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圣母院大火2周年] 巴黎圣母院的产权到底属于谁？

原创法兰西360 法兰西360

2019年4月15日晚20时30分，巴黎圣母院大火已经烧了近两个小时。它那巍峨的尖顶刚在人们一片绝望的尖叫声中倒下……看这阵势，过不了多久，整座建筑即将倾倒，巴黎圣母院将化为一片毫无用处的废墟……

马克龙已经第一次赶到现场。巴黎消防救援总队司令加莱(Gallet)将军用一张一线消防指挥官画在A4纸上的火势演进示意图，向马克龙介绍了拯救巴黎圣母院的最后一个方案：派一支突击队上圣母院北钟楼(beffrois nord)，从那儿阻击火焰。

加莱将军简洁地向马克龙说明了这一方案的利害关系，这是最后一招，如果成功，则可控制火势，明天早上六点，圣母院北钟楼和主体建筑可能还在；但如果失败，您将需要做好准备，在荣军院内陈列至少30具消防员的灵柩……

将军补充说，我们可以一试。说完把坚毅的目光投向马克龙，似乎在说：如有牺牲风险，也是我们所同意和接受的……

马克龙笔挺地站在那儿，神色凝重。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只有他才能作的决定，而且必须在两分钟内立即作出！

加莱将军和马克龙四目相视，周围随从一片寂静。

马克龙没有说话。他向加莱将军使了一个眼色，用手沉沉地拍了一下将军的肩膀。

加莱将军立即命令一支20名消防员组成的突击队冲向北钟楼……

(……)

今天是2021年4月15日，离马克龙承诺的“5年修复巴黎圣母院”的时限还有整整3年……

[本文首发于2019年4月23日]

在法国全国42258座天主教教堂中，93座为大教堂(cathédrale)，其中86座属于中央政府(Etat)的财产，其余4万多座教堂和小教堂(églises et chapelles)则是市镇(communes)这一级地方政府的财产……

230年以来，法国的一个市镇﹑一座教堂和一所学校的自然与人文景象基本未变……

或许正是因为拥有这一天主教“遗产与组织资源”，法国将能以它一贯的精神价值和方式，度过诸如巴黎圣母院火灾这样的劫难，克服种种困难，重振经济与文化，并始终为人类社会指明一种充满人性的演变和发展选项……

作者｜儒思忧｜© 法兰西360

2019年4月15日深夜11点35分，巴黎圣母院的大火刚刚被消防员扑灭，马克龙总统第二次现身现场。马克龙在察看了巴黎圣母院内到处还在冒烟的被烧惨相之后，向在场媒体发表了简短讲话。

在向400名还在废墟中奋战的消防员表示感谢和敬意之后，马克龙神情凝重地说道：

“今晚，我首先要向在法国和在全世界的天主教徒表达思念；特别是现在正是‘受难周’，我知道他们的感受；我们和他们在一起。

我也要向全体巴黎人表示思念。巴黎圣母院是他们的大教堂；此外，我也要向全体同胞表达思念，因为巴黎圣母院是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学，我们的想象力；在这个地方我们经历了我们所有的重要时刻：各种瘟疫﹑历次战争﹑我们的解放；

所以，今晚我要非常庄重地对大家说：我们将携起手来共同重建这一大教堂！这也许就是法国命运的一部分，是未来几年我们的计划；

我在此向大家承诺：从明天起，将发起一场全国募捐；我们将超越国界，招募最伟大的人才；他们将踊跃地前来为重建作贡献。

我们将要重建，我们要重建巴黎圣母院！因为这是法国人所期待的，因为我们的历史值得如此，因为这是我们深沉的命运……”

马克龙的这一现场即席讲话被法国许多时政评论家认为是他最诚挚和最令人感动的讲话。

然而，作为非宗教国家的元首，马克龙公开把巴黎圣母院与“我们的历史”和“我们深沉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应该说是一种勇气，一种坦诚；因为，假如没有巴黎圣母院这一牵动千百万人心的“灭顶之灾”，他的这一番话恐怕会立即被解读为逾越“政教分离”的“红线”，并招来左翼反对党政敌和“政治正确者”们的激烈批评与攻击。

