一个名为“基础数学在商业中的应用”的项目，邀请全国各地商学院教授参加。参加者当中有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了杰出的商学院院长。这个项目的成功举办以及参与者们的后续努力，改变了美国大学商科研究的面貌，今天美国许多大学的商学院在经济理论研究方面，之所以足以与经济学院（系）分庭抗礼，很大程度上也是在那个时候奠定下基础。威尔逊本人所在的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就是一个典型。

威尔逊在雷法等人的影响下，积极投身博弈论研究。早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他就写过一篇用博弈论研究如何在拍卖中出价的论文。他在1982年与克莱普斯合作发表了博弈论发展史上的经典论文《序贯均衡》，将博弈化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随后，威尔逊与米尔格罗姆、克莱普斯和罗伯茨密切合作，提出了一系列经典博弈论模型。

除了博弈论，威尔逊在非线性定价和拍卖理论等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事实上，非线性定价和拍卖，都是博弈论的应用或组成部分。

此外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威尔逊虽然一直在大学任教，但他并不是一个深居象牙塔不问世事的人。事实上，恰恰相反，他曾强调指出，理论家最重要的研究课题必定来自市场参与者遇到的问题。他说，如果想帮助市场参与者获得更好的结果，就必须了解他们关切的问题，只有深入市场才能发现抽象理论无法预测的关键特征。这也是他和他的弟子们的理论得到广泛推崇的深层原因。

威尔逊的拍卖设计，最早始于他为美国内政部石油勘探部门提供的咨询活动，目标是利用博弈论分析勘探许可证拍卖。20世纪70年代末，他为一些石油公司提供咨询业务的核心也是拍卖设计。后来，他的咨询活动进一步扩展到了公用事业企业的零售服务合同设计，以及能源、输电和电力储备等集中化市场的设计。当然，最为著名的是他与米尔格罗姆等人共同设计的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无线电频谱拍卖。

威尔逊门下群星璀璨，他的学生除了先后获得诺贝尔奖的罗斯、霍姆斯特罗姆和米尔格罗姆之外，克劳德·德·阿普雷斯蒙特·林登（Claude d'Aspremont Lynden）、让·皮埃尔·庞萨德（Jean-Pierre Ponssard）、罗伯特·罗森塔尔（Robert W. Rosenthal）、穆罕默德·耶尔迪兹（Muhamet Yildiz）和尤利·桑尼科夫（Yuliy Sannikov）等人，也都已经成了有世界声誉的学者。

罗斯、霍姆斯特罗姆对经济学的贡献已经广为人知了。笔者只简单描述一下米尔格罗姆的一些情况，再介绍尤利·桑尼科夫的学术贡献。

米尔格罗姆无疑是美国当代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但是人们较少注意到的是，他本人有着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创业经历。

米尔格罗姆1948年出生于美国密歇根州的底特律市。他在少年时期就展示出了极高的数学天赋。在上大学期间，米尔格罗姆积极参与了反对越战的抗议运动。1970年，他在密歇根大学获得了数学学士学位，但是他没有选择继续深造，而是在旧金山的大都会保险公司工作了几年，然后又在俄亥俄州哥伦布的纳尔逊和沃伦咨询公司担任了精算师，并于1974年成为美国注册精算师协会会员。之后，他于1978年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统计学硕士学位，然后又于1979年获得了斯坦福大学商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竞争性投标的信息结构》获得了萨维奇奖（Leonard Savage Prize）。

获得博士学位后，米尔格罗姆到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任教，在这个后来排名世界第一的商学院中，他的同事包括了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杰·迈尔森，以及同门霍姆斯特罗姆等人。之后，他又任教于耶鲁大学，最后于1987年起回母校斯坦福大学任教至今。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批经济学家开始超越完全竞争市场的一般均衡分析，他们致力于以博弈论为工具，从机制设计和不完全信息角度，为经济世界提供一个新的解释，米尔格罗姆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在经济学的诸多领域都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包括拍卖理论、定价理论、市场设计、产业组织、金融学、法与经济学、社会选择理论等等，堪称现代（基于博弈论的）微观经济理论集大成者。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米尔格罗姆在商业领域的成就。他和威尔逊等人为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设计的“同步加价多轮竞拍”机制，已经在全世界得到广泛应用，创造了超过2000亿美元的价值。除了为各国政府监管部门提供咨询之外，米尔格罗姆还为很多公司提供了咨询，包括为微软公司提供搜索广告拍卖方面的咨询服务，为谷歌进行IPO拍卖提供咨询服务等。他创办过好几家公司，最近的一家是2007年成立的拍卖设计公司“Auctionomics”，它的目标就是提供软件和服务，为复杂的商业拍卖和交易创造有效市场。

