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刘国鋕狱中“错误”问题的考证（上）

原创歌乐山的黎明红岩往事

文/若水

在重庆解放初的烈士等级评定中，刘国鋕最终被评为丙等二级，究其原因是评定委员会认定刘在狱中犯了错误。半个多世纪之后，从现在能够看到的相关资料和对当年集中营幸存者以及有关历史研究者的访谈中细细探究，关于刘国鋕的所犯“错误”一说是否成立存在着诸多的疑问，本文尝试综合各种材料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

一、有关材料

目前能够看到的关于刘国鋕狱中“错误”的材料如下：

（1）罗广斌所写《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刘（国鋕）既被捕,冉乃交出刘手下的干部,说有?十多人，刘无法应付，凑上许多已走的人，曹开域等（七月廿多号报上公布，一九四八）便是刘讲的，但无地址，未捕人。凌春波、周国梁、杨邦俊也是刘说的，但后来他们又回重大，所以被捕。”

（2）歌乐山烈士陵园刘国鋕档案000004号中写道：“刘德彬（说刘国鋕在敌人面前承认了重大学生凌春波、周国梁等是他领导的）”。

（3）歌乐山烈士陵园刘国鋕档案000056凌春波1972年写的材料中说：“张文江对我说：重庆大学三人（周国梁、杨邦俊和我）是冉益智交出，刘国鋕证实的”；“一九六0年罗广斌对我讲，刘国鋕考虑我们撤退了，因此与冉益智商量了我们三人，但刘国鋕不愿意交，是由冉益智出面代交的。罗广斌又说，在一次刑讯中，刘国鋕曾供出蜀都中学曹开等三人，但因曹开等人已撤离，敌人未捕到。”

（4）歌乐山烈士陵园刘国鋕档案000001-000003号《关于呈报继续宣传刘国鋕烈士的意见》中写到如下内容：……但唯有罗广斌在材料中提及：“刘被捕后总的表现较好，牺牲时也很英勇，但在狱中曾犯过严重错误，当叛徒冉益智向敌人供出重庆大学凌春波等四人是刘领导的，凌等被捕后也向敌人自首上级是刘时，刘在审讯中也承认是凌的领导人。”（此处是引用罗广斌1966年7月20日的材料）

（5）歌乐山烈士陵园刘国鋕档案000009号上粘贴的一张小纸片上有几行小字：“刘国鋕……受刑后曾出三人名，（未被捕已撤离），但不屈服……。”

二、以上材料的来源分析

材料（1）来自于1949年12月25日罗广斌上交给重庆市委的《报告》，这也是现在能够看到的最早一份有关刘国鋕这一问题的资料。罗1948年9月被捕，先关押在渣滓洞，1949年2月初转押白公馆，8月以后与刘国鋕同一囚室。这几句话的来源可能有两个，一是罗在白公馆时听刘国鋕所述，二是罗在渣滓洞时所听到的狱中传言。第一种的可能性极小，歌乐山烈士陵园刘国鋕档案000009号是烈士资格评审过程中罗所写刘国鋕的情况：“狱中表现坚强，至死不屈，临危拒绝下跪。高呼口号，唱国歌。没有留遗嘱（本来可以写遗嘱带出去，他觉得用不着，干脆不写）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在解放战斗（争）胜利以后，迅速完成繁荣经济、发展生产的任务，完成死难同志们的共同遗愿！”