这是因为，政教关系，尤其是“法国的基督教根基(racine chrétienne)”或“基督教民族(chrétienté)”概念在法国是一个爆炸性的敏感话题。而马克龙从2016年参选总统一直到当选执政以来，曾屡屡发表诸如“谁要是对(法国国王的)兰斯加冕典礼(Sacre de Reims)或对(1790年7月14日)联盟节无动于衷谁就不是法国人”或“希望修补教会与国家之间被损坏了关系”之类的言论，在这一问题上无意或故意地触碰“雷区”，引发争论，使得法国不少可被某些国人称作“白左”的人士顿时紧张，以为宗教与世俗“两个法国”的战火又死灰复燃……

但实际上，马克龙并没有错。

因为，巴黎人和法国人与巴黎圣母院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一种超乎宗教的历史与情感的联系，而且也是一种切切实实的“财产”关系：巴黎圣母院不是法国天主教会的财产，而是法国中央政府拥有产权的“国家财产”……

这儿，我们试图从巴黎圣母院的“产权”所属以及法国式“政教分离”的角度，来看一看巴黎圣母院以及更广义的法国天主教与法国社会关系的历史和现实。

为什么巴黎圣母院是“国家财产”？

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法式“政教分离”话题，是对法国国家与教会关系历史与现状的一个有力说明。

如众所周知，法国目前是一个实行政教分离的国家。而国家与教会之间的关系是通过1905年制订颁布的“政教分离”法律(Loi de la laïcité)进行调节，并得到“理顺”的。

对于法国来说，1905年的“政教分离法”是一部极其重要的法律；它不仅发明了一种法国式的“政教分离”原则—即确立信仰自由，国家保证各种信仰权的自由行使，要求教会中立—，而且还规定了国家与教会之间的人事与财产关系；

比如，在人事关系方面，国家不再负担神职人员(主教﹑神甫﹑牧师﹑犹太教法师等)的工资，与此同时，国家也失去关于主教任命的否决权，主教任命权完全由罗马教宗行使；

在经济关系方面，“政教分离法”把原先属于“宗教公用事业机构(établissement public du culte)”性质(相当于“国家事业单位”)的宗教团体(教会)改变成社团协会性质的“宗教管理协会(association cultuelle)”；规定这类“宗教管理协会”有权接受用于宗教活动开支的募捐，但中央政府以及各级地方政府不得给予教会任何政府补助；

与此同时，“政教分离法”也对教堂建筑的产权和使用权作出了规定。

而法国教堂建筑的产权归属，曾经有过这样一段波折：

在1789年大革命时期，法国各地的各类教堂建筑曾都被没收，成了国家或市政府财产；1905年“政教分离”法律生效后，新教﹑犹太教等其它当时已存在的教会都通过成立“宗教管理协会”购买了原来用于宗教活动场所的建筑物，成为教会自己的财产；法国政府希望势力最大的天主教会也能象其它宗教一样，赎回教堂建筑财产，但遭到了天主教会的拒绝。

当时的罗马教皇披耶十世(PIE X)因担心影响天主教会的组织机构，明令禁止法国教会成立这类“宗教管理协会”；

法国政府和天主教会为此“僵持”了一段时间，直到1907年1月2日“关于公开行使宗教信仰活动的法律(Loi sur l’exercice public des cultes)”颁布，这一问题才得到解决；

这部法律对法国教堂建筑的产权归属作出了妥协，也即规定：凡1905年以前修建的教堂建筑，其产权归国家(中央政府)或地方市政府所有，但国家和市政府必须免费提供给教会作为宗教活动场所；1905年以后兴建的教堂的产权则由建造者完全拥有。