2006年，米尔格罗姆为时代华纳公司和康卡斯特公司提供咨询，帮助其参加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第66号拍卖。他利用软件跟踪竞标者的出价，估算出各个竞标者赋予特定许可证的私人价值，结果使得时代华纳和康卡斯特在同等频谱方面的出价比竞争对手低了大约三分之一，省下了差不多12亿美元。2012年，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聘请“Auctionomics”公司帮助解决有史以来最复杂的拍卖问题，目的是建立一个激励性的拍卖市场，将电视广播频谱重新用于无线宽带。

1978年出生的尤利·桑尼科夫是米尔格罗姆的“小师弟”，也是2016年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得主（克拉克奖素有小诺贝尔奖之称），也是金融学领域最重要的布莱克奖得主，现在已经成长为国际经济学界引人注目的巨星了。

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博弈论（一定意义上，甚至整个微观经济理论）的发展，似乎进入了一个平台期。以博弈论为基础重构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工作接近完成了（以至于许多后来的经济学家悲叹，“可以做的理论研究都已经被做完”）。而桑尼科夫则是少有的能够开发出新的理论工具推动理论发展的经济学家之一。虽然很早就有人研究过连续时间博弈，但是大多数博弈论研究都是在离散时间环境下考虑问题，桑尼科夫利用随机微积分方法分析连续时间的动态重复博弈，他通过对鞅表示定理（Martingale Representation Theorem）的巧妙应用，开发出了一种可以完全刻画这一类重复博弈的解方法，从而为相关模型奠定了更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使得它们更便于应用，这个贡献在企业理论、证券市场设计、契约理论、公司金融结构等领域都有重要意义。

一个“门派”要想长盛不衰，必须“代有才人出”。如今，威尔逊门下第三代弟子都进入了全盛期，甚至第四代弟子中的佼佼者，也已经开始名扬天下。

最早“成名立万”的是米尔格罗姆的学生苏珊·阿塞（Susan Athey），她是2007年克拉克奖得主。阿塞是第一位获得克拉克奖的女性经济学家。她的主要贡献体现在对市场设计和拍卖理论的计量经济学验证方法上面，同时她数理建模的造诣也很高，在单调信息模型、拍卖理论、产业组织等方面都有深入研究。

霍姆斯特罗姆的学生乔纳森·莱文（Jonathan Levin），获得了2011年的克拉克奖。莱文现在已经是微观经济学领域最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了，他的研究特点是，高深理论、实证方法与应用价值浑然一体，在产业组织理论、市场设计、拍卖理论和契约理论等领域都有卓越贡献。

罗斯的学生，帕拉格·帕塔克（Parag Pathak），则是2018年克拉克奖得主。他出生于1980年，在经济学界可以说是一枚“小鲜肉”。帕塔克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市场设计工作组主任和创办人，他通过将市场设计理论运用于现实的择校系统来修正和丰富市场设计理论。他先证明，波士顿地区以前采用的择校机制会导致学生隐藏真实偏好；然后，他又通过对芝加哥地区的择校实践的研究证明，即使采用延迟接受算法，也有可能导致无效率。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的首交易循环机制，得到了逼近无嫉妒、防策略和帕累托最优的结果。

顺便提一下，威尔逊门下这四位获得了克拉克奖的二三代弟子中，除了帕塔克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之外，另外三位都回到了斯坦福大学，这种势头持续下去，斯坦福大学有朝一日或许会成为全球经济学第一重镇。

近年来，几乎每一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之后，都有不少人表示不满。这种不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指责经济学已经不成其为经济学了，例如有人声称，博弈论只是数学、机制设计只是数学或工程学，它们都不是经济学。第二，嘲笑那些获奖的研究成果只是众所周知的常识。第三，抱怨应该获奖的是另外的经济学家。

对于第二种不满，很容易给出回应：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有一类恰恰就是，将某个几乎人人皆知的重要常识的机制，在一定分析框架下解释清楚。保罗·克鲁格曼因证明规模效应可以促进资源禀赋类似的国家之间的贸易而获奖，原因就在于此。

至于第一种不满和第三种不满，可以放在一起来说。重要的问题总是会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情境下被那些有理论敏感性的人不断重新提起，关键是如何将它们以最好的形式表达出来，并且得到最广泛的认同；当然最好还能够提供全新的分析框架，然后在此基础上从理论走向实践，开创出一个运用理论的全新市场来。数学是表达自然科学的语言，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公认。博弈论（机制设计理论也属于博弈论）作为“社会科学的语言的地位”，则一直未能得到牢固的确立。

但是，无论如何，所有人都应该可以认同经济学是关于人类选择的行为模式及其制度约束（或制度激励）的理论，既然如此，能够描述一定制度下人们的决策以及不同环境下这些决策的结果的博弈论，就不失为经济思想的一个好的表达形式。因此，对于以博弈论这种语言，对以往有人提出过的经济思想进行重新表达，并创造出更大的理论市场的努力，应该不必有过多不满。事实上，从这个角度来看，米尔格罗姆和威尔逊为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设计的无线电频谱拍卖机制，也是借用了其他人的经济思想并加以创新性发展的结果。