罗广斌是个党性很强的人，在其《报告》中将邓兴丰、张文端这样只是态度比较软但并没有交人的难友都列入了叛徒之列，单从《报告》中有关刘的这几句话字面意思来看刘的问题要比邓、张严重得多，如果是听刘亲口所述，罗不可能对刘国鋕有这样的评价。另外据凌春波说，他被捕前并未离开过重大，刘国鋕1948年4月被捕，凌春波等人7月被捕，凌被捕后没有见过刘，刘身在狱中也不可能知道凌春波等人因回重大而被捕之类情况。而在渣滓洞有一段时间关于刘国鋕叛变的谣言流传甚广，曾紫霞解放初期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提到：“辗转的消息传来，说他（刘国鋕）叛变了！说抓了四十几个学生来……。”她在《刘国鋕》一书中也有如下描述：“……特务们却制造了国鋕出狱的谣言。谣言传至牢房，曾经喧嚣一时。谣言之所以能传开，是由于叛徒刘国定，他同国鋕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个头也差不多，刘国定确实在狱外多次被人看到，在监狱隔绝的情况下，这两个人姓名、个子的类似，给特务制造的谣言帮了忙，有一些同志一度的确发生了误会，弄得真假含混，让特务制造的谣言，喧嚣一时。”以此推断，《报告》中这几句话最有可能是罗在渣滓洞时所听到的关于刘国鋕的传言。

材料（2）来自刘德彬上世纪70年代所说，刘德彬1948年6月被捕，一直关押在渣滓洞，从未见过刘国鋕。一种可能是他在狱中时听到的传言，另一种可能是他解放后听罗广斌说的。

材料（3）来自凌春波转述张文江和罗广斌所言，张文江被捕后一直关在渣滓洞，所述同样来自狱中传言。

材料（4）来自罗广斌。

材料（5）年代不详，是贴附在歌乐山烈士陵园刘国鋕档案000009罗广斌所写刘国鋕狱中及牺牲时表现的材料上的一张小纸片中的内容，有可能是烈士评审时的材料，作者不详。因为烈士评审时叛徒、特务大多尚未归案，烈士评审委员会对烈士资格的认定基本来自罗广斌等狱中脱险人员所述情况，所以极有可能来源也是罗广斌。

三、对以上材料的质疑

质疑之一：关于刘的这一问题目前能够看到的材料全部来自狱中脱险人员，而在解放后归案的特务及叛徒的交代材料中却找不到任何记录，不论是审讯过刘的徐远举、张界、陆坚如还是叛徒骆靖文在解放后的交代材料中涉及刘国鋕的内容都说刘坚守气节，宁死不交组织。《公安缉凶揭秘》一书的作者孙曙经过重庆市委常委、公安局长的特批看过解放后对特务和叛徒预审的档案，他谈到：在所阅解放后对特务和叛徒预审的档案中从未发现有谈及刘国鋕对敌人说过什么的记录（2005年8月孙曙访谈录音）。

质疑之二：几份材料中最值得探究的是罗广斌《报告》中的这几句话，单从字面上看，刘是有严重问题的。但令人疑惑的是罗对此事只有叙述而无一字评论。从罗的《报告》中可以看出，罗的《报告》中不论是对叛徒还是其他难友的行为言语多有褒贬，甚至对胡友猷接受了冉益智五元金元券这样的小事都颇有微词，却对刘这样严重的问题未置一词。罗《报告》中对其他人的变节行为都是用“交”，在此却只用了“说”、“讲”，刘在什么情况下对什么人说的，如何讲的都未有提及。在《报告》其它内容中，罗未有一字对刘有所批评，关于刘的内容全部都是正面描述。

质疑之三：关于凌春波三人的问题。凌春波在我们的访谈中曾经谈到：“我们的判决书上提到是冉益智交的，敌人在审讯的过程从来没有提到刘国鋕说过什么，总之在我们滚案子的过程中证实了他没有交代什么东西，我编造了一段故事，敌人就相信了，可见得刘国鋕对案情没有涉及到，可见得还是好的。（我是重大）学运负责人是冉益智交的，我矢口咬定不承认搞什么学生运动，我编造了刘国鋕要介绍（我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他的被捕而未果，这不是事实，而是为了对付敌人，所以我们在渣滓洞只住了一个月，就移到特刑庭。重大‘六一社’是我在负责，筹备党支部、发展党员这些刘国鋕是清清楚楚，他并没有说，我那么一滚，敌人就差不多相信了……”。如果是刘国鋕对特务说过关于凌等人的情况，不论是在什么情况下如何说的，为何凌春波等人被捕后并未与刘国鋕对过质，在审讯中特务也从未提到刘说过什么，这都是令人费解的。