按照这一法律原则，巴黎圣母院建筑物的产权历来十分清楚：它属于法国中央政府所有，也即如一般人所说的，是“国家财产”。

在这个意义上，说巴黎圣母院“象征法国，代表法国”倒还真是“名副其实”：她和巴黎人及法国人的连接不只是历史﹑精神或文学上的；即便在财产归属上，巴黎圣母院也的的确确“属于法国人民”，而不是天主教信徒和教会的专属财产……

法国的宗教文化遗产：法式“政教分离”的一个“怪胎”

法国国家和天主教会的这一财产关系经1905年政教分离法律和1907年法律确立之后，一直延续至今，形成了当下法国特有的宗教文化遗产格局，即：一方面，国家拥有极其丰富的教堂建筑及艺术品遗产，成为各地发展文化事业与旅游产业的重要资源，但另一方面，它又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教堂建筑和历史文物遗产保护与维修的资金压力。

法国政府究竟拥有多少座教堂和宗教文化遗产？

对于这一问题，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谁也无法提供一个确切的数据。

2016年9月，法国天主教最高议事与决策机构—法国主教会议(Conférence des Evêquesde France)经过一次大规模的清典调查之后公布了一系列相关数据：截至2016年9月12日，法国全国共有教堂(églises)和小教堂(chapelles)42 258座，其中40 307座产权属于中央政府(国家)和/或作为地方政府的市政府，1951座属于教会的私有财产。这些数字还不包括设在修道院﹑医院﹑监狱﹑中学﹑军营中的小教堂或私人小教堂；

另外，据法国“宗教文化遗产观察站(Observatoire du Patrimoine religieux)”2018年5月15日公布的数据，法国全国共有包括天主教在内的各种宗教建筑71920座，用于天主教会宗教活动的场所50 999处，其中包括曾经用作宗教仪式场所的教堂或小教堂废墟(ruines)和遗迹(vestiges)。

根据法国文化部遗产清典处主持的“梅里美数据库(Base Mérimée)”提供的数据，截至2019年1月4日，法国本土拥有经认定具有文化遗产价值的宗教建筑(édifice religieux d’intérêt patrimonial)的数量为：26 723座天主教教堂，512座新教祠堂(temple protestant)，196座犹太教堂(synagogue)，9座印度教寺院(temple hindouiste)，6座清真寺(mosquée)和2座佛教寺院(temple bouddhiste)。

显然，法国式的“政教分离”在这儿造成了一种极为奇特的现象，即：信徒众多势力强大的天主教会不拥有自己从事信仰活动的场所，而世俗化的国家却是绝大部分它绝对不能介入活动的教堂的业主！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当我们提到法国“国家拥有教堂建筑产权”时，实际上指的是：在法国全国42258座天主教教堂中，93座为大教堂(cathédrale)，其中86座属于中央政府(Etat)的财产，其余4万多座教堂和小教堂(églises et chapelles)则是市镇(communes)这一级地方政府的财产。

依照1905年的“政教分离”法律，法国中央政府和地方市政府将所有这些教堂建筑的使用与管理权交给了天主教会，由教会承担日常开支，但是，建筑物的维护和修缮费用则还必须由业主，也即中央政府或市政府负责承担。

法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把教堂建筑作为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并以此名义承担维护开支。中央政府的这一开支列入文化部的文化遗产保护预算；根据“2019年度财政法律”，也即法国中央政府的预算，文化部预算只占整个中央政府预算的2.1%，而文化遗产保护基金又只占文化部预算的3%，即每年约10亿欧元，其中1.3亿用于历史文物大型整修项目，3.26亿用于大型项目以外的文物维护与整修，2.1亿欧元转拨给各级地方政府用于各地文物的保护；

简单地说，这一预算远远满足不了包括宗教建筑在内的历史文物的维修和保护需求；

最近几年来，法国中央政府通过“地方分权”法律，把愈来愈多的文物保护事权让渡给地方政府，促使地方政府承担更多的文化遗产保护职责和维护开支。与此同时，中央政府不仅鼓励私营企业参与文化捐助，而且还通过出租公共建筑修缮工地广告空间和举办文化遗产博彩(loto du patrimoine)等前所未有的手段筹措文物保护所需的资金；

