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闻一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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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潭死水，春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这是十几年前闻一多先生有名的诗句，那时的闻先生理首书斋，不问世事，真有些象死水，即使在日本人逼近故都，华北眼看就会沦丧，而国民党反动派拼命屠杀爱国青年的时候，闻先生还是深藏在清华园里，甚至“一二·九”的风暴，也未能在诗人的心上激起应有的波纹。西安事变发生了，严重的局面，逼人而来，闻先生才逼得发声了，可是他不责备张杨，也不责备专心内战、媚敌祸国的集团，他责备北平的学生，说是由于他们的救亡活动，引起了西安事变，以致领袖陷于险境，国家也陷于险境……。显然那时的闻先生是如何地不明世事，昧于现实呵，似乎连惊天动地弥漫全国的救亡运动底意义，都不明白！
没有人说那时的闻先生不知道爱国，没有人说那时他没有具备象近年来一样的明辨是非炽热纯真的诗人的心。可是为什么那时的言行和近年来的正相反对？无疑地由于那时的闻先生把全部的精神和情感都放到书堆里，自我闭锢在书房内，生活脱离了现实，言行也就昧于现实，因袭的成见压榨着他的脑筋。
闻先生终于参加了政治活动，勇猛热烈，胜过青年人，短短几年就成了民主阵营中最杰出的战士。这一急剧的转变，曾经引起多少人的惊奇。有人以为由于高涨的物价，压碎了书房，把闻先生逼上了梁山。有人以为由于当局空前的贪污腐化，倒行逆施引起了他的憎恨，深重的民族灾难和人民生活的困难，激起他改革现状的热情。有人以为国内外民主运动蓬勃发展，指明了解放的途径，并把闻先生卷进了阵营。一句话，现实环境的改变，转变了闻先生。当然，环境决定着人们的意识，然而环境绝不是一切呵！战时教授们的遭遇差不多都和闻先生相似，可是有几个变成了象闻先生这样坚强的民主战士？
闻先生是诗人，如所周知，他有一颗明辨是非、炽热纯真的心。每个见过闻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有着青年人一样的热烈而纯洁的感情。每一个读过他的课程的人都知道，在治学上他是如何地客观而虚心。具有这样的心肠和态度孜孜不倦地在书房里研究几十年，难道还寻不出真理？
据我所知，至迟在一九四二年，在思想上已经有了重大的变化，在课堂里讲授诗经时，他说中国古代只有几个诗人值得佩服，屈原、稽康、杜甫、白居易，因为他们的诗多少反映了时代的人民的声音，其他知名的诗人，都是统治者的工具和装饰。除了这几人的作品，他偏爱诗经、楚辞和乐府，他说，因为里面有较多的人民的血液。
在联大昆北食堂一次学术演讲里，他说贵族的诗都腐化无生气，只有在抛弃了旧形式，吸取民间的粗疏而健康的诗歌后，才有了些许价值。他列举乐府、词、曲作例证，他还指出诗歌的发展是合乎辩证法的，在黑板上他用力地写下“正”“反”“合”三个字，详细说明。他又说：诗和歌不可分，是人民劳动的产物，是属于劳动人民的东西，只有和劳动人民结合。才能够是健康的有生命力的。他号召大家；“把诗歌还给劳动人民！”
在另一次讲演里，他说艺术是政治的工具，他过去几十年完全走错了路，好多年来他之所以没有写诗，他说因为旧诗腐化无生气，新诗还没有成熟的像样的形式。他劝告那些从事艺术工作而走错了方向的同学说：“企图脱离政治和人民的路是错误的，你们现在走的路我走过几十年，比你们走得远，可是我发现，这条路不通。”这些演讲难道不够说明，闻先生在参加政治活动以前，思想上已经扬弃了自己的过去？难道还不够说明，闻先生献身民主，是如何地自然和必然？
在一九四四年鲁迅纪念会上，闻先生的演讲对他思想的演变有着最好的描绘。他说：“我们过去那种美国式的教育，完全错误，因为它教我们脱离人民。”“过去我们看不起鲁迅，骂他，说他海派，而自鸣清高，现在我才知道，鲁迅是对的，我们错了！”又说：“我们要恨自己，恨自己出身的剥削别人的阶级。”脱离了人民，诗人会变成死水。十几年暗中摸索，闻先生终于达到光明广阔的大道。
众所周知，闻先生学贯中西，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造诣已经超越前人，中国学术界如何需要这样的通人？中国民主革命虽然已有了重大的成绩，无可否认文化战线却远落在政治战线之后，而处在幼稚的境地，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革命正需要闻先生这样的人！精通外国和中国故有的，而又懂得服务于政治，服务于劳动人民，合乎辩证法的规律，这样成熟了的学者，中国怎么损失得起？假如闻先生得尽天年，真不知道对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将有如何重大的贡献！直接和间接地，对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也不知道将有如何重大的贡献！然而闻先生死了，活生生地被法西斯卑劣地暗杀了！这是全人类惨重的无可估计的损失，这是万古不灭、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呵！
闻先生在号召向杀人犯报仇的三小时后壮丽地牺牲了，在为了敬爱的同志和朋友的被暗杀而向新闻界控诉的几分钟之后被暗杀了。闻先生的同志们和朋友们，同事们和学生们，我们不能让他白白地死掉呵！我们必须报仇，必须抓住真正的凶手，这是我们的责任呵……。
为了民主的文化和政治，为了中国的革命，闻先生付出了生命，这是中国学者的光荣，这是中国文人的范型。全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呵！闻先生的道路应当是我们的道路，联合起来，沿着闻先生的道路前进！
原文1946年8月20日发表于重庆《新华日报》第4版。