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他

马上，我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交活动，因为我又认识了一位叫小红的姐姐。大孩子们都不屑跟我玩儿，但是她屑。我初来乍到，两眼一抹黑，她带我认识了许多内蒙古党委大院的孩子。

有一个星期天，小红又来找我玩儿，我说起那位叫自称哥哥的孩子，她说：嗨！我跟他特熟，我妈妈跟他爸是一个单位的。走，我带你去他家。

他家也有一个大院子，种满了玉米和葵花。那时的房子好像都是同样的格局，先是一条竖的走廊，然后是一条横的走廊，走廊两边是房间。小红领着我快步走过红砖铺的小路，推开他家的门，大声喊：哥哥呢出来！

没有人出来，也没有人应答。小红带着我直奔左手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推开门，把我惊呆了——房间是一个卧室，有位四十出头的风姿绰约阿姨正坐在角落的一个木桶上盈盈笑着。

小红问：阿姨哥哥去哪儿了？

阿姨说：跟刘姨上街买铅笔去了，你们到他的房里等一会儿。

我俩在哥哥的房间里呆坐着。

我问小红：那是哥哥的妈妈？

小红说：嗯。

我问：她在干嘛？

小红说：坐在马桶上能干嘛？不是拉就是尿！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马桶”这个词儿，也是第一次看到实物。毕竟我们是北方孩子，没有江南孩子的眼福。

我问：她为啥不去厕所？

那时我们还不会把厕所文雅的说成“卫生间”，而且也不卫生，除了排泄没有其他任何功能，连个洗手的面盆都没有。更重要的是，厕所一般并不跟卧室建在一起，而是建在院子里的一个角落。

小红说：这对我也是一个谜。

我问：拉完还得倒还得洗，不更麻烦吗？

小红说：她又不倒她又不洗，都是刘姨倒。

我问：刘姨是谁？

小红说：哥哥的保姆。

哥哥家里就哥哥一个孩子，但是忙于工作的父母仍然无暇照顾他，他从生下来便是刘姨在照顾，他性格内向而羞怯，跟爸爸妈妈不如跟刘姨亲。就是因为他羞怯的像个女孩子，妈妈特意为他取了一个小名叫哥哥。

但是好像没起什么作用。

我一直都很纠结哥哥的妈妈在马桶上拉尿的事，我后来问小红：哥哥妈妈是南方人吧？因为我听说只有南方人才使用马桶。小红反问我：你见过南方人叫高娃的吗？

后来我知道了，小红的爸爸是秘书长，而小红的妈妈在监委工作，哥哥的爸爸则是监委书记。

文革很快到来了，这真是一场令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运动啊。运动开始没多久，身为内蒙古自治区医院党委书记的高娃就给打死了。那时我们小，关于她的死有许多恐怖的传言，甚至有说是关在太平间里吓死的。

我听到消息后非常不厚道的想：刘姨再也不用给她倒马桶了。

哥哥的爸爸虽然那时也被关押，但是他获得了仁慈的政策待遇——允许他去看一下妻子的遗体。

他断然拒绝了组织上的好意，表示要坚决和这个反动女人划清界限。

紧接着就是热火朝天的搬家，我们都被赶出了原来的院子，我家是一个大杂院里的两间小平房，当天中午我去食堂买饭，居然找不到我们的新居了。

后来小红找到了我，我问哥哥被撵到哪儿去了？她摇摇头说不知道，他爸在关押中，不知道刘姨把他带哪儿去了。

小红的父母也被关押，我的父母也被关押，我几乎所有朋友的父母都被关押了。

大家都一样，谁也用不着歧视谁。

临近春节的一个黄昏，大雪纷飞，朔风扑面。我从同学家回来，街上人很少，只有一老一少两个人，穿着厚厚的棉猴儿，根本分辨不出男女。我快步超过，然而，后面有人在叫我的名字。