尽管如此，还依然面临严重的资金不足，据一份国民议会报告称，由于缺少预算经费，使得近2000个保护文物受到威胁；而最受冷落，也最受破损威胁的也包括该由中央政府承担维修的大教堂，例如，2019年，中央政府计划用于归它管辖的包括86座大教堂在内的200座建筑的维护经费预算仅为1882万欧元，修缮预算7180万欧元。

巴黎圣母院失火前刚刚开始的整修工程预算总计2.1亿欧元，但法国政府文化部只能为其提供4000万欧元，而且是从2019年至2029年每年只能给予400万欧元(仅安置工程脚手架一项就需要200万欧元！)，其余的修缮经费只能靠业主(中央政府)以外的机构或企业文化捐助人(mécènes culturels)的捐助……

当然，巴黎圣母院这场劫难引发了无数人的善心，短短几天内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10多亿欧元的重建捐款，巴黎圣母院的重建资金自然已不成问题，但对于法国政府来说，维护包括宗教建筑在内的其它文化遗产依然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

从教会和教堂分布看天主教对法国社会的历史影响

法国虽然是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但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所拥有的4万多座教堂的分布中，却可以见出“宗教势力”对法国当代行政和社会组织所产生过的巨大历史影响。

在这儿，对法国天主教会的组织架构和法国现行行政区建制作一对比也许有助于充分揭示这一影响。

与法国目前设大区(région)﹑省(département)和市镇(commune)三级行政区的行政建制一样，法国天主教会的组织大致上也分为三个层级：

第一个层级为“教省(provinces ecclésiastiques)”；根据罗马教廷2002年的决定，法国本土设15个新的教省，分别为：Besançon/布尚松﹑Bordeaux/波尔多﹑Lille/里尔﹑Clermont/克莱蒙﹑Dijon/第戎﹑Lyon/里昂﹑Marseille/马赛﹑Montpellier/蒙贝利埃﹑Paris/巴黎﹑Poitiers/波瓦梯埃﹑Reims/兰斯﹑Rennes/雷恩﹑Rouen/鲁昂﹑Toulouse/图卢兹和Tours/图尔；

每一个教省为总主教区(archevêché)所在地，由一名总主教(archevêque)主持。

天主教会的“教省”大致相当于法国目前行政区划中的“大区/région”(当然涵盖的地理区域并不完全相同)。

而“总主教(archevêque)”的地位相当于世俗行政区中代表中央政府的“大区行政长官(préfet de région)”和作为地方政府长官的“大区议会主席(Président du Conseil Régional)”。

在“教省”之下，设有“主教管区”或“教区”，法文叫“Diocèse”。法国本土共有93个教区，另有海外省教区11个；

每一个教区设一名主教(évêque)，并拥有一座由主教主持的大教堂(cathédrale)；

天主教的“教区”相当于法国行政建制中的“省/département”，基本上每一个省都与一个教区相对应，有的教区含2个省；教区通常以大教堂(cathédrale)所在城市的名字命名。

而“主教(évêque)”的地位相当于每一个省级行政区中代表中央政府的“省长(préfet)”和作为省级地方政府长官的“省议会主席(président du Conseil départemental)”；

1905年“政教分离”法律实施之后，只有教省总主教和教区主教主持的大教堂(cathédrale)或圣殿大教堂(basilique)归属中央政府所有，其它教堂和小教堂则属于地方市政府的财产。

法国天主教的最基层“组织”是遍及整个国土﹑几乎可说“无孔不入”的 “堂区(paroisse ecclésiastique)”；

每一个“堂区”由一个信徒团体(communauté de fidèles)﹑一位本堂神甫(curé)﹑一座教堂(église)和一块墓地(cimetière)构成；