回望历史，如何以市场方式分配无线电频谱这个问题，是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在1959年发表的《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最早提出来的，而它的解决思路，在一定意义上则可以说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提供的。科斯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而哈耶克则是奥地利学派的一员，他们都不属于市场设计学派。

尽管哈耶克自己对博弈论的评价并不太高，但是他在1945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经典论文《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为博弈论（尤其是动态博弈论）奠定了知识论基础。用他自己的术语来说，这可能是他写作这篇论文的一个“非意图后果”。

哈耶克在该文中指出，“我们所必须利用的关于各种具体情况的知识，从未以集中的或完整的形式存在，而只是以不全面而且时常矛盾的形式为各自独立的个人所掌握。……社会的经济问题不是如何分配所‘赋予’的资源，而是如何确保充分利用每个社会成员所知道的资源，因为其相对重要性只有这些个人才知道。简而言之，它是一个如何利用并非整体地赋予任何人的知识的问题。”哈耶克把将市场理解读为一种诱导关于决策者的偏好等信息的机制，并认为不同行为人之间的边际替代率揭示了关于生产和消费机会的局部信息：“‘经济运算’（即纯粹的选择逻辑）至少能通过类推来帮助我们认识价格体系如何能够解决（事实上正在解决）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做出并不断使用等值比率（或‘值’、或‘边际替换率’）的方法，才能解决这种问题。即他要给每一种稀有资源标上数字指标，这种指标不可能从这种特定的物品所拥有的任何特征中得出，但它却可以反映，或者在它身上集中了它在整个方法目的结构中的重要性。在任何小变化中，这个管理者必须考虑这些集中了所有有关信息的数量指标（或‘值’），通过逐个调整数量，他就能恰当地重新做出安排，而不必从头解决整个问题，也不必同时检查其所有的分支部分。……从根本上说，在一个关于相关事实的知识掌握在分散的许多人手中的体系中，价格能协调不同个人的单独行为，就像主观价值观念帮助个人协调其计划的各部分那样。”

米尔格罗姆等人设计的“同步加价多轮竞拍”机制，简直就是对哈耶克这些话的一个“具体实现”：不同的竞拍人有相互关联的私人知识，他们的出价反映了私人知识，随着出价的增加，更多的信息被揭示出来，然后竞拍人根据新的信息更新自己的知识，再报出更高的价格……

当然，经济思想转变为博弈论模型并被用于市场设计之后，肯定会带来一些意图之外的后果，对此，必须保证设计出的机制对于已知规则而言拥有好的均衡属性，对不了解的策略而言又有很好的稳健性。这是对包括市场设计在内的机制设计理论的最大挑战。

顺便提一下，米尔格罗姆、威尔逊和罗斯，都是美国科学促进会颁发的“金鹅奖”获得者，而“金鹅奖”的宗旨，就是取“不要杀掉那只下蛋的金鹅”之义，专门表彰那些在一开始的时候看不到任何应用前景，甚至被嘲笑为浪费资源，最终却取得了巨大的影响和社会效益的研究。这算不算对经济思想的借用和数理化发展的一个“非意图后果”呢？ 

从近几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成果来看，诺贝尔奖委员会似乎越来越注意经济学理论的“实践价值”——它表彰了一些能够为当今全球经济社会面临的主要挑战提供某种解决方法或思路的成果。

2017年，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获奖，是因为他在行为经济学上的贡献，揭示了非理性的金融行为的原因，有助于解释金融危机。2018年，保罗·罗默（Paul Romer）和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获奖，理由分别是对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教育和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性）的深刻洞见和对环境经济学（特别是气候经济学）的重大贡献。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的理由是，他们为缓解全球贫困做出了突出贡献。今年的两位获奖者，更是通过他们发明的新拍卖形式，帮助世界各国政府多“赚”了数千亿美元。

但这可能只是一种巧合。放在更长的尺度上看，诺贝尔经济学奖总体上还是更加注重理论和技术（包括计量）。事实上，对谁能获奖有更多决定作用的，也许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奖机制。

诺贝尔奖委员会每年都会邀请1500位经济学家推荐当年的候选人，而有资格成为推荐人的，正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国际上经济学各领域的领军学者。只有在连续几轮中都能得到较多票数的五个人才能最终入围，然后再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定夺（获奖者最多不超过三人）。因此，最有可能获奖的，很大程度上就是有最多人推荐的那些人。

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年，又看到威尔逊门下弟子或故旧获得诺贝尔奖，我们不必觉得太惊讶，因为他们“人多势众”。这种现象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出现过，只不过当时是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不断获奖。

不过，具体谁获奖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关键是要明白，为什么在某个时期，某个“门派”能够吸引最优秀的年轻人不断投入麾下。

（作者为均衡研究所学术顾问、浙江大学跨学科中心特约研究员，编辑：臧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