至于材料（3）中凌春波转述罗广斌的话是否准确暂且不去研究，这段描述在逻辑上很难说得通。第一，刘国鋕已知冉益智是叛徒，是否还会去和他“商量”什么；第二，刘在渣滓洞期间一直是被单独监禁，不准放风的（见曾紫霞所著《刘国鋕》），从现有资料看转白公馆后刘也未与冉同牢。《美蒋特务重庆集中营罪行实录》中曾写道：“住在楼下的刘国鋕同志，把家中送来的香烟中装进了一短截铅笔，以送香烟的方式，到达了陈然（挺进报编者）的手中。”曾紫霞所写的《刘国鋕》中也说刘转到白公馆后与王朴、谭谟关在楼下六室。而按罗《报告》的描述，冉益智应该是与陈然同牢，关在楼上。从解放后郑业瑞、郭德贤等人的回忆文章中来看，白公馆各牢房是不同时放风的，而且敌方也不应该把同案犯人关在一起，刘、冉共同“商量”的可能性非常小。第三，“但刘国鋕不愿意交，是由冉益智出面代交的”这句话让人难以理解。交人或是因为挺不过严刑拷打，或是为了保命，由别人代交的目的是什么呢？

另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问题是：按凌春波这份材料所述，刘的行为在任何人看来其性质都绝不仅仅是“错误”。罗广斌与凌并无深交，在此之前罗在《圣洁的血花》、《在烈火中永生》等文章中都是将刘作为烈士典型来宣传，而且当时罗等人已经开始写作《红岩》，知情人都可以看出刘思扬这个形象身上明显有许多刘国鋕的影子。在当年的政治形势下，罗广斌对凌春波这样评论刘国鋕对自己是极其不利的，明显有悖于常人思维方式。

在材料（1）中，罗广斌写道：“凌春波、周国梁、杨邦俊也是刘说的，但后来他们又回重大，所以被捕。”，材料（4）中同样是罗广斌所述：“当叛徒冉益智向敌人供出重庆大学凌春波等四人是刘领导的，凌等被捕后也向敌人自首上级是刘时，刘在审讯中也承认是凌的领导人。”两份材料中关于刘“说了”三人的时间，一份材料说刘交人是在凌等三人被捕之前，另一份则说是在他们被捕之后，罗广斌这种前后矛盾的说法令人非常困惑。

质疑之四：关于曹开等三人。材料（1）之说是“刘讲的，但无地址，未捕人”；材料（3）凌春波转述罗广斌的话“一次刑讯中刘供出曹开等三人，但已撤离，敌人未捕到。”；材料（4）“受刑后出三人名（未被捕，已离开）”实际上与材料（3）基本一致。这两种说法虽然相近，但性质完全不同，一种情况是冉益智虽然知道曹开等人，但具体情况不很清楚，于是交人时说曹等为刘手下的干部，于是特务向刘追逼，刘承认三人为自己领导，但未提供地址等信息，特务无法捕人，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可视为与敌周旋。另一种情况是刘在重刑之下供出了曹开等三人，但因三人已撤离，特务未捕到，这就属于变节行为了。两种性质不同的说法均出自罗广斌，但在解放后特务的供述中却无迹可寻，其中也大有疑问。

刘国鋕被捕的当晚，徐远举亲自主持刑讯，这在徐远举所写《血手染红岩》和曾紫霞所著《刘国鋕》中均有记载，从徐远举的文中可以确定这次刑讯中刘并未说出任何人。在现在能够看到的文献中未见到有刘国鋕受过其它刑讯的记载，如果没有，那么材料（3）和材料（4）中关于刘受刑后供出曹开等人的说法就属于空穴来风；如果后来还有过，那么主持刑讯的是谁，为何徐远举、张界、陆坚如等特务的交待中都未有提及？

另外贴附在罗广斌所写刘国鋕狱中及牺牲时表现的材料上的那张小纸片中的内容也同样令人费解：“刘国鋕……受刑后曾出三人名，（未被捕已撤离），但不屈服……。”经不住严刑而交了人，如何还能被称作“不屈服”？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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