而近4万座教堂(église)形成的这一“网络”，不仅是凝聚信徒传播教义举行礼拜仪式的场所，而且在王权时代就曾承担过征税的“行政”职能；在历史上，教堂除了承担过出生﹑结婚﹑死亡等人口与户籍档案登记任务之外，还曾兴办教育和慈善事业，对无论生活在乡村还是城镇的每一个法国人的生活都曾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对于一个法国人来说，无论是否信教，教堂建筑是他/她一生中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的一个烂熟于心﹑甚至融入潜意识的景观。

而法国也曾有“10万个教堂钟楼的王国(royaume aux 100 000clochers)”之称；“10万个钟楼”虽然是一个形容数量之多的“虚数”，但其实也是指这样一个现实，即：除了每一座教堂都有一个高高耸立的﹑通常作为本村﹑本镇﹑本市或本地地标性标志的钟楼之外，许多医院﹑学校﹑军营﹑城堡或私人府第也有习惯建造一个带小钟楼的小教堂，所以，全国4万多个“堂区”很容易遇到10万个﹑甚至更多的“钟楼”；而教堂钟楼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自然具有某种特殊的﹑并不一定与天主教或宗教相关的象征意义。

一个最著名的例子是：1981年，作为法国左派社会党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的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为了打动以乡村为生活环境的基层选民，曾专门设计了一张隐隐约约带教堂钟楼尖顶画面的竞选招贴，结果成功当选，成为第五共和国的第一位左派总统。据专家分析，这一竞选招贴功不可没；而这也足以见证“教堂”形象对法国人心理影响的重要程度……

这儿需要指出的是，在法国的社会行政组织历史中，教会组织远远先于现代行政组织。

作为现代行政最基层单位的市镇(municipalité或commune)这一级建制只是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才正式设立。

1789年12月14日，法国当时的“制宪会议(Constituante)”通过了一部关于设立市镇这一级最小行政单位的法律。这部法律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当时根据米拉波(Mirabeau)的主张，没有“另起炉灶”重新设计划分新的行政区界，而是把当时业已存在的教会堂区(paroisses)或修会(communautés)几乎都升格为市镇(communes)；

这也就是说，法国的市镇这一级基层行政单位是在原有天主教“堂区”的基础上建立的。这便造成了法国“市镇”这一级地方政府迄今依然具有的几大特色：

首先是数量繁多：截至2019年3月1日，法国本土和海外省共有市镇34968个；这一数量使得法国是欧盟市镇数量最多的国家，据2004年统计，欧盟共有市镇75000个，而法国人口只有欧盟人口的16%，面积只有14%，但却拥有49%的欧盟市镇数量；

其次是规模大小相差悬殊：例如，据2018年法定人口，最大的巴黎市人口2206488人，最小的市镇中有29个市镇人口少于10人，平均人口规模为每个市镇1800人，接近欧盟市镇的平均人口水平；

第三，市镇与教堂并存：据记载，1789年大革命中共设立了41000个市镇；至1802年—1803年间，市镇数量减至40200个，天主教堂区30400个；此后，尽管发生不断演变，但法国的市镇数量与天主教“堂区”基本上保持了相近的数量和规模格局。

230年以来，法国的一个市镇(尤其在乡村地区) ﹑一座教堂和一所学校的自然与人文景象基本未变……

阿尔萨斯：一个法国式“政教分离”的“例外”

这儿值得特别一提的一件“怪事”是：法国的1905年“政教分离法”并不适用于整个法国领土。

那是由于历史原因，当法国于1905年颁布“政教分离法律”时，当时的阿尔萨斯大区和洛林大区的摩泽尔省(Moselle)还属于德国领土，还在德意志的统治之下。因此，“政教分离法律”不适用于阿尔萨斯大区(Alsace)和洛林大区的摩泽尔省(Moselle)。