好熟悉的声音啊，我立定，回头，一双熟悉的眼睛，我家刚搬来那天栅栏门上的那双眼睛。

我迟疑的问：哥哥？

他撕下口罩，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我也认出了刘姨，我问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刘姨告诉我下午就出来了，是带哥哥去买条绒布，要给他缝过年穿的新衣服。

刘姨身上的衣服是补丁摞补丁，而哥哥虽然是一身学生蓝，却没有一块补丁。男孩子的衣服裤子没有补丁，在那个时代真是一件稀罕事。

他告诉了我刘姨家的地址，但我没记住。

他爸爸“解放”的比较早，出来不久就安排到一个大型国企当党委书记。这只是过渡，很短的时间里，他又去了高检。他来我家的时候我问他哥哥干嘛呢，他说他也不知道，跟刘姨在一起生活呢。

很快我就知道了哥哥为啥不回家而要跟刘姨在一起的原因，他爸爸很快就结婚了，女方是离婚的，带了三个孩子，最小的一个还是小儿麻痹。老公当时还在在牢里，他们结婚不久刑满释放，也添了许多麻烦。

哥哥的爸爸正在辛勤而细致的照顾三个新孩子，怎么顾得上这个旧孩子？

哥哥跟我说过，他一生最重要时期的温暖，都是刘姨给的。

后来哥哥也有了职业，在一个工厂当工人。有一次遇到他，他说很不习惯工厂师傅们的粗犷，啥玩笑都开。他虽然穿了一身工作服，但还是掩盖不住他的内向和羞怯。

再后来，为了安排老干部在文革中受牵连的子女，内蒙古公安厅办了一个边防民警训练班，一大批干部子弟都进了这个班，他也来了。

不到一年的短训，他们都成了边防民警。他被分配到了二连口岸，做一个边检员。

因为家庭的缘故，他春节主动申请留下值班。一连三年，年年如此。

他因此成了模范。

模范不能总在基层，他很快被调到内蒙古公安厅三处。他的气质与他的单位很协调，不张扬，很内敛，接人待物，客客气气。于是一路升迁，做到了政治部主任，副厅级。

我知道他至少在做公安厅政治部主任的时候，还是非常廉洁的。那时我也在公安厅住，有时一起喝茶，不免谈起时下的腐败，他总是义愤填膺。

后来他在做政法委副书记的时候，我也见过他几次，谈吐已经不似在做政治部主任时激烈。我指出他的变化，他微微一笑，说那时不成熟。

以后又做了司法厅的一把手，我去过他的办公室，狭窄而简陋。我表扬他的朴素，他说根儿上来的，变不了啦。

昨天夜里睡不着，我想，写《创业史》的柳青曾经有过一段话，他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

那么，他的要紧处是在哪里行差踏错的？

我觉得应该是在政法委。

那时的政法委书记是邢云，我认识这个烂人。这个烂人本来创造了一个贪污受贿记录：四点九亿，但是很快就被新人创造的新记录打破了。

其实我认识好多这样的烂人，对于他们的锒铛入狱，我从来都觉得很爽。意大利电影《一个警察局长的自白》里有一句台词，让我记了一辈子：手指甲黑糊糊的本性难改。

但他不是这样的人啊，难道天下指甲一般黑？

他在政法委直接做邢云的下级，他不会看不到邢云的草蛇灰线蛛丝马迹，我想他最初一定是很愤懑，但逐渐转变为随波逐流和同流合污，他喜欢读书，他一定读过渔父对屈原说的话：“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

他的妻子脑癌去世，我想，给他保媒拉纤的一定不会少。但他跟他的父亲不一样，也许是他父亲当年的大义灭亲刺激了他，他直到今天也未曾再娶。

假如他的行差踏错是在政法委，那么，病灶一定还是文革。他家的惨痛变故以及周围朋友的遭遇肯定会给他的心以重创。当他看到对结发妻子那样无情无义的丈夫可以活的有滋有味——他的最后一个职务是保护下一代协会理事长——世上还会有真情吗？

文革也是一次疫情，经历过的人，有的终身免疫，有的终身带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