尽管阿尔萨斯和摩泽尔省早在1919年就已回归法国，但直到今天，依然不受“政教分离法律”的管辖。

也就是说，在宗教事务方面，阿尔萨斯和摩泽尔省一直享受一种基于1801年拿破仑签署的“和解协议(Concordat)”的特殊体制；这一特殊体制的主要特征包括：

第一，宗教课是这三个法国省小学和初中学生的规定必修课；

第二，通过历史上的“和解协议”得到国家承认的天主教﹑路德教(luthéranisme)﹑新教(religion réformée)和犹太教四大基督教教派的所有神职人员(主教﹑神甫﹑牧师﹑犹太教法师)的工资均由中央政府负担；也就是说，法国这三个省的神职人员至今还保留着中央政府公务员的身份！

第三，斯特拉斯堡教区和梅斯教区仍然为梵蒂冈教廷的直辖教区；梅斯主教和斯特拉斯堡主教的任命方式不同于其它法国教区：也就是说，在得到罗马教廷同意后，他们必须通过法国总统颁发政令任命；新教及犹太教教会议会(consistoire)成员﹑主席以及大法师(grand rabbin)由总理政令任命，三个教派的牧师(ministres)则由政府中主管宗教事务的内政部长任命。

这便是很多法国人并不一定知晓的法国政教关系中的一个很特殊的“阿尔萨斯例外”。

在法国式“政教分离”的背景下，法国天主教会与法国当代行政体制间的这一称得上“错综复杂”和“千丝万缕”的历史和渊源关系给人可能带来的启示也许是：

尽管几十年来，由于社会普遍的信仰危机以及教会本身在社会生活问题上的保守立场等种种原因，原先一直享有“长女权(droit d'ainesse)”的法国天主教会的影响力不断式微，已不再是一种对法国社会起“结构”作用的力量；作为精神信仰的天主教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心，但是，正如今年3月7日刚刚出版的两本探讨法国天主教演变与未来前途的新书—《法国群岛(L’archipel français)》和《一场天主教反革命(Une contre-révolution catholique)》—的作者杰罗姆•富尔凯(Jérôme Fourquet)和亚恩•莱松杜克勒齐乌(Yann Raison du Cleuziou)所说的，“天主教基质(matrice catholique)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天主教的终结(La fin de la matrice catholique ne signifie pas la fin du catholicisme)”；虽然精神性(spiritualité)崩塌了，但是，象教堂﹑钟楼﹑圣诞马厩这样的象征符号不仅还作为一种“文化遗产性天主教(catholicisme patrimonial)”存在于民间，而且甚至返回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被部分法国和欧洲的右派作为一些身份认同参照加以利用。而且，亚恩•莱松杜克勒齐乌还认为，天主教即便作为少数派，也不会象其它少数派那样，他们还是拥有许多“遗产和组织方面的资源，能给予他们一种无可比拟的优势”。

因此，那些在这次巴黎圣母院劫难或在其它与法国相关的时事或事件中唯恐天下不乱，一厢情愿﹑迫不及待地炮制“欧美主流媒体集体沉默”不报的假新闻，以营造法国和欧洲“沦陷”﹑“被占”﹑“没落”气氛，挑起宗教和族群矛盾的人们，也许还不应该高兴或悲观得太早：或许正是因为拥有这一天主教“遗产与组织资源”，法国将能以它一贯的精神价值和方式，度过诸如巴黎圣母院火灾这样的劫难，克服种种困难，重振经济与文化，并始终为人类社会指明一种充满人性的演变和发展选项……

资料来源/Sources：

https://www.interieur.gouv.fr/Actualites/Dossiers/La-laicite

https://eglise.catholique.fr/guide-eglise-catholique-france/

http://www.cours-de-droit.net/l-organisation-administrative-de-la-france-a121611840

https://www.falanxi360.com/index.php?s=/news/show/id/3116

https://www.la-croix.com/Religion/Catholicisme/Le-catholicisme-francais-face-avenir-2019-03-06-1201006940

(图片来自网络)

推荐阅读：

巴黎市长再次因“巴黎脏”遭非议：巴黎到底为什么这么脏？

巴黎市政府首次销售相当于市场半价的每平方米5000欧元的住房

马克龙和布老师宠爱的“国犬”与“法式禁足”中的“遛狗”

今天的巴黎市议会中，谁是“巴黎公社”的继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